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喜欢文学，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从文学、哲学，到思想史，最后又跨进近代史研究的大门，对于在学术领域“横着生、斜着长”，杨天石称自己是“命运安排”。
写诗少年
1936年，杨天石出生于江苏兴化戴家窑（今兴化市戴窑镇）一个地主家庭；儿时，他先进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论语》《中庸》，后来又进了镇中心的国民小学。学校附近有条巷子叫洗马池，几十年后，杨天石还能准确地唱出当时的校歌：“洗马池旁舍宇宽敞，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
在学校，天资聪颖的杨天石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时，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当地唯一的公立中学，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无锡，转入无锡市第一中学。1952年中考时，杨天石又遥遥领先，七门功课，全市600分以上只有6人，他是其中之一。最高分618分，杨天石的分数是608.5分，利用语文卷的试题，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白话诗，意料之外得了高分。
受到鼓励，杨天石对写诗情有独钟。高中入学不久，老师出了作文题《我们要和平》，他依然是写诗。不料，老师的批语是：“想象丰富，诗做得还好。但是否是自作，似乎可疑。”虽然受到质疑，但这无疑是另类肯定，写作上的天赋可见一斑，对于诗，他更加热衷起来。
那时，杨天石最常读的是《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诗选》，“我们忍受着期待的苦刑，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正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候那确切的会期一样”“它，不安静的帆，追求着暴雨狂风。它的安静，好像就在暴雨狂风当中”，这样的诗句，安抚着少年躁动不安的心。
在读诗和写诗中，杨天石感受到莫大的幸福，他和同学组织了鲁迅文学小组，不仅活跃在学校的舞台，还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表演过诗朗诵。尽管文理皆优，杨天石还是逐渐放弃了当工程师、数学家的理想，决心当作家，当诗人。意气风发的少年，一面幻想着自己在未来诗坛如何如何，一面研究苏联作家的成长道路，看过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的作品后，他决定效仿他们，先当记者，有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后，再当作家。
1955年，杨天石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其时，北大诗社正在发展新会员，他投去两首诗：一首是《我走了，故乡》；另一首是《让我再看看你露水般的眼睛》。几天后，诗社社长登门拜访，不仅对他的诗大加赞赏，还承诺将在新一期《北大诗刊》上发表。然而，有多期待就有多失望，校团委审查时，认为杨天石的诗作“感情不健康”，不予发表。可至于哪里不健康，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这令杨天石困惑又沮丧。
诗，虽然还在读，还在写，但从此失去了投稿的勇气。不久，杨天石把兴趣转移到了研究唐诗上。为了收集唐人诗集，他一边上课，一边跑旧书摊淘书。他享受的是一等助学金，除了吃饭，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旧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唐代诗人的集子几乎都被他淘到了，甚至明人张溥的《汉魏百三名家集》，一卷一卷的大部头，也是从头看到尾。
因功课优秀，杨天石还负责给外国留学生当辅导员，对于未来，他满怀期望，立志通过学术做一番事业，将来能够“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
天真的杨天石，以为只要肯下功夫，就能按部就班实现理想，没想到，命运给了他当头一击。
少年轻狂
1957年，一位室友突然被划成右派，杨天石怎么也想不通。耿直的他去找团支部书记提意见。书记的回复是：你不能看表象，要看本质。没过多久，杨天石就被扣上了“丧失立场”的帽子。
少年心性总是轻狂，涉世未深的杨天石并不在意，讨论问题时仍旧大胆发言。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他却反驳说：“对于北大这样的学校，这一方针不太合适。从社会地位上看，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没有错，但从专业上看，北大应以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人才为主。”
一句话捅了娄子，杨天石成了典型，北大团委举办“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他在全校范围内挨了批。政治是如此复杂，他从此谨慎起来，一头扎进图书馆，与李商隐、龚自珍做了异代知己。
大三时，学校里搞教育革命，班长提倡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杨天石的唐诗研究派上了用场，负责撰写中晚唐文学。初稿完成后，一位近代史料专家给予了肯定，又建议他补写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节。
从那时起，杨天石开始研究“南社”，他绝不会想到，多年后，这一研究会给他带来学术契机。
在图书馆里，杨天石孜孜不倦，近代文集看了上千种，读到龚自珍的“至竟虫鱼了一生”时，他感同身受。政治不得意，龚自珍选择了“虫鱼之学”，为古书作注释；隔着百余年，杨天石找到了领路人。
不再彷徨与困惑，杨天石决定像龚自珍一样，专注注释之学，并开始编注《近代诗选》。摸索和钻研中，各种工具书的运用逐渐得心应手，他懂得了注释的门道。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他说：“小杨，我看出来了，你将来肯定留在北大。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用功！”
岂料，事与愿违。1960年，杨天石从北大毕业。分配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没有他的份儿，他的毕业鉴定上赫然写着：“丧失立场……”
尽管成绩优异，他还是因当初的“少不更事”被分配到郊区一所临时兴建的农业机械学校，给拖拉机手补习文化课。
既不甘心，也不服气，只能曲线救自己。杨天石制定了目标：以曾经撰写过的“南社”章节为基础，写一本“南社”研究的书，靠著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虽然有编诗选、写文学史的经验，但没有了大学时的研究条件，真正行动起来，还是尝尽了辛酸苦辣。几平米的小屋，一到夏天闷热无比，坐在书桌前，杨天石穿着背心，一手摇着大蒲扇，一手不停地摘抄资料。
