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山西将新增一座重量级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奠基

▲彩绘龙盘公元前2300年

陶寺城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陶寺，

帝尧之都，

最早中国。

3月14日上午，

陶寺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

暨塔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仪式

在山西临汾襄汾县举行。

陶寺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

为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

距今约4500～3900年。

从1978年开始的40余年来，

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玉器等文物。

陶寺遗址，

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

一个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

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

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

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建设陶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该博物馆的选址，

就在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

陶寺遗址博物馆建成后，

将以“今日中国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

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

其分六个展厅：

文明蕴化

尧舜治世

先祖风华

地中之都

都城衰落

探索历程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陶寺遗址博物馆是讲述尧舜故事、展示陶寺文化风采的文化圣地，该博物馆的外形是一个“中”字，突出了“最初中国”的理念。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该博物馆的主建筑为两层，一层空间包括总序厅及六个展厅。二层包括公共服务区、儿童活动中心、游客中心、临时展厅、办公空间及配套空间。

第一展厅“文明蕴化”，简要展示陶寺都城诞生之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过程的大背景以及黄河中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到陶寺文化的文明发展格局，展示中国文明核心的最初形成于晋南地区的原因何在。

第二展厅“尧舜治世”，首先简要介绍陶寺遗址的古地理环境，再重点展示陶寺早、中期遗迹和遗物，来表现陶寺早期遗址作为尧舜之都的基本状况，包括宫城的兴建及凌阴建筑、南外侧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等，将中原地区最早的都城概貌及其繁荣呈现给观众。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第三展厅“先祖风华”，是陶寺遗址博物馆主馆中最核心、最精彩的展区，重点展示陶唐虞舜的王族风采，阐明陶寺是由谁建立和统治的，展示陶寺城址早期王族墓出土的玉石器、彩绘陶礼器、彩绘木器、石磬、玉饰品等文物。

第四展厅“地中之都”，重点展示陶寺鼎盛时期的社会风貌、人文景观和科技成就，让观众意识到这里是当之无愧的最早中国。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第五展厅“都城衰落”，重点展示陶寺晚期的遗迹和遗物，来表现陶寺晚期都城的衰落、政权的崩溃、社会的动荡，突出表现扒城墙、毁宫殿、挖祖坟的政治抱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证陶寺早中期尧舜政权的国家性质，用陶寺宫城城墙、地坛资料表现陶寺晚期政权昙花一现式的复辟与失败，给观众以警醒思考。

第六展厅“探索历程”，重点展示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实物、图片、影像、文献资料来表现陶寺遗址40年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历程及成果，使观众了解都城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实际工作状态，了解陶寺遗址考古史。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该展陈设计方案吸取了国内外优秀博物馆的陈列优点，采取了适合目前新馆陈列展示、宣传教育、休闲服务、研究保护等各项功能的有机融合的统筹设计理念，围绕陈列主题，互为补充，力求打造一个“省内前列、国内一流”的地市级博物馆。

此外，还将重现发掘出的最大墓葬——M22王级大墓，复原观象台、宫殿区，作为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延伸产品，凸显遗址博物馆特色；建设陶寺遗址公园，依托遗址保护区内天然存在的两条深沟建设史前文明深度体验园区。

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考古学博士高江涛，还为大家讲述了陶寺文化所反映的精神品质和当代价值。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仪式。

《帝王世纪》曰：“尧葬狄山之阳，名崇山”，崇山就是塔儿山，它是唐尧时期观天象、定四季节令的始发地。这座古老的山峰，孕育了陶寺王国的兴旺，看遍了陶寺王国的沧桑。古老的先民曾把崇山作为心灵的神圣寄托去顶礼膜拜，瞻仰祭祷。

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将营造林50000亩，预计2021-2022年实施一期工程30000亩，2023-2025实施20000亩。相信不久的将来，塔儿山将恢复当年森林茂密、风景秀丽、兽鸟云集的风貌。

▲塔儿山 @掌上微襄汾

薪火相传探尧都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

文/何驽高江涛（有删减）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跌宕起伏，饱经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突破，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也曾饱受各种质疑与非难。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为1958年至1998年。第二阶段为1999年至今。两个阶段的工作，有许多的传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玉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

