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老师收到五年级女生的结婚请柬之后

记者/佟晓宇

编辑/杨宝璐

在课堂上谈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些与性相关的词汇像一块块烙铁，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常常先烙红了老师的脸，也让青春期的孩子们羞赧或躁动。更有甚者，专业的性教育老师们往往会收到孩子们的质疑和“恶意”，“恶心、不要脸、吃不下饭了……”

但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一个石子，总是漾起波纹。当有关性教育的知识投入课堂后，影响力便如同水波纹般一圈圈振荡，波及到越来越多的人群，从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到封闭贫瘠的山区、乡村。

这不是一个“先与后”、“急与缓”的选择。只有当性教育被摆到和“吃饱饭”、“有学上”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人们才会发现，偏远地区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同样迫切，那里的孩子，同样需要对于身体、性别和生命的认知。

“邀请我参加婚礼我就骂回去”闪电有点“怕”收到婚礼请柬。不是因为怕收到“红色炸弹”，而是怕打开请柬，发现是一个熟悉又令他惋惜的学生的名字。

第一次收到学生的结婚请柬是2009年。那年学心理学的闪电刚刚毕业，回到老家村里的小学教书。他带五、六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同时教语文。学校一共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学校只有三个篮球场大，拢共三百多名学生，却只有十一二位老师。有时候，高年级的音乐、体育、美术课，也得他来带。

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他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重“暴击”：有个五年级的女生发来请柬，请他参加婚礼吃喜酒。

请柬被别的学生转交过来。接过请柬之后，闪电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发了火，“谁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结婚？不要来邀请我！你来的话我就直接骂回去！我绝对不会去参加，也不会祝福这样的婚姻。”

孩子在下面被震住了，他们还不理解为什么早结婚会让老师发火，但他们知道，“不被祝福”是不好的。

闪电太熟悉这种场景。在他读初中时，就有同学读着读着就跑去结婚了。有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家长不想再继续供孩子读书——在他们看来，读书只会花费更多的财力、精力；也有女孩不懂得自我保护，谈恋爱，发生了关系后，不得不结婚。 但他没想到，直到自己站上讲台，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闪电是土生土长的富宁县人，“老少边穷”，他这样形容他的家乡，不同民族在此聚居，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班上许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辍学生从五六年级开始出现，每到学年结束时，班上就会有两三个孩子辍学，男孩外出打工混生计，女孩则谈恋爱，或者结婚、怀了孕。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到毕业时都凑不齐整。

几年后，他来到云南富宁思源实验学校工作，成为主管德育工作的主任。这是一座和越南接壤的小县城，和他曾经工作的学校相比，新建的校园教室宽敞，教学设施先进，是本县最好的学校。学校分中学部和小学部，有三千多名学生。教师都是从县里各个乡镇考进来的，大部分都有五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硬件设施上去了，该操的心一点不少。闪电告诉记者，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守儿童，有些孩子从小一直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每年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父母一次。还有一部分上了初中的孩子能自己照顾自己，家长就在县城给他们租房子，让他们独自生活。

闪电长期关注着这些“独居少年”——不仅仅是学习方面。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后，没有父母陪在身边，面对关于身体和心理变化，孩子们的困惑会在未来的生活中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

闪电自己的性教育观形成的很晚，一直到大学，他对性的了解始终模糊而混沌。小学时，旁边的同学会提到手淫，或是看了什么成人片，但他尽量不让自己的注意力停留在上面。他的家庭传统、保守，这些话题从不会在家里提起。直到学心理学后，他开始看大量的书，加上自己的情感经历，他对于性教育的感触才越来越多。

当老师以后，每当看到学生早早谈恋爱，结婚生子，他生气又惋惜。闪电读了大量关于青少年儿童全面性教育的文章，当了德育主任后，他开始寻找合适的性教育课程，并把这些知识带进校园。

