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文｜温婉如水的江南，从不缺少坚若磐石的力量

▲运河明珠东湖（图/袁云）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有宋以来，“江南”二字早已超越了地理区域的概念，而更像是一个形容词，象征着温润、富庶、精致等诸多美好。然而，正如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会经历一个“蛮荒的童年时代”，江南在形成它特有的诗性文化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匹夫之勇的岁月。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相继称霸，江南渐成崛起之势。吴越争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时人善于铸造青铜器，其中又以剑、矛、戈等兵器为主，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吴越人“好勇”“轻死”的时代特点。有着“金陵帝王都”之誉的南京，在当时不过是吴王夫差为战争而建的兵工厂，这也是“冶城”之名的由来。遥想当年“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冶炼场景，似乎很难与今朝栖霞落日的良辰美景联系在一起。

吴人轻死易发，好相攻击的性格，在《吴氏春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书中记载，吴王阖闾继位后欲除宿敌庆忌，素有万人之勇的要离毛遂自荐，为博生性多疑的庆忌信任，“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事成之后，又感叹“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终究拒绝了吴王的封赏，自断手足，伏剑而死。要离的忠义果敢不言而喻，庆忌遇袭后竟也为刺客的勇气与勇猛折服，不忍杀害。吴人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

三百年后，忠勇强悍的江东子弟又举起反抗暴秦的义旗，为项羽的西楚霸业立下赫赫战功。勇冠万夫的项羽，乃泗水郡下相县（今江苏省宿迁市）人士，巨鹿之战中仅凭数万兵力，就可与四十万秦军抗衡。当各路诸侯犹自踌躇之际，项羽率江东子弟破釜沉舟，全歼王离之兵，经此一役，秦朝名存实亡。在此后数年的楚汉之争中，西楚霸王虽终为刘邦所败，但江南一地的劲勇依然给后者留下深刻印象。“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或许正是出于对江南民风强悍的忌惮，刘邦统一天下后，才特地派遣以雄壮闻名的刘濞前去管理吴地。

时光流转，即便到了已然十分开化的宋代，我们依然可以在江南这片土地上看到刁悍民风的印记。那么，这样一块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瘠与野蛮的社会土壤，如何演变为日后康熙帝笔下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江南摆脱了它“卑微”的出身，成为可以与北方文化相提并论，直至后来居上的文化富矿呢？

刘士林在《江南诗性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江南的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是没有“江南精神”的，只有当它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精神觉醒之后，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江南文化精神才获得孕育的条件和土壤——那便是学者们长期探寻的“江南轴心期”。在转型的种种准备与积累中，江南最根本的是从“好勇”到“尚文”的转换，被历史学家屡屡提到的“北宋说”，只能看作是江南轴心期的成果，而不是开端和过程本身。在吴越到北宋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最符合“轴心期”精神条件的，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代。

如同人类在轴心期所经历的巨大现实变革一样，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被视作江南轴心期的基始。诸侯割据争霸带来的残酷战争彻底打乱了人们早已习惯的生活节奏，物产丰富的江南成为人们竞相逃亡的乐土。待到永嘉之乱，“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的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北方士族带领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聚众南下，将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永嘉南渡”对于江南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由此带来的南人与北人从口音到文化的激烈冲突也是剧烈而痛苦的。一系列的文化震荡，迫使在这方水土上生存的人们寻找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新智慧，这种智慧在刘士林看来，便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其核心，是在两汉文化中极其稀有的、独属于江南的文化审美。

于是，一种不同于北方道德愉悦，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开始在历史风云中渐露容颜。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自此，一个集优雅、精致、温润、富庶于一身的江南，开始登上华夏大地的舞台。

▲虎丘（图/东方IC）

千百年后，当我们再次谈起江南的时候，曾经的骁勇善战仿佛只留存于吴越争霸的那个年代。今天的江南，似乎只能与烟柳画桥、杏花春雨联系在一起。她可以是文人笔下的曲水流觞，可以是游子眼里的三秋桂子，可以是情人曲中的帘外芭蕉……唯独与风骨无关。历朝历代留下的清词丽句，把江南的诗性文化和诗意审美描绘到了极致，但江南，仅仅是温柔、婉约、诗意的代名词吗？

江南的“城”，大多给人以温婉的印象。星罗密布的水网，让这里的建筑少了些许生硬，平添几分柔和。如果说杭州西湖和苏州园林构成了人们心中典型的江南印象，那么古城绍兴和魔都上海或许是对江南城市文化中刚性一面最好的诠释。

江南是水做的，但绍兴，却是一个石头构筑的城市。城内，石砖砌成的古墙、石板铺就的老路、石墩架起的纤道，还有河网上千姿百态的石桥，无不讲述着这个城市同石头的不解之缘。岁月的流水和风沙不曾磨平它们身上粗犷有力的线条——那是钢凿刻画留下的印记，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有别于江南柔风细雨的力量。城外，波平如镜的东湖在峻岭绝壁下铺展，千仞危崖如刀劈斧削，自天边压来。乘船于湖心仰望，此情此景，惊心动魄。还有那柯岩的云骨，自平地而起，直插云霄，耸立如锥，袅袅婷婷，如喷薄而出的云岫凝固成岩石，兀立于天地之间。