第一阶段（1958年~1998年）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阶段，还可再细分为三个时期。1978年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为学术准备时期，1987年~1985年为田野发掘期，1986年至1998年第一阶段研究期。

1.学术准备期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约数万平方米。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张彦煌任队长，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交给山西队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1959年~1963年秋冬，张彦煌带领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行政区域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8000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当时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

1973年，“文革”尚未彻底结束，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苏秉琦先生指出，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必须从城市、都城等大遗址考古突破。于是，山西队张彦煌、徐殿魁、高炜以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叶学明进行晋南考古复查，再次复查了陶寺遗址，因其面积巨大，而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1977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和陶富海，又一次复查陶寺遗址。

1978年初，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听取山西队提出的陶寺遗址发掘方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同年4月初，考古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

2.田野发掘期

自1987年4月至1985年6月，陶寺遗址经历了15个发掘季7年半时间，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在普通居址和早期王族墓地这两个区域有了重大收获。

陶寺遗址这一阶段的发掘，由张彦煌队长指导，高天麟实际负责，高炜和张岱海参与主持工作。

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伊始，仅针对文化遗存堆积丰富的居址进行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陶器资料。对陶寺遗址做了早、晚两期分期，相对于后来陶寺文化分期的早期和晚期。早期器物组合为釜灶、扁矮足鼎、侈口罐、缸、扁壶、折腹盆、罐、瓮等。晚期组合为鬲、甗、斝、圈足罐、折肩罐、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扁壶等，不见釜灶、鼎、缸。

简报指出，陶寺类型早期与晚期之间有缺环。文化性质初步判定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翼城、曲沃和襄汾一带。早期的相对年代不早于西王村龙山文化，不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大致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平行发展。

1983年至1984年，陶寺遗址居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遗址西北部陶寺文化层下，局部叠压更早的文化遗存堆积，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物组合为圆腹罐、筒形罐、大平底盆、折腹盆、擂钵、敛口钵、小口尖底瓶等。纹饰以篮纹为主。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类型之间没有直接承袭关系。

卜工、田建文、董琦等学者则认为陶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偏晚，或称西王村三期文化。而此次陶寺居址的发掘，还增添了陶寺文化中期遗存，陶器组合包括双鋬鬲、单把鬲、小口折肩罐、扁壶、圈足瓮、单耳杯等，将早期与晚期之间的缺环弥补上了，当时估计陶寺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现在看来当时的推测年代偏早。

1978年秋季，在继续发掘陶寺居址的同时，开始发掘陶寺墓地，即现在我们提出的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探出墓葬近万座。至1985年发掘结束，发现墓葬1379座，清理1309座。1983年发表的简报中，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的墓葬大致分为大、中、小型，90%以上是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早期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除了彩绘陶龙盘之外，还有陶鼓、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有成套的彩绘陶器和木器。尽管大、中、小型墓葬同处于氏族墓地，但是财富与权力分化已极为明显。当然，该墓地实际是从早期延续到晚期。简报相信，陶寺这批墓葬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

同年发表的《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葬具等标准，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分为甲、乙、丙三种，610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表明陶寺早期，氏族内部就已经呈现出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氏族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氏族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这就是阶级对立。文章断言，陶寺早期墓地揭示出当时可能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有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以礼制和城池为表象的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者，对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社会性质的独到见解是十分精辟的，首次揭示了陶寺遗址的国家社会性质。在氏族墓地内部，存在着极端悬殊的财富与权力差别与分化，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缘亲疏，而是经济利益分化的结果，这便不是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而是“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对立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在血缘政治的氏族墓地制度的躯壳内，早已孕育出地缘政治的胚胎———阶级对立。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的作者，在肯定陶寺遗址和墓地很有可能是夏人遗存的同时，也不排除这里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表明发掘者对于陶寺遗址是夏文化遗存的推测，也并不十分肯定。只是根据陶寺遗址所处晋南称为“夏墟”、遗址年代、社会发展水平、遗址规模和龙盘图案，认为陶寺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究竟什么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其实当时学术界仍然争讼不已，二里头文化夏、商性质之争，使陶寺遗址跻身夏文化探索对象之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第一阶段的研究期

自1986年至1998年，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田野发掘结束，山西队进入陶寺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