刘翀第一次给富宁思源实验中学上的性教育课程叫做《性别平等、爱情和性暴力》。上课前，有人出现在镜头前，挥了挥手，示意刘翀等等。紧接着，闪电的声音从电脑里传了出来： “性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子宫到坟墓的生命状态，没什么害羞的，上次大家都在自己的班级用多媒体听课，但有的老师害羞，自己先从教室里跑出来了，这次，咱们聚到一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上课。”

从直播间退出后，刘翀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学校的名字，闪电的话让刘翀有种“被支持”的感觉。去年12月，她给四川成都的一所中学上课后，收到了差评。学校给出的理由是：她的授课太直白，“初中生听避孕内容，还为时尚早”。

这让刘翀难以接受——学校已经同意开展性教育课程了，这些内容自然无可避免会出现在课堂上。但很快她想通了，这并不是老师的观念问题，原因可以追溯得更远，老师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性教育，他们自然无法真诚且科学地将知识传递出去。

闪电的学校之前也参加过其他性教育项目。公益组织给老师做了培训，还提供课程配套教材。但项目的开展让闪电不太满意，他发现，有时候，学校和一些老师对待性教育的态度，正成为性教育开展的阻碍。

学校没有配备专门的师资来讲授性教育课程，大部分由音乐、美术老师和少部分主课老师兼任。有些老师在讲课时放不开，讲到生殖器、性交，老师比学生先害羞，打了退堂鼓。遇到比较活跃的学生提问题，还有老师红了脸，手足无措。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引进“你我伙伴”课程的第一节课。那节课讲《美好的青春期》，各个班级在自己的教室收看直播，刘翀在大屏幕上，讲着生殖系统的变化。闪电在教室外巡逻，伸着脖子，挨个观察。 他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学生一开始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也有点激动，“很多老师反而不好意思，我要求他们要全程跟学生一起看，不少老师跑回办公室去了，扔下学生自己看。” “再继续这样下去，课程效果会很差。”闪电对老师们重新做了要求，初中16个班的学生，全部集中到大报告厅，用大屏幕听课。于是出现了刘翀在开讲前发生的那一幕。

这不是缺少内容和渠道的时代。闪电了解到，线上免费的性教育课程资源非常多，但做老师这么多年，持续参加、组织了这么多性教育活动，他发现资源再好，如果老师不参与进来，学生对老师不认同，就没有连接感，“就是鸡同鸭讲。”

目前支教于云南省保山市潞江镇初级中学的项目老师阿飞也有类似的感悟，在一次性教育课前准备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了课堂，她认出那是校领导。那节课，阿飞给学生讲《生殖系统》，课中有13分钟的动画视频，当视频放到了男性生殖系统的时候，男人开始低下头玩手机，直到女性部分讲完，他的头都一直低着。

等她巡场教室结束后，看到了男子边打电话边走出教室的背影，直到课程结束，他没再回到教室。

刘翀讲授的性教育课程来自“你我伙伴”平台。该机构致力于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性教育在线课堂，是目前国内提供性教育服务规模最大、参与学校数量最多的公益组织之一。

针对6-24岁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你我伙伴”开发了对应的标准课程包。针对初中的学生，有了解性教育、了解性别、生殖系统、青春期，爱情与婚姻五个板块，高中课程则增加了怀孕与避孕、疾病与行为，性暴力三部分。

平台向公众开放，愿意在学生群体中开展性教育课程的人都能在平台获得标准课程包，引进性教育课的学校，教师可以直接用课程包向学生授课。

除了课程包，他们还专门培训性教育的专业志愿者讲师，讲师通过直播，给不同地区的孩子们开展性教育。

刘翀在英国利兹读博士四年级，目前研究的项目就是性教育和中国的社会分层。性教育对她来说是了解中国地域发展不均衡的一扇窗户。

在博士第二年的时候，她加入“你我伙伴”。初衷是让自己不那么“拧巴”——她学习社会学，一直在试图发现不平等，进而消除不平等。但庞杂的理论和空谈让她感觉像是活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里，那层与现实的壁垒亟待打破。

