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对褒姒的指责
提及褒姒，我们最熟悉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周幽王为了博褒姒一笑，屡次点燃用于警戒外敌的烽火，诸侯们急忙来勤王，到了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褒姒看到他们灰头土脸的样子，终于笑了。后来，戎狄真的来了，周幽王举烽火而兵不至，周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
（清人绘褒姒）
然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先秦已经存在“烽火”这种报警系统，这一报警系统大概是西汉时期为了防御匈奴才出现的。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指出，在司马迁之前的文献中，只有《吕氏春秋》记载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吕氏春秋•疑似》曰：
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
我们看到，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是“周幽王击鼓戏诸侯”，而到了司马迁的笔下，才最终变成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虽然传承记载上有差异，但无论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其对褒姒的记载都是基于周幽王宠爱褒姒而致亡国这一说法。
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灭国这样的传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褒姒其人的来历，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可以说传奇故事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了早期神秘传说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就承袭了《国语•郑语》中记载的一个神秘传说：周幽王八年，史伯对郑桓公讲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说在夏朝的时候，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两条龙，它们在天上盘旋，留下了一滩水就飞走了。夏朝的巫师说要用一个盒子把它装起来，然后封印，告诫说盒子不能打开，否则必有大祸。这个盒子从夏朝传到了商朝，又从商朝传到了周朝，一直没有人敢打开，到了周厉王的时候，周厉王刚愎自用，非要打开盒子，他刚一打开，那水就流了一地，接着又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乌龟，这只大乌龟迅速向后院跑去，人们就跟在后面追。后院恰好有个小宫女，大乌龟就向小宫女冲过去，然后一下子就不见了。过了几年，周厉王死了，他的儿子周宣王即位，有一天，那个小宫女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婴，小宫女很害怕，就把女婴偷偷扔到了宫外。当时，在国都流传着一个“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神秘预言，如童谣所唱：“山桑弓，箕木袋，灭亡周国的祸害。”那卖桑木作的弓箭之人，就是灭亡周国之人，这话传到了周宣王耳中，周宣王很生气，就下令到处抓卖桑木弓的人，并把他们杀掉。这时候正好有老两口来京城做生意，吓得撒腿就跑，在路边上，忽然听见有小孩子的哭声，老两口走过去一看，发现是个弃婴，就是之前被小宫女所抛弃的那个女婴。老两口得了女婴，很是高兴，就继续往前逃，终于逃到了褒国。后来，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位，褒国人因事得罪了周幽王，怕被周所灭，就献一女子以赎罪，这个女子就是当初被小宫女扔掉的那个女婴，因是褒国献出，褒是夏的后代，姒姓，所以叫她褒姒。
史伯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周幽王八年，彼时褒姒正受宠，距离周幽王战死，西周灭亡还有三年。史伯是想以这样一个神话来说明，西周的灭亡乃是“天命”。
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也有将女子与“天命”相联系的话语，传说周人的女祖先，一不小心踩上一个大脚印，然后就怀孕了，生下了周人的男祖先后稷，《诗·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同样是无夫而生子，周人的女始祖姜源被神化，踩大脚印而生育，是为“天命”，女性成为得“天命”的现实反映。西周末期的褒姒则被“妖化”，出生不明，也是“天命”来断绝周家王朝的，女性成为表现周家丧失“天命”的一种反映。
女性作为一种言说的话语，其政治影响在《诗经》中不同时期，有着更为明显的转变，而且这种变化主要是体现在以指责“褒姒”为核心的诗篇当中。
内廷贵族诗人对褒姒的指责
贵族诗人对女性的关注，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就已经出现了，如《诗经·大雅·绵》追溯周人的历史，其第二章云: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古公亶父娶了姜姓之女，周人是姬姓，与姜姓的联姻，为周部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被称为太王。《毛诗序》曰：“《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周文王的兴盛是因为太王奠定了基础，太王娶姜姓女也是周人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在另一首追溯周人历史的诗篇《诗经·大雅·大明》中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这里赞扬的太任是文王的母亲。《大雅·思齐》中，诗第一章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大姒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姒姓是夏部落的姓氏，姬姓与姜姓以及姒姓都保持着联姻关系，这里，诗人赞美太任，是因为她生下了周文王，同时赞美太姒，是因为她生下了周武王。