早在陶寺遗址发掘期间，发掘者们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探索。1982年徐殿魁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一文，是第一篇专题研究陶寺文化谱系的文章。指出陶寺早期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来的，并暗示陶寺类型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唐尧或夏禹有关。1984年，高天麟、张岱海、高炜先生合著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一文，全面论述了陶寺文化谱系，提出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陶寺遗址上限约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探索陶寺遗址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开始从文化谱系研究，延伸到社会组织研究。表明老一辈陶寺遗址发掘者，不仅注重发掘与研究相配合，而且注重文化谱系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相结合，所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理念，起点很高，目的明确——围绕着探索夏文化重大学术课题。这应该与苏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战略思想的指导分不开。

1985年，李民先生发表了《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尧舜部落活动的地域、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次明确尧舜与陶寺遗存的关系，而与夏文化无关。这在当时，显然与陶寺遗址发掘者的主流看法相左。

随后，学术界对于陶寺遗址的研究也逐渐火热起来。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文化谱系和陶寺文化的族属性质。

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归属。1989年，张岱海先生发表了《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正式将陶寺类型定名为陶寺文化。考古所山西队的学者，坚持认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一个整体考古学文化。

张德光、卜工、罗新、田建文、董琦诸位先生则认为，所谓陶寺文化早期应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所谓陶寺中晚期文化才是陶寺文化。

两种对立的观点，分歧在于对陶寺文化早期中，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自身因素占主导地位者，认为陶寺文化三期一体；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者，则认为应当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

何驽根据陶寺文化早期文化因素量化分析，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的确是小同大异，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可达78.09%，应属于陶寺文化，而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以山西队发掘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9年，张德光先生发表了《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进一步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认为陶寺类型文化遗址中可能有较大的城防设施。张长寿和王克林先生都认为陶寺龙盘很可能与夏人有密切的关系。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也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

另一部分学者则以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标准，衡量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所以认为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刘绪先生提出，二里头文化更符合夏文化时代与社会特征，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许宏与安也致则认为陶寺文化是有虞氏遗存。王文清、田昌五、罗新、田建文等诸位先生，也都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唐尧文化遗存。

在当时，陶寺遗址发掘刚告一段落，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分期与文化性质，尽管存在着对于陶寺文化早期性质归属上的分歧，总体认识还是陶寺文化中晚期比较独特，同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二

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城墙突破期

1999年至2001年，陶寺遗址在外郭城城墙方面，获得巨大突破，城内夯土城墙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时任领队梁星彭先生功不可没。

1985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几乎停止。1999年，当时已经退休的梁星彭先生，接替李健民先生任山西队队长，重新对陶寺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工作的中心就是寻找城墙。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

2000年，在陶寺遗址的北部，钻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墙遗迹Q1、Q2和Q3。山西队首战告捷，在城墙上小有突破，验证了苏秉琦先生的预言——陶寺有城。此后，梁星彭先生在加强钻探追线索的同时，访问村民，收集夯土剖面线索，跑遍陶寺遗址的沟沟坎坎，寻找一些自然剖面上的夯土蛛丝马迹，配合精准的解剖，终于确认的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北墙Q4、东墙Q5和Q6，大致廓清了陶寺中期城址面积包括东南小城总计至少280万平方米超大城址，令学术界为之一震。

2001年不仅确定了陶寺中期外郭城，还钻探发现了大城内中部偏东的疑似墙基夯土遗迹，即Q8~Q11，暗示大城内还有小城。参加这一阶段的人员有考古所的严志斌、牛世山、印群、陈国梁等，技师张官狮、冯九生、赵晔。

▲陶寺遗址平面图

2001年9月中旬，何驽便跟随梁星彭队长，进入陶寺开始工作。

2.陶寺城址功能区划布局探索期

2002年春季开始，考古所领导安排何驽接任梁星彭先生出任山西队队长和陶寺发掘领队。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

面对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如何下手工作，却是首先面临的问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先生向何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陶寺中期城址与早期王墓，在聚落形态时代上存在差异。这也正是何驽苦苦思寻的陶寺下一步开展发掘工作的突破口。

