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北大和中国那么多的‘第一次’。”回忆起在北京大学的四年大学时光，从地中海远道而来的马耳他前驻华大使克俚福既骄傲又自豪。他在北大度过了充满中国时代特征的青春岁月。
自1978年进入北大，克俚福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颁发学历、学位双证书，第一次实行学分制，第一个自由市场，第一家私营饭店……“我还拥有了北京第一辆能换挡变速的自行车赛车。”时代风起云涌，燕园四年匆匆，克俚福在北大的故事也烙下了那个年代的独特标记。
“革命本色”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克俚福来到北大，被安排住进了北大南门附近的26号楼。
在这里，克俚福邂逅了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同学。隔壁寝室用电炉煮咖啡的同学有13本护照，曾经做过职业杀手；邀请自己一起喝茶的同学带着步枪，是巴解组织成员；抱着“剥削”美国人心态的同学，把30元买的二手自行车150元卖给初来乍到的美国同学……在与各国留学生的交往中，克俚福结交了许多好友。
“我一直以为北大是个只有未名湖、图书馆、教授、学生的平静所在，没想到却遇到了这样的人和事。”克俚福说道，“这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北大兼容并包的特色，算是到北大上的特殊的一课吧。”
在北大，克俚福坚持着自己的“革命本色”。刚到北大时，克俚福不愿意在专门的留学生食堂吃饭，于是与校方“辩论”，争取和中国学生一起吃饭的机会。克俚福与校方沟通说，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吃饭，有助于汉语学习；在不同食堂吃饭实际上是在鼓励不平等。最终校方被克俚福说服，克俚福买到了用于中国学生食堂的饭票。
“饭票是粉色的、薄薄的一张小纸片，拿着的时候如果手上有汗就会‘融化’。”克俚福对这些得来不易的饭票十分珍惜。
尽管中国学生食堂的伙食水平比留学生食堂差很多，没有多少肉菜，米饭里还有硌牙的小石子，克俚福仍然十分愿意和中国学生一起吃饭。为了争取到中国学生食堂更好的伙食，克俚福参加了北大田径队，练习推铅球。每天的体能训练也让克俚福逐渐迷上了铅球运动。
除了在学校的时间，一个星期的每一天，克俚福都有自己的安排。周一是“茶馆日”，周二是“老板馆日”，周四是“戏曲日”……克俚福和同学们每周试一家新的餐馆，有条不紊地安排品尝中国白酒，还保持着一个独特的习惯：到校外海淀浴池洗澡。
克俚福每周要到大澡堂里洗四五次澡。在大澡堂里和北京老头儿一起听京剧、听评书、聊天是克俚福保持与社会紧密接触的学习途径之一。
“我们一进浴室，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哟，涮‘洋’肉了！”在克俚福看来，北京老头儿都十分健谈幽默，从来没有因为克俚福是外国人而区别对待。“这就是我喜欢老北京的地方，他们特别自信从容：这是我们的地盘儿，我们很开心，为什么要为一个外国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呢？”
因为北京老头儿的影响，克俚福对戏剧越来越感兴趣。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川剧……克俚福每周起码要去两次戏院，金鱼胡同的吉祥戏院和各个老戏院，都是他时常造访的去处。
丰富的课外生活，成为克俚福在中国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实话，课外安排比上课好玩多了，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到现在还有用的东西。”克俚福说。
一眼挑出问题
克俚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汉语专业时，中国仍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一切都在建设之中。学校除了苏式教材，并没有正式课本，仅有的教材是老师手写、并用灰色劣质纸油印的讲义；图书馆语言学、西方文学的书禁止借阅；整个中国还处于保守沉闷的文化氛围之中。
然而中文系的老师为克俚福打开了一扇思想开放的窗。在课堂上，老师们会给学生解读自己翻译的国外论文，分析国外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当时只有30多岁的陆俭明担任克俚福“汉语语法”课的老师，他教授的语法分析方法尽管在当时的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却让克俚福终身受益。这之后，无论是当外交官写外交文书，还是当律师起草合同，克俚福在工作中遇到汉语写作的问题时，都坚持用陆俭明老师的语法分析方法。
“现在我在律所里还会一字一句地修改年轻中国律师写的合同和诉状，我能从法律文书很长很复杂的句子中，一眼挑出他们的语言问题。”克俚福自豪地说，“说实话，我挑剔得都有点让人讨厌了。”
而在傅民开设的“对外汉语”课上，克俚福学习了地道的汉语，阅读了真正的中国文学作品。白话的、古文的、清代的、明代的、小说选段等等，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老舍的话剧，这些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兼顾了留学生的语言水平，也为留学生们展现了中文世界的真实魅力。
“傅老师上课非常有激情，深入浅出又有创造性，她了解我们留学生的需求和特点。”克俚福把傅民视作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在北大的四年中，克俚福从中文系的汉语专业转到中国文学专业，“好好利用四年时间，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是克俚福始终不变的信念。早晨七点半的课，不管外面多冷、天多黑，克俚福都坚持去上课。凭借优异的记忆能力，克俚福往往能在考前突击背诵复习，赶上中国学生，取得好成绩。
“在一次‘民间文学’课上，老师专门批评中国学生说，你们看外国学生考得都比你们好。”克俚福说道，虽然不愿意老师这样说，但是自己的努力学习确实得到了回报。
毕业时，克俚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毕业生。“我的毕业证书编号是‘留毕8200001号，1982年的第一号！”克俚福记忆犹新。
北大定的结婚日期
“北大是个特别适合谈恋爱的地方，未名湖就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回忆起自己在北大的浪漫爱情，克俚福赞不绝口。
1981年1月，克俚福在燕园邂逅了一位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到中国交换的美国学生，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两人间迅速迸发。5月份，还在北大读书的克俚福和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的北大是不允许大学生结婚的，为了让这段跨国恋情修成正果，克俚福还经历了一番波折。为了他结婚的事情，留学生办公室一次又一次地开会，克俚福拜托朋友在马耳他办理繁杂的结婚手续。经过了近三个月的证件办理过程之后，忽然有一天，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找到克俚福说：“你们5月11日到海淀人民政府那儿登记，带上所有文件、护照和学生证。”
就这样，24岁的克俚福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登记结婚。在他们的结婚证上，写着“勤俭节约，计划生育”八个大字，右边的图片印着火车头、火箭、原子弹和大大的蘑菇云。整个结婚的费用只有六毛钱。
在北大，克俚福参加了北大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舞会，亲身体验了舞会从“男生和男生跳、女生和女生跳”的保守氛围，转变成开放多样的“真正”舞会。在北大，克俚福经历了书店中从只有鲁迅作品，到“禁书”纷纷出版重见天日。在北大，克俚福体会了当在《人民日报》读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时，大家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
北大赋予克俚福年轻岁月中诸多打上时代烙印的“第一次”，也在克俚福之后的漫漫人生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北大印迹。
“北大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都可以被接纳、被包容，我接触了很多人而且喜欢这种接触。北大的这种教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活中。”克俚福说。
本文由北大校报记者高乔根据赵昀晖编著《弄潮儿向涛头立——马耳他前驻华大使克俚福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