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5日，广东东莞，电子厂的打工者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每次10分钟，上午和下午各一次。（占有兵/图）
48岁的摄影师占有兵已经在外打工26年。1995年12月，占有兵揣着“打工、赚钱、盖房、娶妻”的念头，乘坐南下的火车来到广东。
他曾对南方的工厂异常向往：在黄土地劳作的父亲翻新房屋没有钱，但是在外打工的邻居没几年便盖了新楼。占有兵还在四川当兵时，在深圳打工的同学写信给他，信中描述：“这里处处是工厂，电线杆也贴着招工广告，每天晚上12点以后，到处灯火通明，工厂旁边什么都有，大排档、杂货店、快餐店、小食堂、书店随处可见。”
退伍后，占有兵在酒店、玩具厂、印刷厂、电子厂打过工，一路从普通的保安做到保安队长、保安主管，甚至管理过三四百名保安。有一年春节回家，占有兵带着双碟VCD、崭新的衣服和两条万宝路，乡亲们夸他“真有出息”。
他总在担心，有一天被炒鱿鱼了怎么办？2003年SARS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占有兵周围常有工人领到一个信封，里面是当月工资，但第二天就被辞退。
2000年，占有兵在东莞一家有着近万名员工的大型电子厂工作，学会了使用相机。占有兵有时会给工厂办公室的内刊拍照，渐渐地，拍照成了习惯，他所在的长安镇工厂的打工者成了他的拍摄对象。十几年间，从尼康F601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占有兵拍下了上百万张工厂照片。
在占有兵的镜头里，工人面无表情地忙碌在生产线上；也会聚集在小摊前给手机充电、下载电影；在工业区空地上跳舞，观看露天电影、国庆阅兵；打工妹在工厂晚会上走T台；工人排队在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如此描述工业区：“工业区最大的特点，上班的时间外面空空如也，用餐期间和晚上加班结束后人声鼎沸，广东话、湖南话………三块钱的炒粉、一元钱的包子都能让身体得到补偿。”
2016年，占有兵个展《中国制造》在美国纽约开展。策展人对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我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占有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制造这么有名，但背后的人是怎样的，其实外界知道得很少，特别是流水线和工厂背后人的状态被知道得更少。”
2014年12月31日，广东东莞，纸品厂举办年终运动会，全厂员工听老板讲话。（占有兵/图）
2012年，占有兵离开工厂，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如今在长安镇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他的很多亲人仍然在流水线上工作。每天早晚工人聚集的时间，占有兵都会骑车来到附近的工厂，记录工厂和工人的状态。占有兵形容，自己与这些工人的距离，就像在照镜子，放下相机后，站在他们中间，感觉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
离开工厂之前，占有兵镜头里都是同事、工友，后来渐渐扩展到工业区群体生活，这些主题往往具有重复性，但工业区的生态也由此显现。“除了工厂里的工人，那些摆水果摊、早餐摊的摊主，附近卖衣服、日用品、手机维修的小商人，流浪汉、环卫工人……周围物流公司的快递员，大量的人产生一个聚集的效应。”
几十年间，占有兵所在的东莞长安镇从农业镇变成了工业镇，各路厂商进驻，一开始是大批工厂，后来是各种商场、商品房、写字楼，高楼从鱼塘崛起，荒草地成为商住小区，城市GDP一路增长……无数打工人游走其中，在厂房机器的声音中、建筑工地的灯光中、夜市中的喧闹中，迎接工业区一次又一次变化，并在这里落脚、扎根。
2016年6月1日，广东东莞，打工者在电话亭给家人打电话，话费每分钟一角钱。（占有兵/图）
“人又在哪里呢？”
2013年，占有兵在工厂车间拍摄时，看到密集摆放的水杯，以及更多密集的事物：饭堂里密集的饭碗，车间里密集的寄存柜、电源开关……在宿舍楼里，他又看到密集的出租屋水表、挂在墙上的无数钥匙串、晾得密密麻麻的衣服。直到做早操时，连人头也变得密集。
占有兵开始拍摄和思考工业区中的“密集性”。“它和打工又有怎样的关系？工业区是效率制造单元，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率，人的生存空间便缩减得更少了”。
占有兵的镜头里，人群密集、物件有序，个体淹没在群体秩序之中。“在这么多密集的东西下面，人又在哪里呢？”占有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些有情感、有不同生活的人都去了哪里？”