何驽经过在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的十一年考古工作的历练，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江汉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的分析梳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都邑聚落或中心聚落考古的理论标准：城墙、宫殿区或贵族居住区、大贵族墓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这些功能区布局遵照本文化的宇宙观法则进行规划。

具体到陶寺城址，已知有早期王族墓地、中期城墙、普通居民区，尚缺早期城址、中期王族墓地、礼制建筑、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探索这些功能区的缺项，是陶寺遗址今后发掘工作的指导方向。在有限的时间、资金与人员条件下，何驽认为最行之有效方法是，在普探的蓝图基础上，采取“火力侦察”的方式，试掘解剖重点怀疑区域，以期在短期内找到陶寺城址功能区划的确凿线索。

▲陶寺大型仓储区窖穴遗迹

随着2002年春季发掘，在早期城址东墙、南墙、城内下层贵族居住区、城东大型仓储区试掘的重大突破，使我们坚信陶寺有早期城址，可以同早期王族墓地相匹配。接下来，将早期城圈子封闭，成为当务之急。

2002年9月陶寺遗址秋季发掘开始，我们将工作聚焦在寻找早期城址北墙、西墙、宫殿区和中期王族墓地这三个方面，同时推进。

2002年春季，在陶寺宫殿区的探索错过判断的机遇的同时，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的钻探反而传来重大收获。探出了带红彩朱砂的墓葬，且墓葬密集。这个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位于中期东南小城的北部，与早期王族墓地显然分属两个不同茔域。何驽根据对石家河城址布局宇宙观的分析，推测陶寺城址的东南部大约也应为“天位”，因此东南小城内的墓地，很有可能是中期王族墓地。

随即在墓地的北部，探出一座3米长、7米深墓葬之处，布探方IIT7860，清理墓葬10座，皆无随葬品，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均为陶寺中期。其中IIM8规模较大，归为中型墓葬，长2.8、宽1.6、深7.5米。工字形榫卯结构拼插木棺一具，棺盖无存，棺长2.2、宽1.4、高1.19米。IIM8在陶寺晚期遭到残酷捣毁，距墓口3.3、3.6米、4.1米处各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扰乱。棺内乱骨有一男一女两个个体，缺失严重。棺侧板上残留石钺碎块。尽管如此，春季发掘，大致判定了陶寺中期的大型墓地位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

▲陶寺中期中型墓IIM8木棺俯视

2002年秋季，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墓地的南部，钻探发现大墓迹象。布探方IIT7254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清理陶寺中、晚期墓葬11座，其中仅有中期王墓IIM22一座，其余10座皆为小墓。陶寺中期王墓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陶寺中期大城终于有了中期王族墓地与之相匹配。

2002年陶寺遗址的发掘，还是挺令人欣慰的，虽然在宫殿区方面错过了突破的机会，但是在晚期的废弃堆积里，发现大量与宫殿建筑相关的建筑垃圾如刻花白灰墙皮、板瓦、蓝彩墙裙残块等，仍暗示这一区域存在宫殿建筑的可能，而在早期城址、下层贵族居住区、中期王族墓地方面，皆有可喜的斩获，基本达到了功能区划判别的目的。

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纳入其中。发掘工作开始在礼制建筑方面发力。中期王族墓葬陶寺晚期捣毁严重，因而我们停止了对中期王族墓地的继续发掘。

2003年9月，我们还在陶寺中期外郭城西门位置所在的中梁沟自然剖面，确定了C形瓮城城门结构。为了确定该城门的年代以及洪积层与城门的关系，我们利用自然剖面，对瓮城内侧主城墙G2基槽，进行局部解剖，确定Q2的年代为陶寺中期，基坑打破洪积层堆积，意味着洪积层早于陶寺城址而存在。莫多闻先生推测这些洪积层可能是第三纪时期塔儿山前洪积扇的堆积。

