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文初
初识“佛郎机”
明朝国人对西洋的认知，应从佛郎机算起。关于佛郎机最初进入中国洋面的记载，《明武宗实录》收录了御史何鳌的奏折，说：“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炮铳之声，震动城廓。”奏折中说的“前年”，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
关于这件事，亲历其事、时任广东按察使佥事的顾应祥回顾说：“予代管海道，蓦有番船三只至省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何鳌奏折中说的“炮铳之声，震动城廓”以及顾应祥说的“放铳三个，城中尽惊”，在此后张燮的《东西洋考》中有转述，说佛郎机从来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明史·佛郎机传》根据这些记载综述说：佛郎机“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史籍中这些弄得满城惊慌的“炮声”“铳声”，是佛郎机最初进入广东洋面时的礼节性表示，礼炮致敬。但大明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并不接受这样“先声夺人”的礼节，多少被其巨大的威力吓坏了，以致引发惊慌。
故，当佛郎机人随后获准进入广州城时，代管海道的顾应祥责备他们忽视中国礼节，鸣炮惊人。佛郎机人一再解释，鸣炮纯粹是礼节性的敬意，一番狐疑才算冰释。
中国人大约就因为这炮声记住了“佛郎机”。但这个“佛郎机”是火铳，一种明代中国人眼中威力巨大的新式火器，故当时的官方史乘、野史笔记之类，关于佛郎机的记载大多都与这种火器有关。
《殊域周咨录》则详细描述其战斗力，说他们在海上用快船，长10丈，宽3尺，两旁架40余支橹，周围配备三四十支铳，每船有200余人划桨驾驶，橹多人众，即使无风也能疾走如飞。临战时，“各铳齐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
在海权争夺胜负几乎取决于武力的时代，拥有如此威力的佛郎机自然令人眼馋。海道副使汪因在冲突中屡屡败于佛郎机，故委托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想法弄到。何儒与佛郎机人有交往，他秘密找到在番船上做事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趁夜色驾小船将他们接出。
他们熟知火铳与火药制造法，于是“如法炮制”了一批山寨版的。汪以这批佛郎机火铳一举击败葡萄牙人，并缴获大小佛郎机20余支，敲锣打鼓献给朝廷，称名佛郎机铳，佛郎机一名就此传播开来。
与之相应，嘉靖三年（1524），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也上疏朝廷，请求调“广东所得佛郎机法及匠作”到南京，得到嘉靖皇帝批复。广东当局将何儒等人送至南京开厂从事佛郎机制作（也包括仿制佛郎机人的蜈蚣船，但失败了），后又转道北京，从事大规模生产，汪提出的用之“御虏”的建议得到实施。这些在当时应是公开的，因为何儒进京，甚至连被囚禁在广州的佛郎机人也得到了确切消息，《广州葡囚书简》中收录的一封信就写了这些细节。
至嘉靖八年（1529），明廷军事系统已经全面采用佛郎机，且技术上有所改良。北边各关隘采用佛郎机火铳，在实战中发挥巨大威力，《殊域周咨录》说：“至今边上颇赖其用。”
当然，佛郎机的传入要远较这个时间早。陈寿祺《福建通志》记载，正德五年（1510），仙游县知县使用佛郎机铳抵御汀漳流寇的进犯；王阳明在正德十四年（1519）镇压朱宸濠叛乱时，退休官员、福建人林俊就派人奔袭三千里，送去自制的佛郎机。
王阳明还为此撰写《书佛郎机遗事》并赋诗纪念；《筹海图编》记载，远在佛郎机人到广州之前（具体时间不明），就有在番船上做事的通事（翻译）“献铳一个并火药方”——西人在技术方面并没有保守秘密，毕竟他们主要目的是贸易。
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佛郎机人正式进入广东洋面以前，福建、广东民间就已经能自制佛郎机并在实战中使用了。明史专家张维华在《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以及庞乃明在《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中提出，佛郎机铳进入中国有4条路径，其中以闽广商人的输入为主要路径，这说明民间社会对佛郎机技术的掌握要远早于官方。
如果将佛郎机技术的传播时间做一个简单分析，则能看出，从正德十二年（1517）明朝海军初次接触佛郎机，到嘉靖元年（1522）明海军在实战中使用佛郎机取胜，其间只有五年；从嘉靖元年的初次使用到嘉靖八年明朝北方边防系统全部使用佛郎机，时间只有七年。
也就是说，从佛郎机最初传入并迅速在明朝军事体系中推广，其间只经过短短十二年。这个时间，足以说明中华帝国对于技术革新，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其接纳与创造的能力，绝不后人。
“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
