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十四五”重大战略任务,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建设,牵动人心。近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城乡规划与发展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杨贵庆教授。在他眼中,此次上海“第三代”新城建设,核心在于摆脱传统以增量获发展的旧路,进行有节奏、有控制的“睿智增长”。
杨贵庆教授近照。
“就好像儿子长大了,独立了,但是父亲并没有衰老,依然青春,整个家庭多极生长起来了,”他以此作比。当下战略规划中,五个新城的作用,在于把中心城单个巨型城市进一步拓展为城市群和城市网络。
睿智增长:寻求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增长
睿智增长(Smart Growth),指的是新城市主义在规划领域的一种表达,其概念聚焦着力改变原有的城市盲目蔓延的增长模式,寻求一种能够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增长。其探讨的内容不是“要不要增长”,而是新的增长“应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进行”。
“五个新城”并非新概念。《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曾选取了位于重要区域廊道上、发展基础较好的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等5个新城,要求建设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虽然已经历十余年发展,但上海新城建设在“十四五”期间有了新的目标定位。
杨贵庆教授认为,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是顺应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律而来。应该看到,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有二。其一是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力,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力。如何遵循客观规律,有效引领,就上海当下而言,两者需有效结合,更加主动地发展大都市圈带动作用。
展望未来之前,回溯过去。在上海,对新城的建设发展已经进行到“第三代”。第一代“卫星城”建设,主要是为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凸显居住功能,有人曾将其比作“卧城”,缺少就业岗位和配套设施。进入第二代“郊区新城”,在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配套不断加强,但依然处于依靠市中心,仍未能发挥独立的带动作用。
如今的“五个新城”,进入第三代。“五个新城”不是简单承接中心城人口和功能疏解,同时也必须跳出上海市域“中心城+郊区”的二元空间模式,建成现代化的大城市群和长三角地区新的增长极。
“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地位,上海应该起到,也将承担更大的带动作用,依靠原有城市规模,不够,”他强调,“小马拉大车不行,需要通过的城市群和城市网络作为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和牢固纽带。”
对传统农业形成的乡村格局带来巨大机会
杨贵庆教授看来,上海探索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作用。在五个新城的建设中,尤应避免传统的以增量换增长模式,防止发展边界失控、无序铺开。
“具有引领作用的能级提升,不是量的扩张带来的,而是质的提升,”他说,已经完成的十三五规划中,上海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零增长"。在远期规划目标中,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上海将走内涵式发展和生态优先路径,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结构,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
当下,在新城建设中,生产、生活、生态格局如何有机融合,如何更为高效集约,是一篇新文章,其中内蕴丰厚。
例如,城市群和城市网络发展联动,对传统农业形成的乡村格局带来了巨大机会。可以在这样的格局下,在“农村具有战略意义”的认知下,推动上海大都市郊区的农村未来的角色华丽转型。
再如,在产业规划布局中,如何利用好五个新城各自在地文、天文和人文等领域交汇多年的历史积淀,把握好未来的区域时空机会,而非简单循着“惯性”往前走,也需深思。
“跳出上海,找准上海定位,”杨贵庆说,五个新城的发展,不仅对于整个长三角区域意义重大,对上海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心城市位置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