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妮的爷爷是一个纳粹高官，作为纳粹的后代，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彼得.西施洛夫斯基是个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他写了一本《生而有罪》，是他对第三帝国纳粹后代的访谈录，斯特凡妮是其中的一个被采访对象。
谈到希特勒，斯特凡妮说：“你是奥地利人，你们先把希特勒送给我们，然后他又侵略你们。说实话，你们安排得真不赖。今天，我们成了大坏蛋，你们却是受害者。”
从照片上看，她的爷爷当年十分风光，英俊，严肃，身着笔挺的制服，容光焕发。那时他们是德国人的英雄，坚信跟随领袖，必能取得的最后的胜利。即使在战后被处决，奶奶也坚定地认为，她的丈夫是被迫害的英雄。
和她爷爷一样的那些人，将辉煌留在了第三帝国崛起的时期。而在战争结束之际和战后，留给他们儿女的记忆，只有面对外国军队进攻的仓皇逃窜、遭受狂轰滥炸的恐惧、瓦砾堆中的无家可归……以及德国重建时的求职无门，躲避着盟军和警方的搜索，直至入狱、审判、被处决……
曾经的英雄怎么突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些照片和影像中记录的，山呼海啸的欢呼，昂扬的热情……难道一切都是假的么？在这些纳粹后代的眼中，他们的父母究竟是有罪的，还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这些孩子，在过去的法西斯和新来的民主思想夹缝中，寻找着未来的信仰。
即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的选择也都如此不同。斯特凡妮的父亲12岁的时候，她的爷爷被带走处决，剩下她的奶奶和几个孩子，贫困交加，名誉扫地。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父亲，成为和盛气凌人的爷爷完全不同的人：一个“耶和华救世主”的教徒，永远在祈祷爱，胆小怕事，温和到恨不得“跪下来亲别人的屁股”。斯特凡妮的姐姐则成为一个背负战争原罪的“赎罪者”，对自己是纳粹的后代感到痛苦，每年都会去以色列的一个营地里无偿工作。而斯特凡妮和她的奶奶一样，认为这一切不公平，她的爷爷“为祖国出生入死”，却换来脖子上的一根绞索，而“我们德国人永远是坏蛋，总有人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发动了战争，我们毒死了犹太人，我们毁了俄罗斯”……
对此，斯特凡妮“感到烦透了”。
斯特凡妮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她并没对犹太人做过什么。她认为她的姐姐们太窝囊了，简直是在自虐。而那些像她姐姐一样的人，“他们会毁了德国的未来”。
斯特凡妮希望离开德国，去一个没输过战争的国家，起码在五十年内没输过，这样她就能生活在胜利者中间，而不是和失败者扎堆。
人们总在谈论集中营的悲惨，却没有更多关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发生在这样一个产生了众多思想家和文明的国家？第三帝国的罪恶是因为希特勒一个人么？但这个国家的运转不仅仅是有希特勒，还有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市长、铁路雇员、教师……以及他们的家人。
今天的德国人是否应该为他们的历史道歉？而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是否应该被树碑纪念，不管他们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
这些问题，仍然在被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