作为武器的佛郎机，其进入中国并迅速被接受，令人惊讶。但要认知作为国家的佛郎机，则需要远为漫长的时间。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熟知佛郎机指的是葡萄牙。
显然，这样的畸轻畸重在当时就曾令敏感的官员们震惊。顾应祥（此后升任刑部尚书）为此就一再强调：“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然而，接受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或许容易，但要了解这个国家，有明一代直至清朝的官员、读书人却似乎永远处在“海客谈瀛洲”阶段。
别的不说，仅以明末清初“名满天下”的顾炎武为例。顾炎武以其通儒地位及历史地理学的专长，在当时就有“博极群书，最明于地理之学”的嘉许，他的见解，多少可以当作一个时代知识人的普遍认知来解读。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从来不通中国，“其地正相对古之狼徐鬼国，分东西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即此国也。佛郎机亦与相对云。永乐十年九月，喃勃利国王马哈麻沙遣使贡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但皆疑似，无他证据，姑附于此”。
顾炎武著述此书时代，在崇祯之后至康熙间。就以康熙初年计算，其离佛郎机人进入中国海域也已超过一个半世纪，然而这位以历史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学者，竟仍然无法确认佛郎机国名究竟是什么，其国家究竟在何处，而在这部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中只能“姑妄言之”。
顾炎武还引用明朝官员奏章等，说佛郎机“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剌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他并补充《月山丛谈》中的记载，以强化这种说辞：
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下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远近患之。
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烹食小儿野史，顾炎武并没有加以辨别，仿佛广东已经形成一个替佛郎机人贩卖小儿为美食的巨大市场，官军商民都牵涉其中，一个拥有强大火力却野蛮无比的食人族佛郎机国家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这种认知绝非因为顾炎武的学识不够或个人偏见，而是由于这是当时国人的共同认知。明代文献中关于佛郎机吃人的记载比比皆是，万历《广东通志》番夷条也记载，正德中佛郎机人来广东，“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等等。
当然，明人对这种无稽之言的驳斥也不少，林次崖在其《与翁见愚别驾书》中就说，佛郎机人不是海盗，五年以来没有劫掠行径，虽然，“其收买子女，不为无罪，然其罪未至于强盗。边民略诱卖与，尤为可恶，其罪不专在彼”；冯璋在《通番舶议》中对此也有辨别，说“漳泉恶俗，童男幼女，抵当番货，或受其直而径与其人，而赚得其货”。
“文明图式”的内与外，异域想象的模式
为什么对于异域文明会有这种野蛮时代的野蛮想象？尤其是，像顾炎武这样被认为具有某种科学精神的学者，都无法逃脱这种认知困境。
顾炎武编写这部书的时间，起自崇祯十二年（1639），结束于康熙初年。顺治十四年（1657），他将家产变卖，决计北行，“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
北游中，他以骡马载着书籍，到一地则取书籍所载与实地所见对证，以实地考察来证实文献所载，但也随时修改典籍中的错误。其实证精神在当时的读书经生中可谓异数，似乎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实证的科学精神异曲同工。
当然，他的行旅所至重在西北，东南一带尤其是南洋一带并未涉足，佛郎机就更不用说在何方了。因此《天下郡国利病书》写到佛郎机时，他从小所受庭训“著书不如抄书”的传统就起作用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部分基本上是照抄《殊域周咨录》的文字。也因此，这一篇就保留了传统文人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
限于客观条件，他无法亲自考证，但何以一个具有严格实证精神的学者，会把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甚至完全子虚乌有的传闻，编入一部严肃的史地著作？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突破对实证精神的误解，以为顾炎武这种漫游考察就是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顾炎武的载书漫游，乃是对文献的证实，是经学时代的“我注六经”思维的延续，其对事实的检验与考察，仅仅是表面的、技术性的，其思维的深层，还是受制于经学思想。这从顾炎武在抄录《殊域周咨录》的同时也将其编排体系一并继承下来可以看出。