2012年5月16日，广东东莞，电子厂食堂的碗柜。（占有兵/图）
进入工厂前，这些工人的身份是农民，不知道工业区和城市的秩序，在接受工厂的训练之后，逐渐明白在工厂里，“口令”的重要性，它们是行动的标尺——打卡上班、排队吃饭和上厕所、有序回宿舍等——他们的身份转变成了工人，真正从田地进入工厂的流水线。
占有兵描述：“工业对人进行了捆绑，每一道工序高度细分，打工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可以做最多的事情，犯最少的差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他看过亚当斯密的著作，里面提到“回形针”的例子：如果一个普通的工匠做回形针只能一天做几枚，但是将做回形针的步骤精密划分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工人身穿统一的着装，参与严格的分工，变成了流水生产线的一部分。
“工厂细分工，工作变得最简单，人肯定也不怎么思考，一切为了可以快速地劳动。今天可以做50个，明天可以做56个，后天做70个，最后也可能就80个，到达一个极限。”占有兵有南方周末记者说。
占有兵曾听说一家生产USB线的工厂，男工的工作是将USB线缠绕扎皮筋，每天要缠4000条，一个男工一开始下工后痛得拿不住筷子，干了一个月后，手臂习惯了劳动强度；冬天同事还要穿着外套工作，而他只需穿短袖。
生产线一旦开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里，工位上的人不可以随便离开，甚至不能喝水、交谈、上厕所、请假等，只有在一条生产线停止、工人短暂休息十几分钟里，才能重返日常状态。占有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个打工者都像永动机，从上班到下班，不停地重复同样的动作。生产线是冷漠的，即使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的打工者，共同工作了几年，也从来不知道前后工序工友的家庭情况，更不知道他的兴趣爱好。”
“如果你在一个大型的鞋厂，你可能生产了很多年的鞋，但自己不能单独做一双鞋，因为你可能永远是做刷胶，你不知道怎么裁成鞋面，也不知道一个鞋底是如何做成的，它们如何联合的，只知道眼前的那一道工序。”占有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一些在中小型工厂的聪明工人反而因此知道制作的程序步骤，在获得了一些积累后，自己开了小工厂接订单，从打工人变成了老板。
2012年6月18日，广东东莞，手袋厂的女工在用电车缝手袋。（占有兵/图）
“忍者神龟”
占有兵经历了工厂变迁的两个阶段。一是在2006年之后，工厂罕见地开始出现“招工难”，在此之前，工厂从未为招工发愁，在满大街的求职者中，只管招那些听话、健康、便宜的工人来使用。占有兵第一份工作是在上百名的求职者中，做了102个俯卧撑展现身体素质之后拿到的。
占有兵初来打工时，工厂里没有小时的概念，老板只关心何时“出货”，工人一直干到闭着眼还在干活。工厂喜欢招聘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精力比较好，同时喜欢招女工，因为更容易管理，不容易生事，男工只被安排一些辅助性岗位，比如保安、仓库搬运货等。
最初，工人一排排坐着工作，随着设备机器改进，工人开始站着工作，这样不容易犯困，劳动效率比过去更高。占有兵曾去某个工厂的无尘室，戴了两层厚厚的口罩，只留出两个眼睛，待了两个小时，便感觉呼吸不舒服，但里面的女工往往要工作十个小时。
占有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人离座需要举手，拿到一个“合法”的离位卡，这样离开生产线之后，会被认为行为得到了“授权”。时间长了，有经验的工人学会了控制自己，上生产线之前少喝水，只在休息时喝一点水，这样能够保证发生任何状况不会举手，因为举手的频率过高，会被劝离生产线。因此，结石是工人里常见的职业病。
占有兵听说过一个电子厂的女工来月经，想去卫生间，但是没有“助拉”（注：工人临时有事，顶替位置做工的人），血顺着裤子流到了脚上。
相较小工厂，大工厂的管理细致入微，可以在任何环节实现“控制”。工作的位置固定，不能随意变化；吃饭也会被监督是否有剩饭；睡觉时集体熄灯，如果需要充电，会有集中充电的地方。占有兵之前所在的玩具厂，车间主管为了节约成本，建议老板白天不开灯，只使用自然光线，严重损害了打工者的视力。
占有兵的妻子回忆，打工最大的奢望就是好好睡一觉，因为每天睡眠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占有兵曾采访过一对打工夫妻，两个人住的宿舍里只有几个纸箱、一张饭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占有兵问他们业余时间做什么，他们回答，洗衣服和睡觉，来到长安镇八年没有去过公园，“没钱有什么好看的？”
