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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一位35岁的物理学家观看电视时，听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开放了。她并没有同其他人一样匆忙赶往柏林墙，相反，安格拉•默克尔按照以往的习惯，在每周四晚上准时去了桑拿房。
洗完桑拿后，她才步行前往当地的过境通道，进入了西柏林。她在西柏林一个陌生人家中喝了啤酒，但没有在那待到太晚，因为第二天她还要上班。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以后，兴奋过头的东德抗议者包围了克格勃KGB在德累斯顿的大楼。37岁的克格勃中校弗拉基米尔•普京打电话给当地的苏联驻军请求增援，但被告知军方无能为力，因为“莫斯科沉默了”。普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26岁的律师欧尔班•维克托发表了要求苏军撤离匈牙利的演讲，从此声名鹊起；视线再转向波兰，摆脱集权统治的天鹅绒革命让“团结工会”官员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感到失望。自此，他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长期斗争，目标是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
今天，这四人是他们各自国家的领袖。默克尔、普京和欧尔班领导各自国家的时间总长高达49年，而卡钦斯基是波兰未经选举但实际手握大权的幕后大佬，是国家第一大团体“法律与公正党”党魁——现任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曾为该党新闻发言人。
塑造这四个人的正是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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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亲眼目睹了第一次成功的反苏统治起义。在被莫斯科抛弃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走出德累斯顿克格勃大楼的大门。他裸露着胸膛，用德语告诉抗议者：任何人胆敢进入克格勃大楼都会遭到射杀——人群知趣地散去。
但与普京共事的东德特工彻底完了，他们情有独钟的国家消失了。最后，普京一家驾车回到列宁格勒，车上最贵重的财物只是一台用了20年的德国洗衣机。
普京从1989年的革命汲取了教训：绝不能让再这一幕重演。他甚至坚信：如果当时莫斯科没有保持沉默、表现出软弱，就能够制伏那些暴民。
自那以来普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莫斯科不会爆发革命。他是革命的克星。
1989年，默克尔住在东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区。今天，这里已经完全被改造为高档地段。但在20年前，你依然能在一些破旧的公寓外墙上看到二战时留下的弹孔。那里是东德“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在1989年，其中大多数人梦想着一种比西德民主更好的新型体制。但默克尔并不这么想。她只想投入西德的中间派政治，并希望自己做得更好。经历过1989年革命、后来掌握了权力的老将都是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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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默克尔而言，东德时代的终结无疑是件好事。那天晚上从桑拿房出来后，她就已经是一个自由人。
她再也不用在工作单位——东柏林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国家主义“宣传和动员”。西德发放给每个东德人的100德国马克的“欢迎费”也让她感激。后来，她本能地想把这种受到欢迎的体验传递给未来那些寻求自由的人。比如，向数百万难民开放德国边境。
今天，默克尔的总理官邸距离她的老公寓仅有5公里。1989年还以另一种方式给她留下了印记：她认为，就像东德可以在一夜间崩塌一样，欧盟及其带来的一切也是如此。阻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是她的“隐形政治”使命。
波兰在1989年并未经历标志性的革命之夜。相反，团结工会和执政党谈判达成了过渡协议。当时只能如此，因为波兰境内仍驻扎着苏联军队，但团结工会的周刊编辑卡钦斯基对此十分失望。
他的父亲曾参与1944年华沙反抗纳粹起义，这名老兵经常用英勇抵抗外国统治的故事来教导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卡钦斯基兄弟是一对双胞胎）。两兄弟在1989年“感到被排挤，被华沙人民抛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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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卡钦斯基的目标是完成1989年未竟的使命。这意味着铲除异己——因此该党成员如今已经成功取代大城市媒体人、公职人员、法官、外交官以及各大国企老总，成为波兰社会的主力领导者，并将波兰从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在他眼里，外国压迫现在意味着默克尔主政的德国、普京主政的俄罗斯、欧盟、同性恋婚姻和难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1989年发生的一切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
自1989年以后，欧尔班从一个自由派人士演变成了威权者，但不变的是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似乎已经想明白，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票数超过自由派人士。他可能还觉得，身为本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他有权去统治——类似于切·格瓦拉式的“解放者即统治者”。
在这四位中、东欧政治家看来，如今人们歌颂的美好80年代，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骗局。因为宣告理想破灭的1989年，其实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