（清人绘太姒）
到了西周后期，随着王室的衰落，贵族权利的高涨，贵族诗人们开始借助女子的身份来批评王室。如《小雅·十月之交》，《毛诗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诗第四章有云: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一说艳妻即幽王的妻子褒姒，当时弄权，气焰嚣张，导致了周王朝政治的败坏。西周建国，夸赞的一个女子是夏的后裔，即文王的妻子太姒，“大姒嗣徽音”，而西周的灭亡同样是与一个夏的后裔有关，即褒姒。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出现的女子都是安天下的象征，而在西周末年，诗篇中再次出现女子，则成为了诗人眼中惹得天下大乱的“根源”。
这位褒姒是如何“惹得”天下大乱的呢？本来，周幽王已立申侯女为后，申后之子宜臼为太子，可后来因宠信褒姒，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为后，褒姒生下了伯服，周幽王就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宜臼，宜臼出奔申国投靠其外祖父。周宣王时期，王室与申伯缔结婚姻，其时周室已经衰弱，欲借申国的政治军事实力，以辅周室，周幽王废申后，去太子。显然忘却了周室岌岌可危的处境，当时申国强盛，周幽王逼走宜臼，就必然导致与申国的决裂：
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疆，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疆，其隩爱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果然如史伯预料的那样，宜臼跑回了申国，《竹书纪年》记载，宜臼奔西申后，被申侯、许文公等人拥立为王，周幽王又带兵攻打申国，申国联合戎人一起打败了周幽王，同时也杀死了伯服，西周灭亡。
对宗法制最大的破坏就是宠信褒姒而废申后、黜太子，史官们认为，周幽王灭国的祸患也皆因此而起，在史官的笔下，褒姒的形象被“妖化”。据诗篇以及史料来看，褒姒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但诗篇有着自己的话语方式，贵族诗人对褒姒的指责与史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褒姒有宠，从家庭的角度来看，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自然就是申后，《小雅•白华》一诗，即是内廷贵族申后的口吻。诗曰：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鹙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疧兮。
《毛诗序》认为此诗是“周人”所作。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说此诗是申后自作，从诗篇的口吻来看，共出现五次“我”字，此诗即便不是申后所自作，也是诗人代申后而作。这首诗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以物喻人”，诗人借外物以自喻，又借外物以指斥邪辟。诗的第四章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诗人每以薪喻婚姻，桑又女功最贵之木也。以桑而樵之为薪，乃徒供行灶烘燎之用，其贵贱颠倒甚矣。”褒姒得宠，申后自己被废，诗人以物兴之引出自己的遭遇。诗的第五章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这是以钟鼓为喻，周幽王废申后，以妾为妻，又废太子，以宠子为嗣君，这种对宗法制的破坏，不仅削弱了宗法的力量，贵族诸侯如效仿，必然会引起天下大乱。诗的最后一章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朱熹《诗集传》说:“有扁然而卑之石，则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贱，则宠之者亦残矣。”这是以“物”等话语来比喻褒姒在德行上的缺失。
《白华》这首诗，诗人控诉的对象实际上有两个，一是“之子”，即周幽王，另一个是“硕人”，即褒姒。诗篇对硕人的指责是“啸歌伤怀，念彼硕人”。郑《笺》云：“硕，大也。妖大之人，谓褒姒也。申后见黜，褒姒之所为，故忧伤而念之。”导致申侯被废处境的是褒姒，诗人在不断以各种方式明确自己身份的同时，又公开将自己与“硕人”对立起来，指明自己所以忧伤，都是褒姒造成的。诗又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钱澄之《田间诗学》释曰：“我，诗人自我也。念此不平而心为劳耳。”一切忧愁皆是褒姒恃宠而骄所致，诗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这一点，而诗人自己的孤独、痛苦和焦虑也都在自我的感发中表现出来。
以史伯为代表的史官的视角，往往将褒姒的介入作为西周灭亡的必然性。内廷贵族的诗篇的话语方式不同于史官，诗人是从个人遭际出发，站在家庭伦理的角度和立场对褒姒进行话语指责。
外廷贵族针对褒姒的诗篇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史伯等史官都将西周的灭亡归咎到了褒姒身上，而从幽、平之际的诗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也是当时世人的一种普遍看法。
