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得遇周建军老师，就为他鲜明的观点所吸引。后来读到他的《赶超的阶梯》更是爱不释手，一直放在手边阅读，也向同事和学生推荐，在研究中也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更多的是历史作为方法对经济研究，特别是政策研究的意义。我们知道很多经济学家在讲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时候，都会提到历史方法。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理论、统计和历史是经济学三大基石，而其中历史是最重要的。他说，“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允许任选一种，那么我会选择经济史。我有三个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我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最后，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其名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的序言里提到，“本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历史归纳法旨在认清起点、方位及今后的方向。”他指出，“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我们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时，不能不充分考虑历史惯性作用、多元文化结构、多层级政府架构、差异悬殊的自然禀赋、非均衡的人力资源分布、众多的人口与幅度辽阔的疆域等复杂的国情因素。”
那么作为方法的历史是什么呢？应该如何更好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我在阅读中也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真实。历史的方法首先是事实判断，真实是第一位的。梁启超曾说“无史不成学”。一切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的经验事实出发，并将之放在一个逻辑体系中去讨论。但是经验事实经常不符合人造的学术的逻辑，很多学者不是去调适理论，而是去选择和改造历史，甚至改成自己编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我们当代人的客观的，愿望的，情感的，受着知识结构、意识形态、现实经验的制约下的认识，并不是说是根据需要去随意打扮。
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去通过实验所获取，而历史却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实验，以其真实赋予社会科学理论模型科学性。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一直把自然科学的范式作为自己科学化的目标，最开始是引入机械论范式，后来又引入数学，以为这样就科学了。模型推演、数量分析只是为研究提供科学的工具，并不能为研究赋予科学性。任何理论假说都必须经过真实的历史的经验数据的检验。周建军在《赶超的阶梯》前言里强调“真实经济学”，他用真实的历史揭示出“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和领军企业，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学”。
书里“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用一章的篇幅将美国建国以来二百多年来各个发展阶段实施各类产业政策的情况全面勾画了出来，指出这些政策为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19世纪20年代任职的美国前国务卿享利·克曾这样解释:“我们必须给某些产业进行方向调整。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这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关税)政策。让我们在打造本国市场的同时，也培育一个外国市场，使得美国工业品的消费规模能进一步扩充。本国市场的打造，不仅对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公正的报酬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必需品的供应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不能销售生产的商品，我们也就无法获得我们想买的商品。”
最近，拜登在给他的科学顾问兰德的信里说：“美国在利用联邦政府的研究、采购和政策帮助推动关键产业发展方面有着悠久的、成功的、跨党派的历史——例如，当我们率先并领导了半导体产业。我们如何更新这一模式，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同时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美国人显然很清楚梯子在哪里。《赶超的阶梯》里借用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名言“按我们做的做，别按我们说的做”（Do as We Do，Not as Say）来呼吁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和现状。中国也有句古话，听其言，观其行。
二是时空。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空的产物。我们在做政策研究时，往往习惯把一些不同时空的成功经验整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条条脱离了时空坐标的语录式的公式。《赶超的阶梯》在论述过程中，注意了时间性和空间性。在时空架构中展现美、日、韩等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和竞争中的政策选择的变化。美国产业政策从全面介入到逐步退出，到受到追赶后重新介入，而新阶段的产业政策与第一阶段已经不同，不仅借鉴了日本的赶超战略，也因应了新时期的变化，表现出和第一阶段不同的特征。日本、韩国作为赶超者，成功不仅在于聚力方略的成功，也在于把握了技术演进的关节点。细节决定成败，《赶超的阶梯》正是通过细节的展现，来弥补了过往政策研究对国外经验借鉴的点状描述。很多政策研究报告的字数限制也局限了细节的展现，政策借鉴一旦忽视了时空背景，可能就会出现南辕北辙。周建军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特别突出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特征，在揭示现实经验的纷繁复杂的同时，也试图用多元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这种纷繁复杂，在差异中去寻找可以借鉴和学习的点，架构起赶超的阶梯。
三是个性。历史学挖掘的个性，社会科学归纳的是共性，社会科学引入历史学方法就是在总结共性规律的时候，也要注意个性的存在。在《赶超的阶梯》里作者提醒我们，国际比较只能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不能简单复制，因为每一项制度都存在于每个特定国家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态环境中。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时候，必然要审视我们自己的国情和人情，作出适当的制度创新。作者用很大篇幅来揭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跨国大公司寡头垄断的现实，我们现在说“新型举国体制”，而实际上却是以事实不断分散的力量在应对国际市场日益加剧的超级垄断，规模经济和大企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应该承担更大使命，而当前中国大型的国企显然无力承担这样的使用。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现实，作者又用了相当篇幅来解决国企的问题。作者在写自然资源监管时，提出“资源本身并不是问题，自然资源也不必然导致资源诅咒，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围绕资源的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关于如何做好国企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集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可以有更多讨论，但我们首先得面对真实的国情。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还可以有更多讨论。
《红楼梦》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说道贾府有次请说书人过来讲《凤求鸾》的故事，贾母刚听了个头就叫打住，说听这“凤求鸾”的名字，就知道是佳人才子戏，说这些个故事都是一个套路，小姐必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这等人家便是告老还乡，服侍小姐的必然奶母丫鬟好些人，怎么会只带一个丫鬟。贾母说别说那些大家族，就是我们这等中等人家也不会有这样的事。贾母这是拿自己的经验来破这个故事的套路，王熙凤将之称为“掰谎记”。周建军的《赶超的阶梯》就是一部对主流经济学的掰谎记，破解了发达经济体编织的成功学的谎言，给我们搬来了被搬走的赶超发展的梯子。其实就像我们在现实中听很多名人讲自身成功经验的心灵鸡汤，但可能隐瞒了其中最关键的，留下的都是很正能量的，所以发达国家总结出的“华盛顿共识”始终无法完成“实验的可重复性”。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据说不少人称秦晖先生是会议杀手，因为秦晖先生总能用丰富的史料来举出发言人观念的反例。我年轻时也曾在一场会议上亲眼看到秦晖先生当场背诵大段史料，来说明某人如何曲解史料、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割裂史料，一时让某人非常非常的……。真实有时候不一定受欢迎，有时候很残酷，但只有真实才能给经济学研究赋予科学性，直面真实对政策研究比学术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关系的是国家兴衰和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
解放思想改变观点是很困难的，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以以假设为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貌似科学的数学模型在广大的精英学者心中，以各种似是而非的历史片段和编造精妙的故事构建的逻辑话语在芸芸众生心中，都建立了普遍的影响力，构造了一座灯塔。自由的气息更是让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国界分明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秩序之中。要想改变这种状态是很难的，其中还必然要受到各种左的右的干扰。但是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体系，如周建军在《赶超的阶梯》里向我们展示的汉密尔顿、李斯特、熊彼特、格申克龙等。也有很多学者在努力做着贾母所做的“掰谎”的工作，用真实的历史叙事来掰谎。如韩国学者张夏准等。周建军的《赶超的阶梯》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索引。新自由主义当然重要，它本身也是一定历史时空下的产物，但历史雄辩地证明它绝不是经济发展和财政充裕的先决条件。如何在历史的时空架构里，合理综合运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只能直面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周建军的工作，告诉我们在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时候，不能忘了政治经济学，周建军的《赶超的阶梯》在论述美国产业政策的一章用的标题是：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很多学者正在做这样的努力，在新时代复兴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