是何等伟大的力量，造就了这山，这湖，这石？不是自然造化，更非神力所为，而是石工的斧凿，劈出了东湖畔那一道陡直险峻的危崖，挖出了绝壁下这一泓深不可测的湖水。他们移走了整座山峰，只留下一根教人遐想联翩的石柱，像是一座雕塑，讲述着在温婉如水的江南，也曾有一个坚韧顽强的群体，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采石功绩。当斧凿清脆的叮当之声和石工高亢的吆喝之音交织在一起，从地底下盘旋而上，直冲云霄，这震撼天地的声音，仿佛积蓄了无穷的力量，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

石，不仅构筑了绍兴独特的景致，也孕育了这座城市别样的气质。在被吴侬软语浸润的江南，曲艺也如此间的女子，多愁善感，缠绵悱恻，唯独“绍兴大板”例外。那粗犷豪放的唱腔，让人不禁联想起石工们的采石号子，激昂，高亢，似是积蓄了千百年的痛苦和忧愤，埋藏了无数个春秋的憧憬和向往。

江南的刚强和英雄之气，绍兴并不是一个孤例。回顾近代历史，激荡着英雄气概的上海不曾输给任何一座北方城市。“八·一三”抗战、淞沪抗战……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至今仍留有八百壮士的血泪印迹。

在许多文人的笔下，上海似乎就应该是一座充满了女性阴柔气质的城市，而这恰恰是对上海城市文化莫大的误读。1930年，由沈千祥、姜氏兄弟等人组织的“泥城农民武装”在浦东地区第一次升起革命的旗帜，千余贫民和盐民自发成立了当地第一支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此后，相继成立的抗日武装不仅打响了浦东沿海游击战第一枪，甚至南渡浙东，创建了新四军“三北”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身陷日军侵略的上海同样激荡着慷慨激昂的救国声音。在作家赵丽宏讲述上海的长诗《沧桑之城》中，就书写了一位以身殉国的时代勇士——1937年12月3日，攻占上海的日军在市区武装游行。经过大世界时，一位市民发出“中国万岁”的呐喊，从楼顶一跃而下，以壮烈的牺牲抗议侵略者的暴行。此等风骨，又岂能同“阴柔”二字联系在一起？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人英勇杀敌，有人笔耕不辍，以自己的方式护卫家国民族。鲁迅选择了上海，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亭》，挥洒炙热的爱国情怀。任钧选择了上海，他的抗战诗集《战歌》被谱写成曲，激越高亢的旋律，热血沸腾的激情，激励了多少中国人团结一心。其实早在鲁迅定居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宋教仁、于右任，再后来，便是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早期共产党人。这座城市的大气与包容，不论今朝往昔，从未改变。它或许就是江南文化“矛盾统一”的最好注脚——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治平济世又明德修身，阳春白雪又市井浮生，抱诚守真又海纳百川。

在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中，爱乡爱国的传统普遍存在，江南也不例外。这不仅表现在上海抗战时期的英雄气概，也表现在在明朝抗倭斗争中，“戚家军”百战百胜的辉煌战绩。

明朝初年，中国本土的海盗与来自日本的浪人在东南沿海地区抢掠商民，其中更以江、浙、闵闽三地为害最烈。沿海人民奋起抵抗，无奈明朝官军扰民有余，抗倭无能，致使沿海倭患日益严峻。嘉靖年间，戚继光奉命抗倭，虽首战告捷，但深感明军战斗力堪忧，一旦短兵相接便怯懦不前，于是萌生了自己组建军队的想法。

彼时，浙江义乌的居民刚刚在知县的带领下结束了一场保卫银矿的民间械斗。戚继光听闻当地民俗慓悍，于是亲赴义乌募兵，以宋代“岳家军”为榜样严格训练，终于练就出一支英勇善战、名闻天下的劲旅。1561年，倭寇纠集近两万人马，兵分三路进犯台州。戚继光麾下的三千精锐展现出神话般的战斗力：不吃不睡，奔袭百里，遇敌即战，乘胜追击，直到将倭寇彻底歼灭。此后十余年间，正是这义乌的数千勇士追随戚继光南征北战，击溃敌军总数十五万余，书写出世界军事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戚继光一生戎马，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他12年的抗倭生涯。“戚家军”也称“义乌兵”，这支常胜军的传奇离不开将领，更离不开义乌人的骁勇与顽强。江南，是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的故乡，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故乡，是威震四海的戚家军的故乡，也是现代女杰秋瑾和文豪鲁迅的故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无不裹挟着勃勃英气，印证着江南的刚正与刚强。

温婉如水的江南，从不缺少坚若磐石的力量——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江南应有的气质。

作者：陆纾文

编辑：邵大卫

责任编辑：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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