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址里多出来的这个“弄”字段，是被里弄建筑这个形式逼出来的。
“上海为什么把小区叫‘弄’？”
要回答这个知乎问题，其实也不难，绝大多数人都能凭感觉猜到，上海地址里的这个“弄”字段，一定是来源于上海的里弄建筑。
是的。
上海里弄的空间逻辑，就是总弄垂直于街道，支弄垂直于总弄，支弄分流入户。
■上海某弄堂的支弄，两边是各家各户。
但唯一会让你感到意外的是，上海地址里多出来的这个“弄”字段，是被里弄建筑这个形式逼出来的。
从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当年的租界，也就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就一直呈激增态势。
1853年租界内人口还只有800人，1895年达到30万人。等到1937年，租界内已有170万人。
人多了，住房问题便摆上了台面。
大量外国洋行资本开始买地建设联排式、样式统一的集中住房。
廉价的木板排屋形式最早以里弄的名义出现在了上海。
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火灾隐患和利润驱动，这些木板排屋开始演变为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
著名的上海“传统民居”石库门就此诞生。
到20世纪20年代，采用现代化排水设施、采光更好的新式里弄出现了。有些甚至还设置了汽车间，简直是100年前的豪宅。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人口激增，房地产商建造了大量里弄房屋。/《探世界》截图
英商新沙逊洋行从1880年到1890年的10年间，建造了20多处里弄住宅。
地产大户英商业广地产公司，拥有的里弄房屋数以千幢计。
就连法租界的法国天主教会，也成为大房地产主，在徐家汇一代拥有大量产业。
等到1900年前后，华人房地产商周莲堂、程谨记、贝润生、严裕棠等，也入局分一杯羹。
租界内的房地产业如火如荼，地价极速高涨。
从1869年到1927年间，公共租界地价上涨40余倍。
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而里弄建筑形式则成为了上海中心城区民用住宅的最主要形式。
很容易被外人当作传统建筑的石库门，实际上是现代房地产商业的结果。讲穿了，上海的里弄，就相当于今天的小区。
所有的弄堂，都是由开发商设计营造然后卖给业主的，比如著名的建业里，由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开发建设。
■1930年法商开发建设的建业里如今成了怀旧商业街区
就好比今天，万科开发了万科城市花园一样，房地产界真是上百年无新意。
再有，一说弄堂，大家就会自动比较南方小巷北方胡同，其实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上海的里弄，多数情况下都有个大门，门楣上刻着弄堂的名字。
这就是弄堂的住宅小区功能决定的，表明这是一条界限，和今天的小区大门是一毛一样。
■上海的弄堂大都有个大门，门楣上刻着弄堂的名字。
此外，弄堂不具备市政道路功能，且依附于道路存在；而小巷和胡同，很多都属于次级别的城市道路。
因此，上海的里弄和胡同、小巷比，完全是两样东西。反映到地址门牌号上，一说你就明白区别有多大。
如果是胡同或者小巷，门牌号写xx市xx区xx胡同xx号，或者xx市xx区xx巷xx号，那么基本就能精确定位到家庭住址了。
上海的里弄要是这么干问题就大了。
以高晓松小时候住的那条弄堂举例，如果按照胡同或者小巷编号法则，那么应该写成这样：“上海市虹口区美楣里xx号”。
拿着这个地址，除了片区邮递员和片警，估计所有人都得疯。
最早上海的地址，就是这么让人抓狂。
比如，今天共青团旧址所在的渔阳里（位于淮海中路），原先的地址为“法租界霞飞路老渔阳里6号”。
但是1930年代，上海的里弄已经是数以千计了，市区的马路长起来又是没边儿的，即便在九十年前，霞飞路已经是4公里长的马路了。
想象你是一个当年外地来沪人员，拎着大包小包，要沿着这4公里长的马路一通好找。
新建设的里弄一条接着一条，弄堂大门长相又几乎一样，走两步就得抬头看大门门楣上的弄堂名字，可能一不小心就错过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里弄已是数以千计。
早年上海中心区域的门牌编制是以收税为目的，还没考虑定位功能。
“第一没有规则，第二跳号很厉害。还有不分双单号。”上海地名学会副理事长薛理勇概括了早期上海门牌号的混乱。
“城镇很小的话，人与人都认识。到了一个地方，你就很容易找。”
“城市稍大以后，没有准确的、有规律的地名和门牌号，寻找人、通讯，很不方便。”
这种复杂的状况，最后把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逼疯了。
到20世纪30年代初，租界当局开始大规模重新编制门牌号。
1933年《申报》上刊登了《工部局改编门牌号数》一文。
■1933年刊登在《申报》上的报道
其中记载道：
“盖其编订方法、不复以房屋幢数为标准、沿马路每隔十二尺编为一号、就路之左右而分双单、里弄口则与毗连房屋同编、弄内房屋另编分号”。
闹，这才给弄堂内的房屋系统地编上了号。
而且此文还提到了工部局的远见和野心，“此次一经编定，便可永久使用。”
这个编号系统之后，我们上文所述的共青团旧址所在地地址，就变为“霞飞路567弄（渔阳里）6号”，这就好找多了。
也有了今天上海地址“xx路xx弄xx号”的雏形。
■渔阳里现在的地址是淮海中路567弄
如果没有这个“路-弄-号”系统，同样住在3公里长的四川北路上，高晓松遇见范志毅，一个说“我住美楣里”，一个说“我住新祥里”，两个人脑子转半天，也不敢轻易相认是邻居。
有了这个编号系统，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上海人之间日常熟悉的对话。
参考资料：
1. 薛理勇，《门牌：历史的见证》，沪港经济，1998年4月。
2. 薛理勇，《上海的“门牌号”》，上观新闻，2019年7月1日。
3. 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 赵津，《租界与中国近代房地产业的诞生》，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5. 王绍周，《上海近代里弄住宅建筑的产生与发展》，建筑历史与里弄（第三、四缉）。
6. 张继民，《有关专家学者提出，城市新区建设要重视地名命名》，人民日报，1988年7月15日。
7．《工部局改编门牌号数》，申报，1933年3月3日。
8．习慧泽，《新村门牌混乱现象何时能了？》，新民晚报，1985年3月7日。
9．张国兴，《地名作路名，寻址费周折》，文汇报，1999年3月4日。
10．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公安志》，199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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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姜天涯 / 拍照片：姜天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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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稿子：韩小妮/ 写毛笔：刘 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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