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周期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而反复发生并呈周期性变化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并有规律的起伏变化，形成政治周期延续中“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长周期现象。通过把郡县制放置于长周期理论下，有助于认识和分析中国国家演进的特点和规律。
10月15日，长周期政治系列论坛举办第二期，围绕“‘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历史纠缠、斗争及当代启示”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下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罗祎楠的发言。
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政治学者们一直不断探索的问题。徐勇老师对长时段中国历史的理论分析，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他将理论、历史与田野结合起来，系统的发展了中国历史长时段“内生性演化”这一历史政治学重要的理论领域。我希望从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学术史、以及徐勇老师研究的内在理路的角度，谈一下我对长时段历史政治学研究的理解、并以此为例来谈谈对历史与理论关系的思考。
自二十世纪开始，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基本的特点，无论是日本的东洋史学界提出的秦汉帝国形成问题，唐帝国的形成问题，唐宋变革问题、或者是美国学界提出的宋元明转型问题，明清转型问题等，这些论题体现了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叙述中国历史长时段的结构性变化发展特点。国际学者之所以关心这些问题，也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好的了解现代中国的一些基本特点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他们将自己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回溯于历史之中，去说明哪些所谓现代中国的特点，已经在历史中形成了。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如内藤湖南对中国专制主义在宋代起源的研究，美国学者对中国地方乡绅精英支配历史根源的研究等。正如一些学者已经反思到的，由于这些研究试图从历史中挖掘出现代中国的影子，因而他们无不受到了历史目的论（teleology）的影响，而并非建立在系统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的解释性研究。
反观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从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五朵金花的争论，八十年代也曾有过关于历史与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更加转向对断代历史的研究。学者们着重对不同时代的细微问题进行研究，却并不很关心类似长时段变化这样的宏大问题。2000年之后，受到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史学逐渐常识超越王朝划分，而展开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在政治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囿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概念—如中国的专制主义王权问题、官僚制问题等。代表性的如王亚南等学者，尝试回答中国的官僚体制的长时段结构性特点。但是，这些探讨更多的受到了已有的经典作家如韦伯（Weber）等的观点的影响，基本上依然在描述中国历史的一些所谓全局性特点。而在此描述中，中国成为一种停滞的历史存在。学者并不关心中国自身如何孕育了自我的发展和变化。隐含在已有的历史结构描述背后的，是国家-社会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君主专制、士大夫政治特点。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则强调中国的中间层、地方共同体、地方精英特点。无论是以国家还是以社会为中心，这些研究不具有解释性。学者们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如何能变”以及“如何不变”的问题。
徐勇老师将对长时段历史的解释（explanation）作为研究重点，以此系统的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历史“内生性演化”这一学术命题。从而在一个新的视野中重新探讨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变化问题。“内生性演化”关注中国治理的“演化”之路如何“内生于”历史之中。这就使“解释”中国历史中的“变”的问题—并且在“变”的问题中理解不变性—成为学理发展的重点。这促使学者们思考，如何从国际学术界已经习惯的基于国家——社会二分法而得出描述性的结构研究，走向对一个长时段历史变化的解释性的研究。在“演化”的视野中，中国历史是充满了变化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过程无法归结为某种固定的结构特征。而与此同时，在看似稳定的结构之中，却是充满了演化与创新。正是渐进性的演化过程，塑造了中国历史看似稳定的结构性面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是“内生”于中国历史自身的。
对内生性演化问题的探讨，需要学者从历史、理论、田野、方法等不同领域推进研究，而不只是囿于某种成见。徐勇先生正是以他丰富的田野经验体验，感受到历史变化内生性的中国之源；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启示下，将具体的田野经验上升为理论的阐发，为内生性演化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导引下，将内生性演化转化为社会科学的学理性研究。
徐勇先生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源性讨论，他敏锐的抓住了马克思的论述：“社会关系具有创造政权的力量，而不是政权创造社会关系”。这一论述不再只是将国家或者社会视为相对固定的研究本体，而是开始将“关系”视为解释本体。基于关系的研究，也使得对于“变”的分析和对于“不变”的分析成为了可能。