一年后，农机学校奉命下马，杨天石被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文学梦、科研梦仍在继续，中学语文教师不是杨天石的志向。1962年，《南社》专著完成，出乎意料，他收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信。一个大出版家，竟然要接见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让杨天石受宠若惊。
一个炎夏的午后，在一座极为简朴的小院里，他见到了金灿然。身材不高，胖乎乎的脸，穿着圆领老头衫，灰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个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大人物的架子。
金灿然的肯定给了杨天石信心，责任编辑要求再写一本时，他选择了《黄遵宪》。教书之余，带着中华书局开具的介绍信，杨天石跑故宫，跑革命博物馆，还联系到远在广东的黄遵宪的堂弟，并收到对方珍藏的黄遵宪文集手抄本。至此，真正走上了研究道路。
“一言难尽”与“命运安排”
研究作家，就要评价作家的思想，杨天石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读到著名思想家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时，其中的博大精深立刻吸引了他。
有一次逛书店，看到《中国思想通史》的最后一卷，杨天石顿时双眼放光，可是不菲的价格又让他犹豫了。一个月工资只有55块，除了寄给父母20块，自己衣食都很难周全。但最终，他还是用果腹的钱将书买下。扉页上，他郑重写下四个字：“购此自励。”
那时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物质匮乏，杨天石经常处于饥饿中，饿极了时，只能把酱油冲在茶壶里喝。一边喝着稀释酱油汤，一边读着《中国思想通史》，精神得到极大满足，“批批划划，越读越有兴味”。
从此，杨天石对哲学史、思想史，更加钟情起来。书读多了，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然想一吐为快。偶然读过泰州学派传人韩贞的集子后，杨天石写了一篇小文《韩贞的保守思想》，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光明日报》发表后，他大受鼓励，又写了一篇研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章，其中观点与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出的看法完全相左。
年轻气盛的杨天石，“不知天高地厚”，还特意给文章加了副标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报社编辑拿给侯外庐过目时，对这篇“激烈唱反调”的文章，侯外庐说：“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虽然不赞成杨天石的观点，但侯外庐仍然给了他表达的机会。后来，杨天石才得知，对他这个挑战权威的20多岁的年轻人，侯外庐的评价是：“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这种容忍异见的大家风范令杨天石感动多年。
遗憾的是，因为年轻，他没有想到去亲自拜访，聆听教诲。10年后第一次见面时，侯外庐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
杨天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杨天石教书兢兢业业，渊博的学识令学生们崇拜，同事们都称他“杨天才”。不能搞学术研究，他就躲进房间，偷偷研究鲁迅。
恰在此时，中华书局想找人写一本《王阳明》，许多学者都不肯写，找到杨天石时，他欣然接受。1972年，《王阳明》顺利出版，首印高达30万册，很快就在国内售罄，并被送到日本展览。独特写法受到中华书局青睐，继续向杨天石约稿，于是又写了《泰州学派》。在那个研究成果无处发表的特殊年代，他在斗室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
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走上正轨，杨天石想进研究所专心学术。然而，调动谈何容易。家庭成分不好，在北大时的“劣迹”又如影随形，有几个单位曾经想要他，可转来转去，档案又转回了学校。
1974年，命运迎来转机。有一天，杨天石收到一封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寄来的，他们正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组长李新到处招兵买马，杨天石10年前的“南社”研究引起关注，遂邀请他参加协作。尽管没有报酬，也不调动人事关系，纯属“义工”，杨天石还是欣然应允。
那时，他教两个班的语文，还兼班主任，教学任务繁重，但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骑半小时的车到研究所看书看报，市面上几乎见不到的清末民初的报纸，在研究所都能一睹为快。时间一长，近代史所上上下下都认识了杨天石，知道他不为名，不为利，单纯地热衷研究。
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后，对杨天石这个非历史科班出身的中学语文教师，李新给予了充分信任，并把调动提上了议事日程。眼看能走专心学术的道路了，杨天石的思想负担却日渐沉重，多年来，因档案里那“不光彩”的一笔，他早已对调动心灰意冷。整日思来想去，越想越紧张，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大吼大叫几声，那段时间，家人都担心他会发疯。
为了抓住机会，杨天石不再“傻”和“迂”。一个晚上，他找上家门，打算主动向组长李新汇报自己的情况。不巧，李新不在，夫人于川一听来意就笑了：“你的家庭成分高一点，这没有关系嘛。”
她说的是“高一点”，而不是以往的“黑五类”，杨天石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意外的是，这一次的难点，变成了学校舍不得放人。负责人提出的条件是：需要近代史所来人交换。谁料，近代史所送去20多份档案，学校却一个也没有挑中。
天无绝人之路，听邻居说，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教师家属，刚刚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尚未分配工作。杨天石立刻连夜求见，请她到师大附中任教。对方愉快同意，可学校以此人是专科毕业为由，不同意接收，杨天石只得苦苦哀求，校领导才勉强同意。
好事多磨，事情又节外生枝。师大附中归北京师范大学主管，往上报备时，师大领导一看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又把杨天石扣下了，说：“这样的人才，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好在，学校人事干部动了恻隐之心，撒谎说：“这个人口才不行，教学效果不好！”
历经波折，1978年，在三尺讲台站了18年之后，杨天石终于跨进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成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夙愿得偿，感慨万千。每当别人问起，学的是文学，为何会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回答通常是两句：一句是“一言难尽”；另一句，则是“命运安排”。
两块“石头”碰面了
