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陪打工者就地过年｜柴家小院的女领班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朱长振文图
人物档案：妻子朱香云，39岁，丈夫王孝红，41岁
职业：妻子是新郑具茨山柴家小院山庄领班，丈夫是山庄勤杂工。家乡：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大屯镇土山村。
个人简历：夫妻二人在新密打工时相识相爱并结为连理，来新郑具茨山亲戚家玩时认识了现在的山庄老板，被“挖”过来打工，这一打就是十年，在新郑买了房，购了车，打算就在新郑安家落户了。因为疫情，今年是夫妻俩结婚以来首次没回安徽老家过年。
2月6日，周六，农历的腊月二十五，年味渐浓，山庄愈忙。
晨曦微露，新郑具茨山半山腰的柴家小院的人被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惊醒。“烦人，天天这么早就叫开了。”住在小木屋内的朱香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外面树林里的一群鸡发起了牢骚，因为是山庄里的领班，她每天要第一个起床到山庄去开门、点名，晚上是最后一个锁门、下班。
上午8时，具茨山响起了难得听到的敲钟声，那是朱香云在敲钟点名。“这是我们老板的主意，延续好多年了，像当年生产队时上工一样，钟一响，大家都过来开始点名，迟到了要罚款。”朱香云一边点名，一边对晚上住在山上、刚起床拍照的大河报记者说。
有人做早餐，有人磨豆腐，有人洗菜。“今天是星期六，再加上快该过年了，来山上玩的人肯定多，大家动作都要快一点，另外出外送过年礼品的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朱香云一边忙着跑前跑后，一边大声对院子里忙里忙外的十几名员工说。
打工时相识相知结为夫妻
中专毕业的王孝红当时在郑煤集团上班。朱香云当时在新密一家夜市大排档打工。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后，于2005年结婚。“当时在新密买了郑煤集团家属院一套小房子，虽没房产证，但便宜，在新密办了十几桌酒席后，又回到我的老家安徽办了二三十桌，因为买房后手里不宽余，父母务农，家里还有个弟弟，所以也没给老婆置办啥好的结婚礼物，不过我老婆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很善解人意。”当着记者的面，王孝红夸得老婆脸直红。“我就要了他们家2000元钱礼，结婚前我娘家又返还了600元，等于我就值这一千多元钱，所以结婚后我们家的钱都是我来管，要不然就太亏了。”朱香云半天玩笑地说。
前些年，已经有了孩子的夫妻俩有一次来新郑具茨山一个亲戚家玩，认识了柴家小院的老板。当时正缺人的柴老板邀请朱香云到柴家小院干：“我当时孩子小就问他同不同意我领着孩子来上班，工资低一点儿也行，柴老板一口就答应了。”朱香云回忆起刚来时的情景也感慨万千：“没想到这一来就来了十多年，并很有可能就在这儿扎根落户了。”
从刚来时的服务员，到配菜员，再到收银员，一直到领班。“我这可都是一步一步自己干出来的，老板信任是一方面，关键是还要让员工们都心服口服，既要管理好，又要以身作则，还有就是得学会和各种各样的客人打交道，这其实也可难啊。”朱香云一边忙不停地接打电话，一边抽空接受记者的采访。“这两天临近年关，订房间聚会的多了，要过节礼品的多了，因为我们这儿的礼品是山上的土鸡蛋、炸酥肉、桑叶挂面，别处都没有，所以天天送货都送不及。”
丈夫王孝红这几天的主要职责便是送货，开一辆面包车。“从早忙到晚，昨天下午去龙湖送了一趟，回来时都半夜了，一年就这几天最忙。”王孝红说。
今年过节不回家
因为是家中的长子，结婚后的王孝红基本上每年都要回安徽老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们那儿的风俗就是年三十无论如何要回到家中，和父母一起吃顿团圆饺子。大家初一要挨家去长辈那儿拜年。初二要去舅家和老婆的娘家走亲戚。再有就是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聚一聚，喝喝酒，聊聊各自一年的收获，也有的就趁过年这几天定住下一年要跟谁一块儿出去打工了，意义也很重大呀，所以前些年对回家过年很期盼，只不过也太累人了。我们当时从新密回安徽时坐大巴，还抱着孩子。早晨天不亮就起来等车，中途不走高速，也不吃饭，要一天一夜才能到家。现在想想都后怕。”回忆起以前回家过年时的情景，王孝红说,“现在买了车了，想啥时候回去就啥时候回去，两三个小时就到家了，方便得很。”
