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海录》作者崔溥（1454—1504），号锦南，朝鲜人。朝鲜成宗八年（中国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殿试进士第三名，33岁时莅济州岛为官，次年闰正月初三，在渡海回乡为父奔丧途中，遭遇风暴袭击，偕同船42人，漂流至中国浙江台州临海县地。最初疑为倭寇，经六审而释疑，受到明朝地方和朝廷的礼遇。遂自浙不由陆路至杭州， 杭州走水路，沿京 运河经扬州、济宁、临清、天津至北京，再由陆路至鸭绿港式，返回故国。朝鲜国王令他将136天的海陆经历用汉文叙写撰呈朝廷。朝鲜国王看后备受感动，遂遣使赴北京致谢。
《漂海录》用日记体叙写，将崔溥在中国8800里行程所见所历实地描摹，展现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明代早期运河沿岸城市的山川形势、市容市貌、名胜风物，其中不仅有衙署、钞厅、榷关、税课局、工部厂、漕运府等这些难得的资料，甚至连市井中物产、民居、服饰、器用、货 也无不涉笔，资料的详确、识见的真卓，堪与地方志相比肩。
崔溥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十四日到临清，他在书中写道：“十四日，晴。至临清这观音寺前。寺在两河交流之嘴，东西设四闸以贮水。寺东以舟作浮桥，以通于县。县城在河之东岸半里许。——县治及临清卫治俱在城中。——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臣等沿清瑞河而北，过漏浮关、药局、新开上闸、卫河厂、板下闸、大浮桥，至清源驿前留宿。”文中“观音寺即现博物馆驻地，元代运河与明代运河相交这地，当时又称“观音嘴”。“清泉河”即现在鳌头矶至头闸口这段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所开凿的新河，因临清古称清泉县而名。“漏浮关”指临清钞关，因两岸设墩台铁索浮沉拦船榷税而名。“药局”即现在博物馆西侧的剧院至同兴斋鞋厂一带，是官设医疗机构，即“漕运医院”。零售药店多设在二闸口北“金牛巷”（现后关街）。《临清州志•公署》载：“惠民药局在东河浒，疗漕运官卒”。“卫河厂”在头闸口，是存放贡砖，以备装船北运之所在。“新开之闸”、“板下闸”即二闸与头闸。“大浮桥”即连接竹竿巷与青龙街，跨卫河的浮桥，又称“广济桥”。“清源驿”是官府接待过往使节、官员 、显贵、公差的驿馆，即“招待所”。《临清州志•公署》载：“清源水马驿，在会通河南岸，北向。明洪武五年（1372年）创，永乐十三年（1415年）知县刘靖增葺，有重，有序，有门，有楔（门旁大柱）”。现遗址仍存，尚有二进院落、二门、穿厅、厢房、楼、厅及二进跨院，今也有称“道台府”或“书院”者，2002年以“赵家大院公布为聊城文物保护单位。这段记述中提到的”观音寺“，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建于明嘉靖年间，但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此建筑至迟建于成化年间；“药局”在《明史》中没有记载，实可补史缺。
在过清平县（汉代称清阳县）时，《漂海录》写道：“十三日，过清阳驿，是日晴……又过袁家湾、老堤头、中闸口铺、土桥闸、新开口铺、函谷洞、减水闸，至清平县地方，又过赵家口铺至清阳驿。又过朱家湾、丁家口、十里井、李家口铺、戴家湾闸，乘月达曙而行”时空跨越了500多年，虽然服务于漕运的铺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魏家湾到临清70里水路，村落、闸桥、驿馆人字里行间，依稀可见。
崔溥不仅注意观察我国山川风物，而且“以扬子一江分南北”对运河沿岸城市的民俗风情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比照。书中写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然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则亦间有富盛繁伙者。若镇、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集、若嘴、若厂、若湾、若坞、若闸、若坝、若迁之间，人间不甚繁盛，里巷萧条。”从中可以看出临清在运河南北的比照中已是瞩目之壤，繁盛之地。崔溥还记述，在驶船出临清，去夏津砖厂停泊前，在船上遇见来临清贸易的张景、王钻、张升等7名辽东商人，于是在船上相聚饮酒。可见临清当时确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商客来往频频，其辐射范围北达辽东，实非妄语。
《漂海录》是崔溥写给朝鲜国王的“内部报告”，其所见所闻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深受朝廷重视。全书以流畅的汉文写成，计5.4万余字，文笔简练生动，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朝廷、下及市井街巷，是明代早期经济研究的重要印证，被称为“摹写中原之巨笔”。但是该书问世后，却愿读者众，实读者少，流传未广，直至朝鲜宣祖六年（明万历元年，1573年）即崔溥死后70后，才由其孙柳希春付梓刊行。行世后，朝鲜《海东文献总录》、《文献备考》都将其作为重要典籍收录。
日本清田君锦早在明和六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就将其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美国约翰•万斯凯尔1965年将其译成英文，改名《锦南漂海录译注》。有意思的是，朝鲜人用汉字写成的《漂海录》467年后的1979年才由韩国崔溥的后裔崔基泓将其译成朝文在汉城出版。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用汉文描述中国的典籍，500多年在中国却鲜为人知，直到1992年才由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校勘点注出版，实为一桩憾事。
季羡林先生在为东亚人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在明代正德年间来中国所著《中国纪行》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这也同样适用于《漂海录》。近年《漂海录》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引起学界，尤其是文博、地方志、旅游等部门的极大关注。1995年北京举行了“崔溥《漂海录》国际学校座谈会。”2002年7月11晶，崔溥漂流事迹碑在浙江宁海县越溪乡落成。1997年7月至12月，《韩国日服》每周日以整版篇幅连载《崔溥漂流中国纪实》。1998年，KBS电视台制作播放了崔溥《漂海录》专题片。1999年，金翰奎著《韩中关系史》设专节论述《漂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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