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纪念馆
若论北宋最著名的婉约派词人，则非柳永莫属。柳永祖籍福建崇安，今武夷山九曲溪一曲岸边，建有一座柳永纪念馆，记录了其不平凡的一生。毛主席也很喜欢柳永的辞章，经他圈点的柳词就多达50余首。
可就是这样名满天下的柳永，一生却颠沛流离，坎坷不遇，屡次科考不中，最后流连于烟花柳巷、青楼楚馆中，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按照某些宋代笔记的说法，柳永一生的悲剧来自宋仁宗对他的厌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曲《鹤冲天》惹祸？
柳永作品流传极广，据说“凡有饮水处，即能歌柳词”。他的词不仅能传遍大宋，就连北方的契丹和后来的女真都非常流行。相传金国国主完颜亮读柳永《望海潮》一词后，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所描写的钱塘繁华陶醉，致使他撕毁《绍兴议和》，倾兵南侵。
既然柳永才华横溢，又生活在崇尚文化的北宋，命运怎会如此不幸？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
柳永参加科举考试连续落榜，自觉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便写出了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后段的大意为：青春不过是片刻时间，我宁愿把浮浅的功名，换成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回婉转的歌唱。
科举考试是旧时读书人走上仕途的有效途径，所以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但科举进士科不是那么好考的，民间常说“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进士难考，50岁考中都算年轻的。
柳永作词是才华横溢、天下一绝，但科考却未必一定能考中，好比现代的周杰伦、方文山词曲做得再好，考公务员没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名落孙山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再次复读准备下次考试就好了，可柳永却不服，写下这首《鹤冲天·黄金榜上》，讽刺宋仁宗不识贤才。
数年之后，柳永再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次首考不错，考过省试（礼部考试），进入了最后的殿试（皇帝主持的考试）。宋仁宗看到柳永的卷子，因原本就不喜欢柳永浮艳风格的词，又记起柳永那首《鹤冲天·黄金榜上》讽刺过自己，于是御笔一挥，在卷子上批注：“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意思是，你去浅斟低唱就好了，何必要进士这个浮名呢？
仁宗朝所取进士
这个故事来自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原文如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能改斋漫录》里记载宋仁宗用金口玉言告诉大家，自己不喜欢柳永，那他一辈子都别想考中进士了，于是柳永的仕途就此戛然而止。后人因此同情柳永，觉得宋仁宗睚眦必报、心胸狭窄，“仁”这个字名不副实。
笔者经史料整理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宋史·选举志》记载，为了防止作弊，宋代科举考试实行的是“糊名”“誊录”制度，“糊名”亦称“封弥”或“弥封”，就是用糨糊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处密封起来，以免考官动手作弊。“誊录”就是考生卷子由小吏重新抄写一遍，再提供给考官批改，避免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考官批改结束并排好名次，才公开考生名字。
正史里记载，柳永第五次考科举正是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甲戌科，并且考中，赐进士出身。也就是说，柳永是在宋仁宗一朝考中进士的。宋仁宗如果不喜欢他，为何又取他为进士？本次科举考试是扩招的，一共取了501人，往年一般录取两三百人。
柳永前3次参加科考之时，皇帝并不是宋仁宗。历史记载柳永一共考过5次科举，分别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一次落第；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 ，二次落第；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三次落第。据说是在这年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的；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四次落第。据说仁宗在此年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及第，赐进士出身。
柳永前3次考进士，皇帝是真宗并不是仁宗，按理说他写《鹤冲天·黄金榜上》时，宋仁宗还没有做皇帝，这首词根本不可能是讽刺宋仁宗，宋仁宗也不可能因此嫉恨柳永。
而宋仁宗出生于公元1010年，柳永第4次考科举的时候是在公元1024年，这个时候宋仁宗才14岁，刚即位2年，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宋仁宗还是孩子，怎么可能批殿试的卷子，更不可能心胸狭窄地写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如此批复？
由于殿试体现着皇帝的绝对权威，因此关于皇帝根据自己喜好确定进士排名的传闻屡见不鲜。实际上，这些传闻并非历史真实，因为殿试亦行糊名考校。
仁宗其实是“柳粉”
与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相反，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也就是说，仁宗很喜欢柳词，每次喝酒都要侍从反复咏唱。陈师道生活年代主要在仁宗至神宗三朝，相对而言，其记载更为可信。
以宋仁宗之仁心，也根本做不出这种率性之事。举个例子，史书记载蜀地有一举人写了一首“反诗”：“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知府马上将人捆绑进京，献给仁宗表功。可是宽厚的仁宗看了以后不以为意，认为读书人不会造反，这不过是一个老举子当不上官发的牢骚而已。仁宗不但没有治罪，还将这个举子封了个小官。
连“反诗”仁宗都不愿意因为文字让读书人获罪，怎么可能会由于柳永的一首词而断了他的仕途？
后世传柳永科考失败后心灰意冷，后来自称“奉旨填词”，一生蹉跎，混迹青楼，为歌妓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堪称当时北宋娱乐界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不管多红的头牌歌妓都以唱他的作品为荣，酒肆画舫都以他的词作为招牌。
他去世的时候，治丧的钱都是歌妓出资的，出现了“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史料记载他出殡当日，满城歌姬舞女都来送别，“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
宋仁宗文不如徽宗多才多艺，武没有太祖雄才大略，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有一颗“仁”心。后世因为同情柳永，又以讹传讹，而让宋仁宗莫名背了千年的黑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封建专制年代，并不是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可以实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