2012年时，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考虑到将来孩子上学，夫妻俩决定在新郑市区买套房子：“当时交了首付，到现在还没装修，基本上没去住过，但有了房子，心里有底了，就想着新郑就是家了，等以后孩子该去新郑上学了，就装修一下一家都搬过去住。现在孩子在这里上学，夫妻俩吃住都在山庄，房子等于是闲着。”虽然房子从买到现在仍没装修，但夫妻俩提起这套房子，明显感觉到心里底气足了不少。
往年山庄都是到农历腊月二十七八放假，大家都各回各家过年。今年因为疫情，山庄首次决定不放假。“双倍工资，顿顿大餐，大年初一还有红包。”柴家小院老板柴绪文拍着胸脯说，“一定要让留下来的员工吃得好，玩得嗨。”
人在即团圆，他乡亦家乡
下午3点以后，客人陆陆续续下山走了。这是朱香云到了一天中最为清闲的一段时间。“走，我带你看看我们山庄新的基地去，顺路再到几户农家把要收的山货捎回来。”朱香云领着记者顺着具茨山的羊肠小道七拐八弯，来到一处向阳的山坳间。
新架的水管铺到了田间地头，新栽的核桃、石榴已经成活。几名石匠正在路边垒石堰。以前的老村落已经搬迁完毕，留下的几处院落是山庄特意作为村史馆展览用的。“说不定我还要在这儿干十年二十年，直到退休呢。现在这么辛苦挣钱，还不是想把孩子好好培育成人，将来上大学、上研究生。”
准备走时，迎面碰到了具茨山管委会党委书记薛智强。他正领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辖区居民送对联和过节慰问品。“每一个新具茨人都是具茨山的建设者、贡献者。因为疫情，大家纷纷响应号召，原地过年，我们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过个暖心有味的春节。”薛智强激动地说，“人在即团圆，他乡亦家乡。希望大家就地过年，共待疫去春来。”
旧闻回顾：从能拉着旅行箱出去打工，到可以自由支配工资，再到把女儿培养成城里人
女工白均：15年梦想变迁（原载《大河报》2010.02.09）
□策划特稿部
特派记者朱长振文李康图
阅／读／提／示
白均在郑州一家火锅店工作，仰望对面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她在被都市繁华震撼的同时，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常常从心底涌起。
白均的梦想一直不稳定，小时候，她的梦想是赶快长大，能像邻家大姐一样，拉个旅行箱外出打工，回家时衣着光鲜并烫了发；等她初中毕业真正外出打工了，她又梦想能像城里姑娘那样恋爱结婚，并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因为她打工的收入，既要供弟弟、妹妹上学，又要支付母亲高昂的医疗费；现在，跟丈夫一起在郑州打工近１０年的她，竟然说不清楚自己的梦想。
顿挫了一下，白均终于说，她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女儿培养成城里人。
老板临时变卦记者另觅女工
王邦友是河南省川渝商会秘书长，说起川渝在豫的打工情况如数家珍。
目前，整个川渝在郑打工人数已超出百万，其中男性占６０％，女性占４０％。在这百万打工者中，有约１５万人从事服务业，其中７０％从事的是餐饮业，这７０％里面，又有８０％是女性。“川菜在郑州占有半壁江山，高、中、低档都有，确实是走进普通百姓生活中去了，而在服务业中独树一帜的川妹子，也早已被郑州人民所接受。”王邦友说。
２月２日，在王邦友的介绍下，记者在伊河路与工人路交叉口附近一家重庆小吃店找到了３３岁的开县女工张秀英，她已是３个孩子的母亲，来郑州打工刚满一年，在小店里不仅当服务员，还兼任半个厨师，“每天都累个半死，想早点回家”。
记者结束当晚的采访后，２月３日上午与张秀英一同订好了晚上开往达州的Ｋ７４５次列车车票，但店老板却临时变卦，不同意张秀英回家：“这几天店里生意正好，不到腊月二十八店内服务员谁也别想走！”
