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派方士韩终、侯公、石生去寻找仙人长生不死药。燕人卢生出使回来，上报鬼神之事，还呈上抄录的谶语文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始皇武断地认定将来威胁自己政权的一定是北边的“匈奴”。于是，他派大将蒙恬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回河套地区，并征发民工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继续延伸，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以阻滞匈奴南下。

蒙恬(前?—前210)，秦名将，祖籍齐国。其祖蒙骜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其父蒙武，为秦将军。蒙恬多谋善战，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率军伐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当时的战争以骑兵为主，蒙恬在朔境内筑土城驯养军马，所筑之城因名“马邑”。据唐《元和郡县志》载：“马邑，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其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之为马邑，其故城今朔州也。”雍正《朔州志》引《廿一史记》、《清一统志》也有类似记载。史籍中关于马邑筑城的记载，明确了筑城的军事意义，暗示了筑城的艰难，也说明了马邑是当时北方最大的马场。

蒙恬为什么把这里作为其驯养军马的极佳选择呢?

“大匠筑城，必近水源”，秦马邑故城选址在七里河、恢河之间。可见筑城伊始，已考虑到利于马群行走不多远即可临河而饮，不仅省却大量汲水人工，更重要的是城南恢河之水伏流“钻沙”过滤而出，是纯天然的“矿泉水”，益于马匹健康生长。

再者，秦人筑城之前这里并不是一片荒原，马邑城内城外地表地下都有战国器皿、陶片等物品出土。近年来，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不止一次出土过印有陶文为“马邑市”、“马市”的秦汉陶器碎片等。说明筑城前后这里都有很多人群居住。此外，城墙之外四关都有战国至秦汉墓葬，城内从未有墓葬发现，也说明今朔州城及其迤西迤北之外垣即秦马邑故城。

马邑故城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600米，可见秦人气魄。墙体为泥土夯筑的土垣，夯层厚、夯窝小，这都是秦汉筑城的工艺特点。北齐天保年间曾将此城增筑，加高加厚，致使后人误以为北齐始筑。元朝末年，因兵少城阔，不利防守，缩筑为东南一角，面积仅为1平方公里。

筑马邑城养战马，可以说是赵武灵王骑射战略的继承与发展。秦王朝决定自己养战马，并选中了桑干河上游今朔州一带作为养马基地，这是因为这一带盛产良马。早在距今2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就在这一带“猎马”。晋学专家李元庆说：“峙峪人对野马等动物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与掌握，可以说已经是人类驯化野马使之为人类服役的历史先兆了。”朔州地区养马不但自然条件适宜，而且有养马的历史传统。

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大将蒙恬与公子扶苏统帅以骑兵为劲旅的大军，挟排山倒海之势北击匈奴，匈奴向北败退700余里。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死后，赵高假传圣旨将扶苏、蒙恬赐死。

因筑马邑城，秦在此置马邑县，隋设马邑郡，唐又在今朔城区东置马邑县，清撤马邑县为马邑乡。朔州今有马邑村、马邑路、马邑小区、马邑车站、马邑宾馆，马邑文化是朔州历史文化的代名词。秦筑马邑城强化了朔州一带养马的优势， 同时也定位了朔州在中原王朝对付北地匈奴等游牧民族时成为提供战马的基地，奠定了朔州马文化的基础。在古典诗词歌赋中，“马邑”往往与“龙城”、“雁门”、 “狼居”等相对，是极具古代边塞军旅文化的词语，如“新回马邑之兵，始罢龙城之战”(庾信《华林园马射赋》);“绝漠干戈戟，车徒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李世民《饮马长城窟》);“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栏中马正肥”(盛小丛《突厥三台》);“云暗白杨连马邑，天围青冢渺龙沙”(元好问《雁门关外》)。

马邑一词，在古文献中俯拾皆是，它是先贤们的豪迈，是朔州人的骄傲。

朔州历史上的三个马邑是秦马邑、唐马邑和明马邑之说。

秦马邑是今包括古城墙在内的朔城区老城；（此说法是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现今考古资料加以佐证，明确得出的结论。）

唐马邑是今朔城区西影寺村东之古城；

明马邑是今朔城区神头镇之马邑村。

朔州历史上的四个朔州是新城朔州、秦马邑朔州、唐马邑朔州和今朔州市。

新城朔州是今朔城区窑子头乡梵王寺之古城址；

秦马邑朔州是今包括古城墙在内的朔城区老城；

唐马邑朔州是今朔城区西影寺村东之古城；

今朔州市是位居今朔城区老城北，北魏梁郡城之南。

朔州历史上的三个马邑和四个朔州，其名称和地址亦是考古学家定的。它们之间不仅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是一脉相承的。马邑在前，朔州在后，可以说是马邑滋生出朔州。秦马邑是始祖，是基础，是根本，是朔州市之根。秦马邑建立后，名声响亮，成为边塞历史文化代名词。延续至北齐，为北齐朔州的建立奠定了扎实而雄厚的基础。今朔州市的建立是秦马邑和北齐朔州之发展和辉煌。

来源：蒙氏文化传播、朔州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