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城赵树理文学馆（摄影：李晨远）
赵树理（1940年代） 翻拍自《赵树理全集》插图，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文 / 张霖
赵树理的通俗化探索首先赢得的并非是文化人的认可，而是来自民间，来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和士兵的钟爱。1943年9月，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初版印四千册，次年2月延安新华书店再版，印五千册。而新文学能够在农民读者中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太行山区约有千来万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很少买文艺书，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作品最多印两千册就达到饱和点，而《小二黑结婚》则多次再版，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而且一本书的传播范围，并不与其印刷数量完全对等，因为书籍还会在相熟的人群中流传，不仅在识字的读者中流传，还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在不识字者中流传。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一经出版，就迅速被改编成戏曲，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各个职业或业余剧团立刻自发地把这个富有浓郁乡村生活气息的故事搬上了舞台。由此可知，《小二黑结婚》的出版，不仅大大突破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销售的纪录，而且它在农民、士兵读者中传播的广泛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有意思的是，农民对这个新文学作品的接受完全是自发的。据改编过《小二黑结婚》的张万一回忆，当时的演出环境“全是在农村的野场子里，既不兴卖票，也不用把门，谁来谁看，看了就走，不因首长来了使演出受到拘束，也不因原作者在场而使演员过分紧张，大家都一律平等地站在那里看戏，没有什么特殊接待。”农民观众正是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像看旧戏一样，开始欣赏新文学作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
《小二黑结婚》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剧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二黑结婚》对农民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小二黑”的故事有力地鼓舞农村青年为冲破封建枷锁，追求自由恋爱，实现个性解放而斗争。在上演过《小二黑结婚》的涉县河南店村，一个姓熊的姑娘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与她的婆家争取离婚，嫁给了她原来所爱的对象。同样演出过此戏的南庄村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一个青年裁缝，爱上了隔壁村庄的一个童养媳，为了争取自由恋爱，摆脱封建婚姻，他们一起逃出家门，参加八路军。
尽管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边区文化人对这个作品却并不欣赏。在《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的几年中，它在文化人中的影响仍十分有限，不少知识分子对它心存排斥。赵树理以下里巴人为中心的通俗化主张在太行文艺界属于少数派。
在农民和与文化人的趣味冲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农民虽然支持赵树理，但是他们的文化地位十分低下，对新文学的发展很难形成有力的影响。事实上，根据地少数的文化精英才是新文学的真正主宰者，即便在“大众化”的口号下，民众的文化取向仍然处于劣势，遭到文化精英的排斥和压抑。
然而，就在《小二黑结婚》在文化人中屡遭冷遇的同时，赵树理的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却得到了边区文化干部的普遍推崇。这一点，从两书出版情况的比较中就可得到清楚的证明。
《小二黑结婚》最迟于1943年5月完成，经多方努力在四个月后出版。而《李有才板话》作于1943年10月，完成后在同年12月即作为“大众文艺小丛书”的第三种由新华书店出版，印数四千册。此后一个月，即1944年1月，赵树理的另一拥军题材的剧本《两个世界》，也被编入该套丛书，作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六”出版。相比之下，《小二黑结婚》出版在两书之前，却到1944年2月才作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八”收入，这就再一次证明它在边区文化人心中的地位并不很高。
然而，《李有才板话》的地位就完全不同。1946年，该作品分别在《解放日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晋绥日报》、《群众》周刊（该杂志为中共在国统区主办的公开理论刊物）等刊物上连载或转载。《解放日报》在连载的第一天（1946年6月26日）还配发了冯牧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群众》周刊也在开始连载之日（1946年9月29日所出之第十二卷第十期）配发了茅盾的《关于》。
在上述对《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发表和出版情况的比较中，可明显感觉到，边区文化界对两部作品的重视程度差别很大。这种倾向在对两作品的评论中就表现得更突出。
可以推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心中，《李有才板话》是比《小二黑结婚》更为理想的“大众化”作品。此书出版前一个月，林火就依据太行区党委宣传部意见，执笔作《介绍》一文，后以李大章的名义，在《华北文化》二卷六期（1943年12月）发表。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写道：“接着《小二黑结婚》的写作，赵树理同志的新作《李有才板话》，在我们认为是比较更有收获的作品，较之前者，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
然而，农民的趣味与文化干部和文化人的趣味都不相同。与精英所推崇的《李有才板话》相比，农民更加喜爱《小二黑结婚》。1943年10月，由武乡光明剧团开始，许多职业剧团和业余剧团纷纷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各种戏曲进行演出，有上党落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以及歌剧。
据统计，仅襄垣县秧歌剧团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文革”十年除外）就共演出《小二黑结婚》四千场，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平均每三天就要演一场。而目前的材料表明当时太行山区仅有襄垣农村剧团将《李有才板话》改编为秧歌剧，虽然在根据地的演出中获过奖，却很少有材料证明它在农民中的受欢迎程度能与《小二黑结婚》匹敌。
在《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出版后，赵树理的通俗化实践日趋成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风格，力图使他的创作能够同时满足农民、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文化干部三方的不同要求。
