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春节京城官员同乡爱“团拜”,祭祀宴饮看戏,歌舞流连

清代春节时,京城流行团拜文化。当然,这与当今的团拜会有一定的区别。清代的团拜,是京城官员或者同乡一起贺新春的团体活动。在清代,团拜是维系同乡以及同僚情谊的一种方式,因为团拜时保持着祭祀的古风,同时还有宴饮唱和,甚至还有看戏等娱乐,在娱乐活动不太丰富的古代,团拜深受官员的追捧。

当时有竹枝词记载:“团拜同年兴便增,传单分子乐应承。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它所反映的就是新春佳节时团拜的热闹景象。

不过,也要看到,清代团拜固然有加强同乡或者同僚情谊的作用,但或多或少也有利用同乡、同僚的关系实现升迁等其他目的。

追溯“团拜”一词的源头,最早始见于宋代,据《朱子语类·杂议》记载:“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着处。”可见那时的“团拜”是指行礼的方式,也称“团拜礼”,并不是指专用于春节时的礼仪。明清以后,逐渐发展为京官新春贺岁的团体活动。

清朝时,在京城过春节,官场同僚间要团拜,师生间要团拜,同乡之间也要团拜。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京城衙署的春节团拜,规模较大的则是九卿和六部的团拜。

根据记载,同治九年(1870)春节,礼部尚书万青藜、户部侍郎延煦、兵部侍郎宝珣以及工部尚书毛昶熙四人共同主持了九卿团拜。这种团拜,也是京师各衙署官员共同参加的一次“大型春节聚会”。

除了九卿和六部的团拜,各部衙署内部也有团拜,不过各部衙署团拜的举办时间不同。民国时,日本人冈本正文在编译的《北京纪闻》中提到了清代各部衙署的团拜时间,“每届新岁均择定吉期各司员谒见堂官,兹闻吏部、兵部定于正月之初四日,户部、工部于初六日,刑部于初二日团拜,盖是期该部院定当增一番热闹也。”

除了这种同僚之间的团拜,还有一种团拜比较常见,那就是同年团拜(科举时代称同榜或同一年考中者为同年)。明清时,在京做官,几乎多从科举出身,官员们也讲究师门和同年情谊,每年春节都要举行同年团拜,团拜人员一般都是曾经的座师(当时科考的主考官)和在京的同年。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入仕之初,他经常参与道光乙酉(1849)以及咸丰丙辰(1856)两科的同年团拜,后随着官位的上升,他还会参加九卿和六部的团拜。

另外,在京城的同乡们,每逢春节也会举办同乡团拜,这种团拜相对于同僚和同年团拜,更随意一些。其规模不等,根据组织者的级别而定,全省的同乡团拜,人数就多,有时达到数百人;而府县组织的同乡团拜,也就几十人。参加者既有京官也有外官,还有来京的士子。

曾在工部、邮传部任职的孙宝瑄,是浙江钱塘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一书中,记载他在京任职时多次参加浙江省府的团拜。光绪二十八年(1902),“薄午,至杭州馆,杭人于是日团拜,冠裳跄跻。”第二年春节,“浙江同乡在越中先贤祠团拜,演剧设宴,余亦往观剧,到者约五六百人,皆浙人。”

团拜是春节期间京城官员们的一项大事,那么有哪些礼节和习俗呢?在数百年的演变中,清代团拜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礼俗,其中最重要的礼俗之一就是祭祀先贤。祭祀时众人整肃衣冠,焚香行礼,祈祷祝福,以示敬重。

京城的同年或同僚团拜会,第一项也是祭祀先贤。对于官员举子来说,要祭祀的正是孔子、颜子等先贤。翁同龢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根据他的日记,每年正月初二的国子监团拜在彝伦堂举行,“合署官毕集,余上殿行释菜礼,复同诣后殿及文公祠行礼,至敬思堂更衣,同诣彝伦堂团拜讫”。这里的释菜礼,就是祭祀先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等。而到文公祠行礼,则是祭拜唐代文学家韩愈,韩愈曾任国子监祭酒,后人就在国子监修建韩文公祠予以纪念(北京国子监韩文公祠部分建筑遗存位于如今国子监北侧的国学胡同)。

同乡团拜会,多在位于京师的该地会馆举行,不同地方的先贤,会根据各自省份的历史而定。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杭州府同乡举行团拜,同乡们先到于忠肃公祠,“行团拜礼,然后群坐而饮,饮罢各散”。于忠肃公即一代名臣于谦,他是浙江钱塘人,因为于谦的卓越功勋,清代钱塘以及仁和等籍的京官,都把他视为先贤。

清代北京的春节团拜非常隆重。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吴友如主绘的《点石斋画报》就刊载了一篇《新年团拜》,用绘画和文字的形式,描绘了官员新年团拜情形:“团拜始于京官,凡在同乡,由会馆中执事备贴分请,约期行礼……”通过画面可知,团拜的众官员身着官袍补褂,分列两侧,拱手相拜。

▍清 吴友如 《新年团拜》(《点石斋画报》)

清末任武英殿协修的郭则沄在其《竹轩摭录》中也曾记载:“承平时,京曹同乡贯或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其燕聚恒于各会馆,笙歌选日,车马如云。”

春节团拜会除了丰盛的酒宴以外,更是以丝竹助兴。清代按例京官禁止入戏园酒馆,但是春节团拜需要唱戏怎么办呢?则可由值年(每年团拜有专人轮值承办,称“团拜值年”)在衙署会馆延请戏班演戏,称为堂会。

特别是到了晚清,看戏成为春节团拜的重头戏。那时,堂会演出一般要安排十来出戏,时长达二三个时辰。后来,还增加了夜戏,剧目多达二三十出。

《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丑同年在湖广会馆团拜时的一张堂会戏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演出了《天官赐福》《白良关》《探母》《锁云囊》《定军山》《拾玉镯》等,共二十九出。演员则有李长奎、飞来凤、杨宝珍等众多名角。当时有竹枝词这样写:“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由此可以看出,京官对于看戏的痴迷程度。

春节团拜如此隆重,而参加活动的官员以及士子们,焉能没有感慨。他们对酒当歌,赋诗唱和。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祝德麟,多次参加同年和同僚的春节团拜,他写下了《团拜》一诗,抒发自己的情感:“会馆先谋地,传单次列名。载兴风在下,三让月初盈。序齿毛犹燕,论心迹暂井。侑欢丝与竹,洽兴琖加觥。懒仆扲华褥,馋庖觑冷鲭。年年修此举,当不虑寒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