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5年），周朝周王族诸侯国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 姬姓，魏氏，始祖为周文王之子毕公高。
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发动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魏、赵、韩三国国君为诸侯，奠定了战国七雄的格局。
相比于其他诸侯国，魏国可谓毫无优势：
论兵力，底蕴悠久的齐国占据绝对优势；
论人才，不拘一格的秦王网罗了关中、异域的经世之才；
论资源，坐拥东南的楚国物产丰饶。
魏国地处中原核心，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毫无优势可言。然而，七国之中第一个称霸的，正是处于劣势的魏国。
为什么魏国能够成为七雄首霸？
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改革。相比于战国列国，魏国的军政改革是最早的。当历史进程从春秋发展至战国，各大诸侯国为了争夺利益相互角逐。在此期间，几乎每个国家都根据当前的社会背景和中原形势进行了改革。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知道，自战国时期之后，古代王朝便已开始向郡县制演变。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哪个国家能先人一步完成郡县制改革，哪个国家就能乘着历史的风浪高歌猛进，一统中原。
当然，众所周知在这场改革赛跑中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是完成了商鞅变法的秦国。不过，在商鞅变法之前，就已经有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改革，那就是魏国。魏国的首位国君魏文侯积极进取，在汲取了大量历史教训之后，重用了主张改革的名士李悝。
李悝在成为宰相之前，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基层任职，拥有相当丰富的基层经验，他深知魏国发展的关键在哪里。李悝认为，魏国想要成为凌驾于诸国之上的强国，必须在土地、经济、法治、政治四方面进行改革。
在土地政策上，李悝特立独行，废除了各国都在沿用的井田制，开始按照粮食产量进行征税。在传统的制度下，诸侯国按照地块的大小进行征税，这样的征税方式会造成一些弊端：
首先，平民在受雇为贵族耕种土地时往往不会尽心尽力，以至于贵族的土地产量有限。
其次，因为土地被分割成井字型的地块，所以不少土地资源被浪费。
李悝进行改革以后，优化了这些弊端，提高了农民对耕种的积极性，并让土地的利用率有所增长。这样的良政，自然会让魏国的粮食产量大幅上升。
土地改革结束后，魏国还要面临随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粮食的收成具备季节性，所以每逢秋天农民都急于卖掉手里的存粮，以至于，市面上的粮食价格暴跌。到了春耕时节，国内的存粮被消耗殆尽，又将粮食的价格拉高。
李悝认为：这便是“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核心所在，当务之急便是对粮价进行调控。于是，李悝在粮食价格较低时大量收购，粮食涨价时再卖出存粮平衡价格。这样既能让国库增加收益，又能有效平衡四季的粮价，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经济的稳定。
在解决了农业和经济上的问题后，李悝又将目光放到社会治安上。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就已确立了以礼法治国的发展方针。然而到了东周时期，礼乐废弛，当年那套以礼治国的方针已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
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都有适用于本国的通行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诉诸于纸面，并不存在通行全国的法律条文。同样的罪犯，在某地可能会被判处极刑，在某地则可能被无罪释放，量刑的标准全凭地方长官一念之间。
在这种局面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致怎样的结果，这也直接导致当时的社会治安紊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悝出台了一部《法经》，规定了对犯罪行为的具体量刑标准，为地方长官裁决案件提供了规章。
在政治层面，李悝认为“父有功而禄，子无功而食之”的爵位世袭制消耗了大量国家资源，且影响到人才的流通。鉴于此，李悝主张魏文侯废除贵族阶级的社会特权，使爵位与待遇无法世袭罔替。节约下来的这部分资源，被魏文侯用以嘉奖于国家建设有功劳的新人。从后来的商鞅变法中，我们同样能看到李悝变法的影子。
可以说，李悝是战国时代改革家的先驱者，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李悝使魏国成为首个改革成功的诸侯国，才让贫弱的魏国在劣势中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中首个称霸的强国。商鞅更借鉴了李悝的改革思路，帮助秦国成为凌驾于六国之上的霸主。
当然，这是后话了。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25年期间，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国力继续上升，不断东征西讨，夺取楚国在中原的大部分土地，为后来政治中心的东移打下基础。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史称逢泽之会，正式标志着魏国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参考资料：
【《史记索隐》、《史记·魏世家》、《法家鼻祖李悝为变法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