2008年12月25日，广东东莞，打工者在工厂的围墙外午睡。（占有兵/图）
占有兵发现，很多打工者想着赚一些钱就回家生活，但适应了工业区的生活后，回家发现什么都不方便了，最后再次回到车间。“上班不能说话，我们忍了；有病不能请假，我们忍了；每天加班，我们忍了……我们都成忍者神龟了。”如果遭遇工厂搬迁，那生活便要推倒重来。
“招工难”之后，很多企业提高工资、安排夫妻房、宿舍装空调等，过去人挤人找工作的情景消失了。有些招聘专员还向占有兵抱怨，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低到了极限。
2011年1月1日，广东东莞，女工们利用假日时间自费学英语，跟着老师在广场上大声朗读。（占有兵/图）
“第二天又能找到一份工作”
2015年后，工厂引入全新的自动生产线和设备。过去那些大量需要用工的“三来一补”企业（注：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正在完成向东南亚等地区的迁移。
这些“巨无霸”工厂迁移之后，迅速被一些小型加工厂填满。过去一个厂房可能上万平方米，现在几千平米的厂房便可容纳几十个小厂房，订单量减少了，招纳的工人也少了，管理似乎宽松了一些。
每到春节，占有兵都会来到车站，拍摄和观察那些“像候鸟一样”的打工者，他们扛着编织袋、拉杆箱，行色匆匆，满脸疲惫。60后、70后打工者已经老去，80后、90后，甚至年纪更小的00后正投入生产线。
占有兵初到广东时，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只能在陌生的人潮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苦苦寻找正在招工的工厂。而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工业区，迎接他们的是探好路的亲戚朋友，以及到处招工缺人的小工厂。
“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工人在业余时间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追求，有的上网玩游戏，有的可能玩轮滑……现在流行网红，他们也要尝试一下，是不是通过网红可以改变，让自己离开流水线，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占有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2年2月11日，广东东莞，打工者在超市外拥吻。（占有兵/图）
对占有兵这样1990年代外出打工的人来说，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生存。由于当时工厂对工人十分挑剔，他们有时只能通过熟人的帮助得到一个进入工厂的机会，因此对工作异常珍惜，总是担心被开除。而现在的年轻工人，如果被开除，“提着水桶拿着竹席，第二天又能找到一份工作”。
占有兵发现，今天的工厂出现一种新趋势：打零工的越来越多了。有的年轻工人宁愿做一天零工，工资日结，也不愿意再成为生产线上的长期工，因为“明天不舒服可以去不想去，后天家里有事也可以随时回去”。
工业区还形成了专门的“日结工一条街”，很多打工者早上站在街边，与厂家商量好价格后，被大巴车接走，晚上再回来结账，流程简单到可以直接网络转账。
2020年9月开始，占有兵计划拍摄一部与工厂相关的纪录片。一次在一家玩具厂门口，占有兵与一位年轻的打工者聊天，打工者告诉他，父亲给自己盖了房子、买了车，到厂里来工作就是为了找个女朋友，一个月还有五千多块，他抱怨，“这个厂里面全是老嫂子，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年轻的也轮不到我。”
占有兵反问他：“你知道长安镇房价是多少吗？”年轻的打工者并不清楚，猜测“可能六七千”。占有兵发现，年轻的打工者不会过多考虑很未来，而和自己同龄的打工者，显然要考虑得更多：子女教育、老人赡养、身体健康……
2019年8月27日 广东东莞，带孩子的打工者在杂货店外蹭网玩手机。（占有兵/图）
2015年，占有兵曾和深圳一家NGO组织一起帮助一批退休工人解决养老金问题，这些年龄更大、老无所依的打工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女工到了50岁退休年龄，却发现工厂只给自己买了五年社保，为了省钱，她从没到餐馆吃过饭。
占有兵时常担忧：“现在来看，打工人好像实现了自由流动，身体素质好、年纪轻的时候，这个选择是有利的一面，但年纪大、身体状况不好或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又没有可以兜底的东西了。”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