“明年说啥也不会再来他店里干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不来了，没一点人情味儿。”张秀英说。
为了填缺，王邦友帮记者物色了另一位服务员白均，她在中州大道与航海路交叉口附近一家水煮鱼火锅店打工，家住重庆市江津区双福镇，一个因福寿螺而闻名的乡村小镇。
３０岁的白均是这家火锅店内的普通服务员，老板破例在一年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准许她提前回家，因为她妹妹前段时间在家出了场车祸。
得知放假她兴奋得浑身颤抖
白均的丈夫陈仁田不能与她一同回家，作为这家火锅店的厨师长，他深知这时候离开对老板意味着什么。当天的报纸称，往年一到这时候，保姆大都要回家过年，饭店的服务员也明显减少，今年郑州的情况亦不容乐观……
得知老板给自己提前放假，白均高兴得浑身颤抖。她小跑着回去收拾行囊，旅行包里装上了丈夫过节穿的西服，给父亲带的河南香烟，还有几十斤猪油。“重庆的猪油要１０元一斤，而郑州还不到５元。”白均说。
白均８岁的女儿陈樱也在郑州，她是去年春节前来的，老板安排的学校，“一年多没回老家，早想爷爷、奶奶了”。
出发前，兴奋的小陈樱还抽空与店里的叔叔阿姨们打闹，有人问她：“过几天我们回去了到你家吃饭去，你给我们做啥好吃的？”“福寿螺、水煮鱼，这都是俺家乡的特产，请点菜！”陈樱的“大人腔”引来一片笑声。
打的到火车站，白均母女被广场汹涌的人流吓着了，陈樱不再说笑，白均也紧绷着脸。候车大厅内，乘客或坐或站已将所有能利用的空间占据，等了许久，广播里传出开始验票的讯息，母女被一股巨大的人流推着往前挪动。好不容易挤上车，白均已经汗流满面，累坏了的陈樱找到座位后，很快就睡着了。
“她们都挣了大钱，但我不想干那个”
１９９５年，初中毕业的白均没有继续上学，而是跟一个远房亲戚到成都一家纱厂打工。白均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我妈长年有病，家里经济困难；二是弟弟、妹妹都在上学，靠爸爸一人打工挣钱供不起三个学生；还有就是，我很羡慕邻居家的姑娘们，她们打工每年回来的时候都拉着旅行箱，烫着发，特时尚。”
刚入厂那阵子，白均的技术还不熟练，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是在车间里干活，每个月可以挣５００元钱。除去１００多元开支，白均会把剩余的钱都寄回家里，弟弟、妹妹的学费以及母亲的买药钱，都在等着她的工资。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５年，白均终于烫了发，也买了旅行箱。她也会不时听说，不少以前一起打工的姑娘去了南方，有的去了歌厅或舞厅。“她们都挣了大钱，但我不想干那个。”白均说。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几天，白均与在郑州打工的陈仁田结婚了。陈仁田从部队转业回乡，他家离白均家不远，他选择做厨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镇上饭店学了一年多，便投奔在郑州开店的老乡了。
婚礼是在陈仁田位于半山腰的小院举办的，总共花了几千元钱，很简单。陈仁田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妹妹，父母均在家务农。
婚后，白均随丈夫来到郑州，在他打工的火锅店内当服务员。一年后，陈樱出生了，白均再次回到重庆，主要任务是养孩子。夫妻俩在这一年还做了件大事，贷款在镇上买了套房子。“主要是丈夫怕我在山里住着受罪，买房花了６万多元，装修又花了５０００多元。”白均说。
但新房仅让白均享受了一年，女儿１岁大时，为了早一点还清贷款，她狠心将女儿撇给老人，自己再次到郑州打工。“还是到饭店做服务员，但没与丈夫在一起，他当时在中牟一家分店干，我还在总店。”从家走那一晚，女儿哭了一夜，而白均说她哭了一个多月才慢慢缓过来。
这以后的几年，白均每年都盼着春节，因为只有在这短暂的假期里，她才能与女儿和妈妈团聚。“我回去抱她的时候，她哭着掐我，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心里那个难受啊。还有，妈妈去世时我不在家，现在想起来就流泪……”白均说。
２月４日下午２点，白均母女在重庆北站下车后一下子活跃了许多，不断用正宗的重庆话与拉客的饭馆伙计开玩笑：“到家了撒，还吃啥子饭嘛，家里有撒。”
女儿跟着她上学，不再是“留守儿童”
