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卞之琳不曾忘记的“十年之约”
文/慕津锋
1994年5月6日，美丽的西子湖畔，巴金先生在《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扉页上写下了《西湖之梦—写给端端》一文。在文中，巴老向外孙女端端讲起了一个“十年之约”的往事。
想说的话很多，我只再说一件事。一九三七年我来西湖不止一次，两次，大概在第三次，卞之琳和师陀两位去天目山，我送他们到杭州。我回上海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在杭州天香楼吃饭，大家谈得很高兴，我就讲了过去在日本报上看到的故事。
两位好友被迫分开，临行相约十年后某日某时在一个地方会见。十年后的那一天到了，留在东京的朋友已经结婚，他的妻子见他要认真践约，便竭力劝阻。但没有用！就在那天早晨他来到约定的地点，首都著名的桥头。他等了好久，不见人来，他感到失望了。忽然听见有人问话，一个送电报的人拿着一份电报问他是不是他的名字。他接过电报看，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收报人的地址是：某年某月某时在东京某桥头徘徊的人。
电报到了收报人的手里。友情之火在燃烧。师陀当时还不曾用这个名字，……他笑着说：“我们也订个约，十年后在这里见面吧。”我说：“好，就在杭州天香楼，菜单也有了：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
十年之后我并未去杭州，天香楼之约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之琳去英国讲学。师陀在剧校教书，相当忙碌，时而香港，时而浙江，似乎在追求什么。……
此时的巴老，已是九十一岁的耄耋老人。“十年之约”中的好友师陀已于6年前病故，另一位好友卞之琳，也已是一位八十四岁百病缠身的老者，每天还要尽力照顾自己病重的妻子青林。不知巴老在那天想起这个约定、想起两位好友，是怎样的一个心境？
每次读到“十年之后我并未去杭州，天香楼之约早已忘的一干二净。”，我总在想，生死不过一线之间的八年抗战，他们都历尽艰辛走了过来，为什么十年之约到来时，他们却能将它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他们能够再次相约西子湖畔的天香楼，那曾写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的诗人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诗篇？大作家巴金和创作出《谷》《无望村的馆主》的师陀又会写下怎样的篇章？
不久前，我在文学馆书信库整理资料时，偶然看到一封卞之琳早年写给巴金的书信，信中所讲却真实地表明：时隔十年，巴金与卞之琳依旧清楚地记得1937年的“天香楼之约”，而且二人还为“十年之约”具体日期有着不同的记忆。这让我很是诧异，难道是巴老的记忆出现偏差？
信的全文如下：
巴金：
懒了这么久，昨晚才一气抄出正误表十五六份，附一部分在这里，请你为我随书分配一下。再给我自购十六本吧。三本请寄或带交其美路新陆邨五号周煦良处（正误表我直接附去）。其余熟人如已将书拿去，就再补送正误表（表中只是列出已发现的我较在乎的错误而已）。只是太麻烦你了。《浪子回家》封面上作者名字与书名请注意叫他们多隔开一点，书名能再大就好。十年的约会终于不得践行，真是可哀。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五月二十五日，你若说是四月廿五日，那就是今天了。你们路近何妨去杭州玩几天，你跟靳以都把太太带去也就凑足四个人了。住得很闷，我今天下午去北平过周末。匆匆。 祝好。
之琳
卞之琳在信中并没有落款时间，根据信中所提“《浪子回家》”“十年之约”“你若说是四月廿五日，那就是今天了。”这三个重要信息分析，该信应写于1947年4月25日。因为这里所说的《浪子回家》指的是194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的卞之琳翻译集《浪子回家集》；“十年之约”指的是巴金、卞之琳、师陀1937年春末在杭州西湖天香楼吃饭时定下的“十年后，三人再次聚首天香楼”的约定。
在信中，卞之琳对于1937年三人在杭州西湖边曾经所定的“十年之约”不能实现，表示了遗憾，并对“十年之约”的具体时间提出了与巴金不同的意见。
“十年的约会终于不得践行，真是可哀。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五月二十五日，你若说是四月廿五日，那就是今天了。”
1937年初，卞之琳为胡适领导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译完纪德的《赝币制造者》后，得到了一笔足以维持半年生活的稿费。随后他便到江浙、上海访友。同年春，师陀与巴金、靳以、黄源和许粤华前往杭州游玩，因要急着写稿，师陀便留在西湖孤山俞楼，没有回上海。不久，卞之琳追访好友师陀到杭州，住到西湖西北岸的陶社。那段时间，二人常常在西湖边见面、喝酒、聊天。不久，二人在杭州看到《大公报》发表的萧乾同年5月前往雁荡山旅行的游记《雁荡行》，他们一时兴起，亦决定近期前往雁荡山旅行。身在上海的巴金得知二人计划后，即兴赶往西湖看望他们。在巴金回上海的前一天，三人在西湖有名的天香楼聚餐。天香楼是杭州名店，店名取自初唐诗人宋之问《灵隐寺》一诗中的诗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当时曾有此一说：“要划船，西湖六码头；要吃菜，杭州天香楼。”席间所发生的故事，正如巴老在《西湖之梦—写给端端》中所述。
“天香楼之约”不久，师陀与卞之琳先回到上海，随后他们从上海前往雁荡山旅行。旅行期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民族抗战。三位作家也以自己的笔为刀枪积极投身于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之中。八年艰苦的抗战，他们遭受过日寇的轰炸、日军的扫射，失去过朋友与亲人，但他们却从未放弃，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人的抗战决心。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最艰难的岁月终于熬过。但当十年之约的1947年到来时，他们却并没有依约前往西子湖畔践行约定。
1946年6月，因与巴金在出版理念上的差异和其他原因，文生社创办人吴朗西离开文生社。而那时，随着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两党之战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国统区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包括纸张价格在内的各种物价都在飞涨，这导致文生社的经营十分艰难。那时的巴金一人苦苦支撑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而师陀，面对飞涨的物价，为了生活，不得不同时兼做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上海戏校教员。那年5月下旬，师陀得到家信，知悉母亲病重，便急忙启程回河南杞县老家探望母亲。远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的卞之琳，因获得牛津大学拜理奥学院交流访问邀请，他正忙于准备出国的相关事情，再加上与张充和情感的挫折，卞之琳也无心于此约。
面对当时紧张的国内环境和各自的生活与工作，三位好友最终未赴杭州西湖那十年之约。但他们却并没有忘记这美丽的约定。在信中，卞之琳不仅说“十年的约会终于不得践行，真是可哀。”，而且还对当年的具体日期，提出与巴金不同的记忆：巴金认为是“四月二十五日”，卞之琳则认为是“五月二十五日”(笔者认同卞之琳所记时间）。在信的最后，卞之琳还不忘建议巴金与靳以带上各自的爱人前往杭州，以这种方式圆那美丽的“十年之约”。“你们路近何妨去杭州玩几天，你跟靳以都把太太带去也就凑足四个人了。”
虽然最后巴金与卞之琳、师陀没有践行“十年之约”，但他们依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个有关西湖、有关友情的美丽故事。虽然47年后的巴老在西湖边，将卞之琳、师陀去的雁荡山记成了“天目山”；将“十年的约会终于不得践行，真是可哀。”，记成了“十年之后我并未去杭州，天香楼之约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但我相信在他们心中，这个“十年之约”一定从未忘记。即使到了垂暮之年，那个约定和它代表的那段青春岁月依旧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