在《瞻卬》一诗中，诗人对褒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朱熹《诗集传》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说：“此刺幽王嬖褒姒致乱之诗。”矛头都是指向周幽王。当然，周幽王的任人是“乱”的根源，而褒姒本身的干政则应是政乱形成的直接原因。正如季本《诗说解颐》所言：“此诗正言以刺褒姒之乱邦，而欲幽王之知警也。”这是认为这首诗的作者在诗篇中批判的主要是褒姒。诗曰：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序》说此诗作者是凡伯，未必属实，但从诗篇的口气来看，身份应该是如同凡伯一样的外廷大贵族。方玉润《诗经原始》曰：“三章，极力描写女祸，可谓不留余力。”诗人从第三章开始对褒姒进行了猛烈批判。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孔颖达《疏》曰：“褒姒用事，干预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图夺宗，非有益国之谋。”清陈奂《诗毛氏传书疏》曰：“哲妇，斥褒姒。倾城，犹乱国也。”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这句是指褒姒谮申后，废太子之事，“长舌，犹言长于舌，指其善为谮言，故下曰：‘谮始竟背’，非谓多言也。谮言岂必在多乎！此正指谮申后、废太子事，故曰：‘维厉之阶’。”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郑《笺》云：“今王之有此乱政，非从天而下，但从妇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为乱，语王为恶者，是惟近爱妇人，用其言故也。”当今之乱，并非源自上天，而就是因为褒姒，矛头直指妇人干政。诗曰：“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郑《笺》云：“鞫，穷也。谮，不信也。竟，犹终也。胡，何。慝，恶也。妇人之长舌者多谋虑，好穷屈人之语，忮害转化，其言无常，始于不信，终于背违。人岂谓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维我言何用为恶不信也？”这句写出了妇人对贵族大臣的打击。诗曰：“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人对祸国殃民的“妇人”有着切齿痛恨，孔《疏》曰：“既云出言不善，又责其干乱朝政。”可见，当时褒姒等人大概不仅废立太子，还干预朝廷政事，从周家的文化上来看，周人就有着排斥女人干政的传统，认为女人干政不吉祥。早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周武王在《牧誓》中指出商纣王的一条罪状就是“惟妇言是用”。周家对男女分工有着极为严格的礼仪规定，《周易》恒卦记载曰：“六五……夫子制义，从妇，凶也。”男子从妇人就是凶，这大概就是周人对女人不得干政的一种长久的信仰。而褒姒干政造成的最大的后果就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郑《笺》云:“贤人皆言奔亡，则天下邦国将尽困穷。”朱熹《诗集传》曰:“今王遇灾而不恤，又不谨其威仪，又无善人以辅之，则国之殄瘁宜矣。”天灾人祸，贤者离居，西周也就快灭亡了。朝廷之贤人的逃亡，这应该是褒姒为了维护自己党派的利益，对贤人贵族们进行了排挤和打击。
褒姒上位，破坏了宗法制；褒姒干政，造成天下大乱，贵族与贤人的流亡，因而受到了诗人的强烈指责。诗人站在国家层面和立场上，从传统观念、礼制以及道德等方面对褒姒发起了全面的批判。《瞻卬》应该作于西周灭亡之前，而在西周灭亡之后，在《小雅•正月》中，诗人则以派系之见公开批评褒姒：“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见褒姒之地位与影响，元李公凯《直音傍训毛诗句解》曰：“周大夫作诗以刺幽王，恶褒姒灭周也。”诗人将罪责一股脑推到褒姒身上，这当与褒姒长期干政有关，而非一朝一夕的恃宠而骄。
诗篇对褒姒的抨击，既有内廷贵族诗人，也有外廷贵族大臣。从立场上来看，既有在国家层面对她的谴责，也有从家庭层面对她发出的怨恨。《瞻卬》以“哲妇”称之，言及褒姒干政所造成的乱，诗人站在国家的角度以传统观念为基础对其进行了话语批判；《白华》以“硕人”称之，言褒姒恃宠而骄造成的申后的苦闷，诗人站在家庭的角度以伦理宗亲为基础对其进行了话语批判。此外，《小弁》一诗，历来被看作是太子宜臼所作，其中表露了太子宜臼被逐之后的心迹，诗曰“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孔《疏》释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谗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穷尽为茂草矣。茂草生于道则荒。道路以喻通达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穷尽为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则败王德。今王尽信褒姒之谗，太子所以放逐。”褒姒干政败坏了王的德行，王却又如此偏信褒姒，“我”因此而忧伤。《小弁》诗篇虽只是言说自己的忧伤，但造成如此处境的根由，指向的又是褒姒。
总的来说，史官对褒姒事件的记录与传承，其目的在于“以史为鉴”，诗篇对“褒姒”的关注，则反映的是时事热点。从诗篇的时代特征来看，女性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在西周初中期的诗篇中，是周人得天命的象征。而在西周末期，通过贵族诗人们对褒姒的指责来看，女性在诗篇中的言说，其政治作用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外廷贵族诗人以传统、礼制、道德作为话语依据而对褒姒干政进行了抗争；二是内廷贵族将家庭关系中所受到的伤害作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话语依据。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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