徐勇先生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历史变化中的宏观因果机制：传统国家治理者要应对社会关系的不断的变化，由于这种关系具有稳定性，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与此同时，社会关系具有叠加性与扩展性的特点，因此，治理者就需要去应对这样的变化，从而促生出新的制度创造。一个制度在看似稳定的时候，同样在面对着不断变动的社会关系对它的影响，制度由此强化，削弱、瓦解或生成。而社会关系的稳定结构特征，又能使中国的治理制度保持长时段相对的稳定。制度的变与不变是由社会关系的变与不变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表现为血缘性关系与地域性关系这样的特征。而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则是由其叠加性、扩展性体现出来的：人具有能动性，不断的扩展着自己的关系。这就使得在血缘性和地域性这样的稳定结构上，又会不断的衍生出既符合结构特点，又体现具体历史情境特点的新的具体关系。而治理者就是要应对这样变中含不变，不变中又含有变动的关系系统，从而使得中国的治理制度也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有度的特点。
我认为，徐勇老师的研究体现了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处理历史材料时的特有力度。比如，郡县制在宋代发展出“路”这一级的官僚组织。宋史学界也看到，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路一级官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唐代州县体制所面临的在应对社会力量时的财政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又成为新的制度遗产，逐步演化成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省一级的官僚体制。正是在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不断互动中，历史的制度开始逐渐的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逐渐叠加成相对稳定的制度系统。制度的不断叠加，应对了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这样的内生性演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经常看到，从而使得中国的制度体系成为既有复杂面貌，又有稳定结构的不断演化的有机系统。
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向对社会关系与治理制度的探讨时，一些新的研究论题也被照亮。理论视角就如同照向历史客体的光柱，光柱的意义正在于可以照亮那曾经无法看到的黑暗的部分。比如，徐勇老师提到郡县制体现了行政性的整合，而不是政治性整合。行政性的整合无法真正突破中国血缘性社会关系对国家治理的分解性作用。这一观点促使政治学者重新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国家制度供给能力的问题：即制度如何应对社会关系带来的挑战，从而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我们可以思考新的问题：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的转型动力是什么，这种转型的特点是什么，这种转型又为什么可以完成，未来的方向又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思考更加细致的问题，比如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时代也有一些和现代非常类似的制度（如省-市-县的基本结构安排），可是为什么这些看似类似的制度却无法产生和现代中国国家相匹配的应对社会关系的能力呢？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以往学术界提出的一些问题给予新的探索。比如，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传统中国专制主义的产生根源问题。也许正是由于国家制度无法应对社会关系的叠加和扩展，反而加强了迈克尔曼所说的国家专制型权力（despotic power）的生成。因为当国家没有办法去统合社会力量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强不需要和社会协商的专断权力。这些问题，都是以往持历史目的论的学者所忽略的。学者们会假定历史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而不会去解释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动态中专制性的权力如何成为可能，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结构在维系着专制权力的运行。我们还可以思考，现代国家如何突破了这样的制度供给瓶颈？实际上，徐勇老师在他关于国家化与农民性的讨论中已经开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讨论到中国现代国家如何有能力去对农民性的社会进行新一轮的整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等问题。这些研究也提示我们思考，是什么样的因果力量使现代中国可以突破传统中国的制度瓶颈？
徐勇老师对血缘关系等问题的提出，并非是照搬于某些基于别国经验的理论。他的研究来自于田野中国学派对中国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理解。这是基于深度中国社会调查而得出对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本真性理解。这样的研究延续了中国社会科学自费孝通、林耀华、燕京学派时代便已经开始的注重乡土体会的学术传统。比如，在“祖赋人权”的讨论中，他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正是在国家社会二分之下构造出来的人权观念。他通过对乡土中国本真生活的体验，提出祖赋人权的概念。祖赋人权代表了人们镶嵌到国家与宗族相互认同的关系格局中而产生的行动理性。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关系结构性特点的“血缘性”关系，这一框架也同样生发于长时间的田野体会之中。这并不是一个外来于中国的架空的理论框架，而是内生于中国本真的田野生活之中。
上述研究，体现了致力于理解中国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他们相信，研究者需要回到中国自身的田野生活中去理解中国。任何所谓外来的政治学理论框架，任何所谓的科学数据分析方法，如果无法经受住中国自身田野经验的检验，便无法真正成为理解中国的知识。与此同时，对中国本真的田野体会，也也需要经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提炼和分析，才可以超越复杂的具象世界，进入对历史整体宏观发展趋势的理论解释。学者们将田野、理论与历史融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理解与分析、历史与现实的不断交错中，一个新的历史性的中国将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勇老师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理论交汇所产生的学术活力：中国学者将对中国历史的深切理解与社会科学理论学养结合，为人类政治文明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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