两年来，有超过1万人次的学生听过刘翀的直播课，每教一所学校，她就在 Google map上标注一笔，她授过课的学校就成了那张地图上的一个小星星。现在星星已经有29颗，分散在中国各个地区，西南边陲地区的“星星”比东部发达城市要密集——刘翀觉得，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地区也意识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尝试给孩子们提供性教育。

有时她也会对自己讲过课的学校产生好奇，通过摄像头，她能看到沿海城市的国际中学崭新的校舍，也能看到偏远地区物质条件匮乏和性教育缺失。

有老师曾要求刘翀讲讲避孕和家庭暴力。这位老师告诉刘翀，在当地，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可能出远门打工，也可能早早建立家庭。 “期待十年后，他们能回想起，曾有个奇怪的大姐姐，在屏幕上，逼他们认识生殖器官的名字。”刘翀说。

她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露骨”的东西，要么是性教育相关的内容，要么是带着“生殖器官”、“避孕”等关键词的文章。父母质问她，为什么老发这些东西，刘翀不理会这样的质疑，“大家越是藏着掖着，我就越要说出来。”

她逐渐意识到，性教育最后的落脚点，是要接纳自己，尊重自己和他人，就像她本来有一头蓬松的自然卷，读中学时为了跟别人一样，特意跑到理发店把头发拉直，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后悔。

去年12月，她给通辽某特殊教育学校上直播课，班里近三十人，多是自闭症或唐氏儿。他们年龄不等，班级是按发展阶段区分。

学生的表现超出了刘翀的预期。课上活动时，她告诉大家同意可以举手，不同意就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配合，有时还会高声把答案喊出来。

“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项目官员王龙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们的观念里，残障人士、老年人、婴幼儿等群体几乎就是无性体，这背后便是性教育的缺失。”大部分人对于“性”的理解还简单停留在健康成年人之间的互动行为，但“性教育”是广义的，无论老幼，性别，健康与否，它贯穿了每个人的一生。

刘翀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老师，性教育课程对她来说，也是个学习、疗愈，甚至自我救赎的过程。失恋的时候，为了开解和打趣自己，她打开课程的“爱情与婚姻”板块，给自己上起“性教育课”。在她看来，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同样是性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千里之外，闪电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性教育不单是生殖器官，还包含一个人的心理发展，对责任的认知，甚至如何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系统话题”。

2019年12月27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所中学的性教育课上，正在上演“头脑风暴”：由“性”能联想到什么词？此前对性的讨论带来的尴尬和沉默，被学生纷纷举起的手一点点打破，词语接连被写到黑板上，“性福”“性感”“性骚扰”……氛围开始变好了。 授课的陈老师放下心来，在“你我伙伴”的平台上，她用“成功塑造了整节课开心、开放的氛围”来总结那堂课。 在课堂上谈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在这堂课之前，他们往往先收到了孩子们的质疑和“恶意”。

冉莉琴2020年7月份加入“你我伙伴”，此前她在甘肃会宁一所中学从事了四年心理咨询工作。在一节关于女性月经的课堂上，几个男生一直低着头，课后，有女生来给冉莉琴提意见，“应该把男生轰出去，我们的秘密都被男生知道了，男生觉得我们很脏。”

冉莉琴让学生把课后感受写成信交给她，翻开信，学生的字迹明晃晃：老师你上的这些课，恶心得我回家饭都吃不下。

新疆库尔勒哈乡段雪娇曾收到过更为直接的“反馈”。她在课堂上播放视频，两性生殖器官出现在画面中，每一个器官都标注了名称。有的学生低下头去，有的学生在不停地揪着手上的倒刺。

课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一个女生跑过来，趴在讲台上，斜着脑袋看向段雪娇，“老师我同桌说你不要脸。”有人迅速的从教室里面跑出去了，段雪娇就只看到一个背影。

她只能佯装淡定，“我跟她说，这些知识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女生回答没有。父母没讲，你们老师也没讲，如果我不跟你们讲的话，你们遇到青春期的变化，要怎样处理呢？”