▲陶寺中期外郭城西门中梁沟剖面Q2基础解剖点

2004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全部集中在观象台。2005年春季观象台发掘工作结束。2005年秋季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怀疑是宫殿区的区域。同时另开辟了一个阵地，就是中期外郭城外西北的疑似另一个礼制建筑区。同年，还对被盗的陶寺中期王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过2003年~2005年春季对陶寺观象台基址的发掘，我们逐步认识到陶寺遗址夯土小版块、不规则、质量差的特点，积累了辨认陶寺夯土的经验。终于在2005年秋季发掘中，成功辨认出陶寺中期的夯土建筑基址IFJT3。2006年~2007年，山西队利用探沟法探寻IFJT3的四角边界，估计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后经高江涛博士复探，确定为8000平方米）。并于2007年成功揭露了IFJT3上一个主要建筑柱网结构。该柱网由三排18个柱洞构成双开间、中央窄过道的建筑空间，面积约286平方米。陶寺宫殿区的判定，有了重要的依据。

2010~2012年，将该建筑保存最好的陶寺晚期台基西北边揭露完整，对其全貌大致有所了解，编号为IVFJT1~IVFJT3。该建筑早期始建，中期扩建，二者保存都很差。中晚期之际曾大规模破坏。晚期偏晚曾经修复扩建，面积约1400平方米，呈方形坛体，坛上残留3个柱洞用于栽木社主。坛体周边被多水的环境所包围，我们推测为祭地的“泽中之方丘”。陶寺城址的另一个礼制建筑区得以判定。

对于陶寺晚期发生的扒城墙、毁宫庙、挖祖坟一系列暴力行为，何驽受到刘庆柱先生中国古代国家社会“政治报复”的观点的启发，认为也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是新政权以压胜巫术的方式对旧政权正统性、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压制、亵渎与摧毁。而何驽当时认为陶寺晚期的实施政治报复行为的主体是陶寺早期王族的后人，对中期王族及其政权的政治报复。陶寺晚期的社会动荡根源来自于陶寺早、中期之际的政权更迭所埋下的仇恨祸根。后来证明，何驽当初这一判断有误。

2008年~2010年，由于探源工程II阶段暂告结束，陶寺遗址的发掘经费来源出现问题。山西队转战到南水北调工程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掘。2009年秋季，何驽与高江涛分工，何驽带领技师冯九生进行陶寺遗址周边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高江涛带领技师张官狮和张登科继续下王岗发掘。2010年春季，随着探源工程III阶段继续滚动，陶寺遗址发掘经费又有着落，陶寺遗址周边地区区域系统调查结束。此次调查区域为塔儿山东、西两麓黄土塬，北起临汾市的山前，南至浍河北岸，西起汾河，东至塔儿山东麓滏河上游。南北70、东西25公里，面积大约1750平方公里。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获得的基本认识是，陶寺文化聚落等级制度的分层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个层级。陶寺文化作为国家政体社会组织总体构架为都-邑-乡镇-村四级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其中村级基层组织发育不全。

2010年秋季，何驽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一方面，全面揭露城北“泽中之方丘”；另一方面，全面清理陶寺宫殿区内疑似烘范窑的操作坑，试图寻找铜器铸造的直接证据。

▲陶寺宫殿区“东厨”窑炉群及其操作坑

陶寺宫殿区原本推测的铸铜手工业遗迹被否定后，我们将手工业作坊区的探索聚焦在陶寺外郭城内正南部。这个区域在地表调查时，便发现过大量的石器加工遗存如废片、废坯等，暗示这个区域很可能是陶寺城址的手工业区。2008年，翟少冬、王晓毅博士曾在陶寺进行石器加工遗存专项调查，也注意到这片区域石器加工遗存丰富。

2010年秋季，我们组织对该区域进行细致的普探，发现两个制陶工业园和三个石器工业园。整个工业区大约20万平方米。所谓“工业园”，包括夯土基址管理治所、生产场所、工匠居住房屋甚至小型墓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园区单元。

▲陶寺城址手工业去钻探遗迹分布示意图

2011年，为了弄清2010年秋季陶寺手工业区钻探遗迹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对疑似水控制体系蓄水池与水渠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与解剖。

2012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又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完成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大致全面揭露，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中央为长方形庭院；南部西侧有缺口，东侧推测也应该对应存在缺口，可能是门道所在，方向亦为315°左右。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相对独立的夯土基础，长约7.8米，宽约6米，应与IIIFJT2为一个整体，其两侧的生土缺口形成IIIFJT2的两处南出入口（或言门道）。板块夯筑而成，现存表面暂未发现柱洞，仅剩地基部分。IIIFJT2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晚期被平毁。我们推测，IIIFJT2夯土基址，很可能是陶寺中期城址手工业区总管理机构治所，等级较高，但绝非宫殿建筑。由是，我们提出陶寺手工业区的工官管理模式，开创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工官管理手工业”的主流模式。陶寺城址的手工业区大致确定下来。

