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苏华在大同南郊明堂。
《万里筹边》,马鹤天著 刘铁程、王志豪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3月
山西芮城马鹤天(1887—1962),是中国现代边疆研究和实地考察边疆历史地理的著名人物,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由戴季陶、于右任作序,甫一出版,即“风行全国,提示了国人对于朔方不少认识。”(黄奋生《甘青藏边区考察•序》)1928年,马鹤天任兰州中山大学首任校长,未几即辞去,但兰州大学在“兰大百年萃英文存”却给予这位一生都致力于“中国之命运”与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校长一席之地,恢复了其应有的学术地位,令我感佩万千。本书编者刘铁程、王志豪写了一篇很好的《导言》,对这位报人、教育家和边疆史地研究者的诸多贡献,作了全面导读。我最看重是书的是马鹤天的回忆文章和旧体诗词,以及写于1917年的《山西票庄之过去与现状》。近年来,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等数种旧著,多有整理出版,但《蒙古志》《东北考察记》《朝鲜亡国惨史》及众多开发西北的文章,似仍有整理面世的必要。
《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康乐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康乐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我曾在平城时代的南郊明堂附近居住十余年。虽无力治史,但对历史学家关于北魏平城时代的著述都有一种天然的关注。二十多年前,曾看过米文平所著《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对其认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所居住的旧墟石室”,持乐观的怀疑态度。在康乐这本著述的导言,我看到他对鲜卑最早发源地的这一说法“尚持保留态度”,“我们顶多也只能说嘎仙洞是五世纪时的拓跋人所认为的祖先原居地”,感到很历史很专业。
在“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一章,康乐清楚地给出了平城“王畿”的范围:东起代郡(今河北蔚县),西至善无(今山西右玉),北包参合(今大同阳高),南抵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差不多涵盖了现今整个桑干河盆地,亦即当年拓跋联盟活动领域的南区。这块共约三万平方公里的“王畿”之地,历史上习称为“代”。为巩固国都、确保畿疆安全,拓跋珪采取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将新征服地区的重要士族迁徙到平城;把与拓跋族关系较疏的部落,安置于固定的采邑点等措施,由此导致了一个居住在平城内的“代人集团”的出现。作者特别强调:“代人集团”是拓跋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没有“代人集团”,常备军不可能组成,更无法形成一个拥有固定都城及领土的“国家”。康乐提出“代人集团”这一见地,对拓跋王朝统治初期如何进行国家基础建设和重组权力核心,意义巨大。
在论述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康乐细察到祭典的改革实为这场汉化运动的起点,他把祭祀大典是在西郊、还是在南郊进行,视为是否真正汉化的一个醒目标志,因为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拓跋人的祭祀大典是在西郊,而汉族正统王朝的国家祭典是在南郊,其书名“从西郊到南郊”的用意也在于此。
《吴雷川日记》,李广超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吴雷川日记》,李广超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将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青年协会书局,1936)列入“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刊”予以再版,“为真理作见证”的吴雷川,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今年又推出《吴雷川日记》,使读者可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读名人日记,不知阅读日记之美妙。在此之前,我不知吴雷川还有一本计划写的书和一本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的书。计划写的书叫《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1943年1月25日,他详拟了大纲篇目,一天后“顷思此书名,似觉庞大而笨重,不易组织紧密,且将与旧日所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墨翟与耶稣》两书有重复,故拟改用书信体发表。即仿朱光潜《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体载而增多篇数,较为灵活”。殊为可惜的是,这一写作计划因卫理公会方慕其前燕大校长和前清翰林书法名,请其写录20多万字的《新约全书》而中断。如果书写完毕,这一“将来在基督教经典永久流通”的写刻印本,想必会载入中西典籍交流和传播史。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2020年6月到京,见阎晶明先生,知其在防疫期间写了一本书——“《野草》本事考”,而且完全是笔写手书,为得是释放被压抑的心情并借助已经点燃的文字的力量,从《野草》已被固化了的“诗与哲学”的背后,“寻找一点本来的俗事依据,以证明《野草》其实并非空降的诗文”。等我看到这本“本事考”后,却为书名的“《野草》全景观”所疑惑,既“全景观”又“本事考”,该是怎样的一个作法?直到通读了全书,才心悦诚服。原来,他是以阅读鲁迅得出的提纲挈领似的锦句“作文通常具有本事起因,文章却从来不就事论事”进行的,即把回到“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本事梳理解读的基本要素,再杂糅进“从不就事论事”的全景实证观察,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地作就了这本充满了现场感的解读著述。从叙事文本上,阎先生以“本事”为追从,把《野草》与鲁迅所经历的现实之间所有有史可据的关联,做了一次“野草”在动感地“疯长”的专门解构,由此,过去那些抽象晦涩难懂的篇章,便成为一个个非常好看的“好的故事”。
更难得的是,他对日本新一代鲁迅研究者、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秋吉收的观点,做了必要的“辨正”。面对一向以“言之有物,考据有论”的日本鲁迅研究界的代表人物,敢于进行商榷或者说是不客气地批评,仅我所知,少之又少。因为这不但需要激情和勇气,还必须有熟烂于心的证据。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在“革命文学”的引导下,我们长期认为的那些政治上趋于反动或极端保守,生活上颓废堕落的封建余孽,“阻碍社会进步”的遗老,背时代潮流而不得志之士的幽怨之作,在以研究鲁迅旧体诗闻名的寇志明博士的详解下,却体现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特点的一面。读后,不敢说发蒙启蔽,至少是受益匪浅。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证:“袁世凯去世之际,陈三立曾写下如下诗句”:
寄题曹东寅南园图
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
宇县巧煽力,取附爪牙衣。
冠匍匐媚受,禅欲列秽史。
载歌咏凭几,眦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结论》第220—221页)
陈立三的《寄题曹东寅南园图》,共32句,寇志明转引了其中的第5—12句,这没问题,问题出在将该七言诗错为五言。一本研究晚清民初“旧派”诗人的专著,却将一首重要的诗点错行、断错句,这无论如何也是要指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漏、丢字的问题(该书在这方面尚有编校失误处)。因寇志明只在该诗随页注2中说“诗见陈立三《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第48页反面第3—5行”,并没有标注出哪家出机构和出版年月,故无从查对此错是出自作者本人或是译者。现据李开军校点的《散原精舍诗文集》,将寇志明引用的这八句诗,抄录如下:
当时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宇县。
巧煽力取附爪牙,衣冠匍匐媚受禅。
欲列秽史载歌咏,凭几眥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陨改谣谚。
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