从重庆到双福镇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白均告诉售票员到一处收费站下车，却不见司机停车。后来下车白均才知道，她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收费站”已经拆了大半年了。有熟识的邻居见她回来，一边打招呼一边介绍，镇子上要搞开发了，不仅要扩路，还要建厂房和育苗基地，“还是你们两口有眼光，在镇上买的房子都快涨到１０００元一平方米了”。
白均家的房子在镇子正中央一个拐角处，一楼是一小间门面房，二楼是两室一厅，总共１００多平方米。公公婆婆在一楼、二楼摆了几张桌子，开起了麻将馆。“一桌２元钱，基本能顾住俩人日常开支，我俩的工资差不多都用来还账了，去年手头略有些宽余，就把女儿接过去上学了。我这一辈子不提了，现在就想着让女儿与城里孩子一样上小学、中学、大学，将来过得更好。”白均说。
“快上楼，饭都凉了。”早已在门口站着的二老一见到媳妇、孙女就乐得合不拢嘴，得知她们要回来，老两口早早就关了麻将馆，又是炖鸡又是去田地挖野菜。
吃饭时，白均不停地向二老汇报着在郑州的见闻，“人家城里的女人上班就是上班，下班了就是休息，还有双休日，不像我们打工的，只要有客人就不能下班，我在郑州快１０年了，就去二七塔耍过一次，还是因为下雨了店里生意不好……”
“不行就回来吧，咱镇上也有好几家工厂了，有好多年轻人都不出去了，就是听说工资有点低。”楼下传来咚咚的锣鼓声，婆婆急忙扒拉完碗中的米饭，掂起腰鼓领着孙女要出门，“走下楼耍会儿去，一帮老朋友都等着呢”。
白均跟着婆婆也下了楼，她想起在郑州的时候，火锅店外的夜晚也会有锣鼓声传出，只是她从没加入过一次，因为那时肯定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陈樱已经与一群小朋友打得火热，她对一个伙伴说：“我妈带我回来的，你妈还没回来吧？”
一年前，她与这些跟着爷爷奶奶的小朋友一样，都还被称为“留守儿童”。路灯下，陈樱向小朋友炫耀胸前别着的一个小圆牌子，那是她参加学校一个活动时发的，上面写着一句话：“孩子快乐，不孤单。”
专／家／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三农问题专家。
点／评
女性农民工更需要社会帮一把
因工厂流水线、服务业等对女工用工年龄的苛刻，结婚生育后超过３０岁的女农民工，在城市里获得的就业机会要比年轻女孩少得多。她们大多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比如捡拾废品、做保姆、卖菜等，或者在更“低档”的用工单位求生存，甚至和男人一样从事重体力劳动，她们在打工者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而很多农村女孩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即进城打工，并将收入交给家里供哥哥结婚或弟弟上学，成为家庭分工中的“工蚁”。涉世未深的她们，在城市面临更多的诱惑，比如收入远高于一般工作的性服务。也有一些人因情感上的孤独，随便地找男性作依靠，却缺乏在两性关系中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
更让人伤心的是，大多女农民工结婚后，不但如前所言失去了更好的就业机会，还要承担生育、照顾孩子等家庭责任，并且单身时的独立性也让位于对丈夫的依附性，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进一步降低，生活变得更加艰辛。
对此，我认为政府和社会应为其做得更多，比如加强年轻女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让她们成为月嫂、高级家政服务员、美容美发师、高级技工，能靠自我在城市立足、在家庭里获得地位；比如为女农民工在城市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开设自己的店铺、摊位，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贫民中的女性，是更好的贷款者。
编辑：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