《殊域周咨录》将当时所知的外部世界，按照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体系编排，佛郎机被列入西戎之中，与苏门答腊、锡兰、苏禄、忽鲁谟斯、云南百夷、天方国、哈密、吐鲁藩、赤斤蒙古、火州、曲先等放在一起。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也把佛郎机纳入上述的南蛮序列，附在他单列的《交趾西南夷备录》中。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对于东西洋的划界，但他的重点，是在重述儒家经典中的世界秩序与文明图式。他的整个“实证”，是在证明这种经典的合理与伟大，希图以“禹贡”的世界图式理解世界的构造，并津津乐道于回到那时候的“四夷宾服”状态。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整段抄录《禹贡》——“甸服”之外“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绥服”，“绥服”之外五百里“要服”，“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出于想象的远古“五服图”，再次得到顾炎武的完整描述。
根据“五服图”的逻辑，距离天子或华夏中心的远近，决定着周边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同时决定了王者的治理模式。比如在“绥服”的五百里幅员内，又划分为内三百里与外二百里两个等级，“四面皆二等”，不同等级的文明程度不同，其治理模式也不同。
对于靠近“侯服”的内三百里，以文教治理，外二百里则以武力为主（顾炎武注释说，三百里揆文教：接于侯服则使诸侯揆文教以治之，非全无武备也，以文为教）；“绥服”之外是五百里幅员的“要服”，也划分为内外二等，内三百里称“夷”，“北则冀州，东则青州，南则扬州，西则梁州”，外二百里则称“蔡”，所谓“蔡”，顾炎武解释说，是一种比流放稍轻的惩罚，“如后世安置及安插之类”（顾炎武加注释：二百里奋武卫，接于要服则使诸侯奋武卫以治之，非全无文教也，以武为主）；再外五百里就是“荒服”，也分内外二等，“荒服”内三百里称“蛮”，环中国共八蛮，外二百里称“流”，就是流放之地，其惩罚要比“蔡”重。
在这种由五服构成的世界图式中，外圈的三个五百里共一千五百里幅员（绥服、要服、荒服），不仅是化外之地、野蛮之处，也是中央政府流放罪犯的刑狱之所、惩罚之地。
在这样的构想中，外部世界不仅在文化上处于野蛮状态，且在道德上也是低下的，是所谓的天生罪民，天之弃民。对他们，是所谓“无罪也该杀”的，对其征伐驱逐诛锄之类，只看“王者”愿意与否。在这个模式中，文教所被与武力所及的范围是明确加以区分并早已规定好了的，并不因为这些外夷自身的改变而改变。
事实上，当这些蛮夷之外的西洋人进入华夏文明的外缘时，加在他们身上的野蛮特征就已经准备好了。“吃人”之类的标签，早在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随着封贡而“封印”在他们身上了。
当然，对待他们的手段，其实也就早有规划，那就是“武卫”——战争——中西之间屡屡爆发的冲突与战争，在这种文明图式中或许可以找到某种早已拟定好了的“战略方针”。
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总是反映着自身世界的构成，是自身文明与知识的外部投射。因此，在本文所揭示的这种技术性认知与文明认知的时间差背后，在顾炎武的事实“实证”与结构性“想象”背后，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文化，其形而下与形而上、器物与制度、道体与器用不仅是打成了两截的，而且有着决然不同的价值附加。
因此，其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就有着天壤之别。器物的、技术的改进，因其形而下的卑微地位，总是可以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而建立在经典之上的核心价值，那些天道王道、文明图式，却受到祖制、礼法、典章的严格保护，从而拒绝任何实证性事实的触动与检验，这正是圣教地位得以稳固的基础，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依据所在。
（本文节选自邓文初所著《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由微言传媒·上海三联书店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
邓文初
微言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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