“历史研究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学首先是科学，不是工具，写历史要敢于说真话。”揭露历史真相需要收集大量资料，需要求索佐证，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此，杨天石的脚步踏遍了海内外。每到一处，他必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档案馆，有时一个偶然发现就能令他欣喜若狂。
编写民国史时，杨天石得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说：“许多秘密现在不能讲，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要在我死后看我的日记。”直觉告诉他，蒋介石日记值得研究。
一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杨天石无意中读到了蒋介石秘书毛思诚摘抄的蒋介石日记。虽然日记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非常有限，但杨天石还是结合众多资料，精心撰写了史学宏文《中山舰事件之谜》。
历史迷雾被层层拨开，文章发表后，胡乔木称赞是“不可多得”、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在接见杨天石时鼓励他：“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杨天石与蒋介石，这两块“石头”的碰面擦出了令学术界瞩目的火花。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尽管杨天石个人并不喜欢蒋介石，但他还是决定深入研究下去。为了不被主观情感左右，他给自己制定了原则：“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增其恶。”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一项研究经常要持续十年，甚至数十年。许多人物互有联系，许多事件环环相扣，不断的研究中，孙中山、北伐战争、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等等，相关学术书籍接连出版。虽然已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大量学术瑰宝，但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执着却始终如初。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去台湾参加活动时，在台北“国史馆”，杨天石幸运地看到了摘自蒋介石日记的一批未刊著作，其中内容已经延伸至1942年。欣喜之余，他不仅自己加速抄写，还花了6万台币，邀请一批台湾学生帮助他全部抄完。
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2002年，《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作为几乎见过所有蒋介石日记手抄本的学者，杨天石成为公认的研究蒋介石的专家。
孰料，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突如其来。很多人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说杨天石“吹捧”蒋介石，说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明枪暗箭一时间齐齐射来，事件沸沸扬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审查后，最终的结论是：“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对蒋介石，是研究不是吹捧。”
作研究，杨天石既爱惜羽毛，又问心无愧。台湾学者李敖曾邀请他一起合写《蒋介石评传》，但他最终没有参与，“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没有新资料之前，杨天石也绝不轻易动笔，1942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他一直在寻寻觅觅。2005年，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杨天石结识了蒋介石日记保管人、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那时，蒋介石日记已暂存于美国胡佛研究院。饭桌上，杨天石顾不得吃饭，不停地劝说蒋方智怡开放蒋氏日记，让全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好消息很快传来。几个月后，蒋介石日记终于开放，杨天石以学者身份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看到日记原件，他如获至宝。不能拍照，不能复印，他就每天第一个到胡佛档案馆去抄，直抄得手指磨出血泡，再磨出老茧。两个月后到家，明显瘦了一圈，夫人心疼地问：“在档案馆你中午吃什么？”
“泡面啊。”杨天石轻描淡写。
一共53年的日记，历时4年，分批开放。每一次，杨天石都是如此。抄回的手稿几尺高，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陆续推出，在学术圈外，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忠实拥趸。随着著作多次获奖，杨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攻击来自海峡对岸，他们说杨天石“丑化蒋介石”，说他的研究是“阴险学术行为”。对此，杨天石的回应一以贯之：“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揭示的史实。如果不服，就拿出证据来！”他仍是当年那个耿直少年。而这时，与蒋介石日记结缘30年，他已经快80岁了。
“浪取虚名未补天，人间闯荡八十年。为文偶逆时流意，设论曾遭白眼嫌。造假昙花空一现，求真玉璧永刚坚。是非毁誉随人说，绿野轻骑任策鞭。”尽管少年时“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的梦想早已实现，但回首往事，杨天石仍说自己“闯荡三界，所成寥寥”。
耄耋之年心犹壮，著作还在修订，蒋介石日记的研究还在继续，学术，是杨天石毕生的追求。只有隐在书海中，他才最踏实。哪一段话，在哪本书的第几页，他轻车熟路。
欣慰的是，在杨天石引领下，唯一的女儿杨雨青也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后继有人，望着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藏书，他颇为自豪：“我的书将来一本都不会浪费了！”
“岁尽冬残又望春，犹抛心力作文人。何曾秃笔关天下，聊为飞鸿记爪痕。”对自己的人生，杨天石这样概括。而女儿的评价也颇为贴切：“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概括他的人生，那么父亲的名字也许恰如其名：天道酬勤，天生为学术而活，磐石一样，坚定不移。”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1期
作者：潘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