第二节课的时候，她看到了背影的主人，眼神躲闪，“不好意思见我。”几节课后，男生主动跑到办公室去找她，当面跟她道了歉。

冉莉琴一直记得一件事：2018年，曾有一个高中女生的家长来找冉莉琴。女孩16岁了，毕业于冉莉琴任教的中学。女孩在读高中时，有次晚自习课后回家，突然被醉酒男子从后面抱住。从那之后她就不敢独自去学校，甚至出现幻听，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强烈的应激反应让家长感到意外，后来女孩告诉家长，自己曾在小学三年级时，被老师以借口批改作业猥亵过。

冉莉琴回顾自己接触的案例，问自己，性教育对于这些孩子而言，到底已经迟到了多久？

闪电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19年，当地有好几个中学女生参与了组织卖淫。看到新闻后，闪电沉默了很久。

他告诉记者，在镇上，有不少社会青年，他们十七八岁，几年前就辍了学，但给不少中学女生留下了“自由”、“酷”的印象，甚至被女孩们追捧成为最好的恋爱对象，不少女孩在和这些青年谈恋爱。这些状况让闪电开始思考，“怎么去做能让学生更了解自己，照顾自己，保护自己。”

在老师们看来，给孩子们进行性教育，越早越好。有六年教学经验的石小红还记得，她曾给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讲过怎么保护身体的隐私部位，第二天就有家长请假来听她的课，告诉她，孩子回家看到妈妈在她和奶奶面前换衣服，就跟妈妈说，这样你的隐私就被别人看到了，隐私部位谁都不能看。

“正确的性教育理念正在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着。”石小红说。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一个石子，泛起波纹，这个听过课的小朋友，他的波纹摇摇晃晃波及到了自己的妈妈。转盘开始转动，谁都可能是拨动第一块拨片的人。

闪电从不盲目乐观，他不期待一两次课就给老师和学生带来真正地改变。有老师跟他说，课上完了，好像早恋的更多了。这在闪电开来，并不坏，“就像你生了宝宝，走到街上注意的都是带着宝宝的人”。这些课像根针，静悄悄就扎在了老师和学生身上，大家知道痛了，不再麻木，“这是个好的开始。”

他们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人在微博上质疑，在贫困地区做性教育有必要吗？在他们看来，贫困地区的人民，第一要务是吃饱饭，似乎还轮不到性健康这么“高级”的事。

在微博下面，许雯看到一条评论，性教育不需要高级，而是普及。“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弱，就剥夺他的权利，接受性教育并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权利，它是所有人的权利。”

在云南省广南县一所农村学校开展性教育直播课的时候，由于整个学校只有操场有屏幕，学校把所有学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在夜晚一起看性教育直播课。偌大的一块操场，显得有些拥挤，大屏幕的灯光照亮了最前排蹲坐在小凳子上的学生，盯着屏幕，脑袋挤在一起。 “需不需要性教育，只能是坐在这里的这些孩子说了算。”许雯说。

刘翀在天津的一个职业学校调研时跟学生聊天，她叫他们高中生，有学生一脸诧异地问：我们也是高中生吗？

更让她难过的是，有学生问她，“老师你来找我们干什么？我们都是被放弃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对我们失去希望了”。这话让刘翀很难受。她很想告诉他们，没人放弃他们，性教育也没有。

冉莉琴已经不介意有学生说她的课恶心，有学生给她写信，“老师我知道手淫没什么羞耻的，这很正常，我不害怕了。”她告诉学生，把性教育课当成工具，你现在放到你的工具箱里面，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就不会那么着急了。

一个初中女生交给她一份课后感想：“我慢慢接纳了，甚至还很期待一周一节的心理健康课。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来月经了，妈妈带我去医院拿了很多中药，但我知道其实这很正常”。

直到2021年3月初，“你我伙伴”的性教育课程覆盖的学生数达到了200多万人次。但他们面对的，还有三亿七千万未成年人。

三亿是个多大的数字啊，但想起那些孩子，她一咬牙，“讲一个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