1945年初，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地板》。故事情节以说明减租减息政策的理据为中心，围绕“土地”与“劳动”的关系，在王老三和王老四兄弟这两位地主之间展开了减租减息法令与乡村经济情理之间的辩论。这个作品没有采用说书的叙事办法，而是跳过了说书人，直接由主人公现身说法，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运用直接引语，整篇故事没有情节冲突，都是大段说理。
《地板》的发表意味着赵树理通俗化实践向着解放区文艺主流的积极靠近，他开始主动尝试在农民、知识分子的欣赏习惯和共产党的政策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表达方式。
1945年末，赵树理全身心投入了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的创作。作家试图通过一个小村庄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一个普通农民张铁锁的命运遭际来展现华北农民革命的历史与现实。这部具有史诗意味的作品的结构方式采用了他所擅长的长篇评书的写法，以张铁锁为线索人物，用章回小说故事连缀的方法展开叙述，在语言上则避免方言土语，尽量使用普通话，并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手法，其风格非常接近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作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作品中开始出现乡村政治动员会议的讲话场景。有关会议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融洽互动的描写，可以说在左翼文学众多的说理性文字中弥足珍贵。在赵树理之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革命青年的会议情景，而赵树理则把农民接受现代民主教育的实况记录了下来。
比如牺盟会特派员小常动员农民救国。他和农民交流的场所就从代表乡村宗族势力的“庙里”转移到了铁锁家的门口，而那些被村长呵斥在庙门之外的看热闹的农民也都跟着聚集在了铁锁家门口，救国动员会就在一个走亲戚、看热闹的乡村生活图景里自然而然地展开了。因为这个章节并不为以往的评述所重视，本书愿意花一些篇幅，详细引用一下：
小常见人很多，便道；“就在外边坐吧！”说着就坐在门口的碾盘上。看的人挤了一碾道，妇女、小孩、老汉、老婆……什么人都有，有个孩子挤到碾盘上，悄悄在小常背后摸了摸他的皮带。冷元看见小毛也挤在人缝里，便故意向大家喊道：“都来吧!这里的衙门浅！”大家都轰的一声笑起来，小常听了，暗暗佩服这个人的说话本领。
铁锁悄悄向小常道：“这说话的就是冷元，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好说冒失话的。”又见大家都推着冷元低声道：“去吧去吧！”大家一手接一手把他推到碾盘边，冷元向铁锁道：“大家从前听你说，这位常先生很能讲话，都想叫你请常先生给我们讲讲话！”铁锁顺便向小常道：“这就是冷元。”小常便向冷元握手相认。
冷元又直接向小常道：“常先生给我们讲讲话吧？”小常看见有这么多的人，也是个讲话的机会，只是他估量这些人都还没有吃过晚饭，若叫他们吃了饭再来，又怕打断他们听话的兴头，因此就决定只向他们讲一刻钟。主意已定，便回答冷元道：“可以！咱们就谈一谈！”他看旁边有个簸米台，便算成讲台站上去。听话的人还没有鼓掌的习惯，见他站上去，彼此都小声说：“悄悄！不要乱！听！”马上人都静下来……
在抗战动员的国家话语和普通农民发生关系之前，赵树理以白描手法刻画出了牺盟会特派员在与农民交往中带给乡村的全新民主作风。小常和农民的关系，不是庙堂上居高临下摊派军饷，而是在农人场院里的熟人闲聊。农民见他不需要行礼，只用小孩子爬在他身后悄悄摸皮带的一处闲笔，就将这种自然亲近鲜活地展现出来；小常与冷元初见时“握手相认”的新礼仪，也表现出了尊重农民的民主作风；在小常受邀讲话时，他又照顾农民的生活习惯，只做十五分钟简短即兴讲话。
赵树理不仅展现革命干部的民主气象，也注意发掘农民身上革命性。比如，冷元说话的冒失，其实是农民身上反抗精神的表露。他被众人“一手接一手”推上前的白描笔法，非常传神地表达了群众对他的钦佩，以及农民之间无声的团结。另外，赵树理抓住了农民开会的行为细节，他们虽然还没有习得“鼓掌”这个现代会议礼仪，但是同样会以“悄悄！不要乱！听！”的互相嘱咐来表达对讲话者的尊重和诚意。
赵树理直接请小常在小说中说理，介绍牺盟会的救国主旨、牺盟会和其他的救国组织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爱国等。真理成为小说直接言说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读者在阅读中并不感到枯燥，因为小常的这些道理能够为农民所接受，并不仅仅因为语言通俗，更重要的是，这些道理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符合他们的人情经验。
小常的演讲最大的成功在于农民对他在情感上发生了认同——他说的话不同于“衙门派出那些人”。他站在农民立场上、贴着农民的经验，向农民解释新的政治理念对农民的切实利益。同时，又以传统章回小说的白描手法细致地向知识分子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推动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在赵树理的笔下，农民不再沉默，不再愚昧，他们的文化也不再是无价值的。他们以劳动自立，以行动发声，以反抗自强。
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荒煤，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李家庄的变迁》凭借它对农民、知识分子、文化干部三方文化取向的准确把握而赢得了一致的称赞。可以说，赵树理通俗化实践的成功，其实质就在于他找到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思想性、农民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文化干部的政治诉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点。
（本文节选自张霖所著《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
张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本书以赵树理在20世纪30至50年代的文学活动为线索，梳理他的“新文学通俗化”文学思想形成的源流及发展过程。书的上半部分侧重对“新文学通俗化”道路的探讨，考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与工农读者、民间艺人之间的文化互动和文学探索。
下半部分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赵树理等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在全国各地展开城市通俗文艺改造的活动，在描述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过程的同时，分析赵树理所创办的全国性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最后走向失败的复杂背景。
本书的主旨在于勾勒新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基本面貌，展现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多层面的文化互动关系，特别关注到普通民众的文化能动性，并对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和相关创作现象作出全面的阐释。
华文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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