当然，这样的认识也引出一个疑问，那就是陶寺城址的石器制造业为何由政府严密控制与管理？近来，何驽在翟少冬博士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提出陶寺城址的石器制造业，主要利用大崮堆山特殊变质砂岩，制作变质砂岩穿甲镞和片叶镞，工业产品主体是陶寺邦国的工官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军工商品生产，因此必须由工官管理，政府控制。

3.宫城探索期

2012年陶寺城址手工业区判定之后，陶寺都城功能区划聚落形态考古探索的学术目标中，仅剩一个普通居民区了。而陶寺遗址地表勘察信息，足以表明陶寺中期外郭城内西北部今中梁村一带，很可能是陶寺中期的普通居民区，那里有大量的灰坑、房子等遗迹，挂在沟壑的自然剖面上。至此，陶寺城址内功能区划的探索，可以暂告一段。何驽考虑赵辉老师的建议也趋于成熟，于是自2012年秋季，何驽分派高江涛主持陶寺宫殿区的复探，再次确认宫殿区内夯土基址具体情况，择机对重要的夯土基址开展全面揭露工作。

当年，高江涛对陶寺宫殿区的钻探工作卓有成效。首先，通过复探，确定宫殿区内核心建筑IFJT3准确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应当是8000平方米左右。更重要的是，高江涛通过钻探与自然剖面勘察，发现了疑似夯土墙基遗迹，将原先认为的宫殿区，包围起来——陶寺宫殿区很可能存在宫城城墙。这无疑又是一项陶寺城址的重大发现。

▲2012年陶寺宫殿区城垣钻探示意图

不过，2012年钻探显示，陶寺疑似宫城北垣继续向西北延伸，有与城墙Q3相接的趋势，比较令人费解。后经解剖发现，这段画蛇添足的“疑似北垣”实际为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

▲2013年以来陶寺城址聚落布局探索结果

2013年春季起，高江涛任陶寺遗址发掘领队，担当起陶寺宫城探索的具体任务。陶寺遗址的发掘，开始纳入到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项目”，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旅游局合作进行。首先从陶寺宫殿区疑似宫城城墙下手，揭露解剖。发掘初步确认了陶寺宫城的存在，对于陶寺都邑性质及相关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2013年度陶寺发掘，确定了陶寺外郭城北墙Q4西段，也是陶寺中期修筑的。

2014年发掘主要是继续去年探沟ITG35与ITG36的解剖。秋季首先对陶寺大城Q3进行解剖性发掘，确认该段城墙基槽的夯筑年代应为陶寺文化中期，而非原来认识的陶寺文化早期，且其迅速废弃可能与水患有关。在宫城南墙Q16东南段疑似宫城城门处新开TG39，发掘面积有限，不能完全判定城门情况。

至此，基于陶寺外郭城北墙Q4和内道西墙Q3均为陶寺中期的事实，原来认为的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被否定。陶寺早期城址很可能仅由宫城及其南侧的外城即下层贵族居住区构成，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

2016年，联合考古队继续扩大发掘并基本揭露了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发掘面积679平方米，基本弄清了二者平面布局结构，局部有待补充发掘以最终确认。

2017年2月23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做最后的补充发掘。6月22日结束,补充发掘面积589平方米，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并取得重大收获。最终确认陶寺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正西南，方向角225°，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陶寺宫城南东门址

宫城东南拐角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缺口宽6.8米，暂称“东南角门”。宫城东南门址改称为南东门址，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通过解剖，确定陶寺宫城南东门址修建时代为陶寺晚期，而不是此前推测的陶寺早中期。陶寺遗址宫城及其门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意义重大，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其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影响深远。同年，对宫城东墙Q10中段进行解剖，确定了陶寺早期和晚期两期夯土城墙基础。2017年春季，在2016年冬季钻探发现的疑似早期外城西墙中段，开探沟试掘解剖，确认不是城墙基础，而是另一条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沟。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

陶寺宫城城墙探索过程中，学术界对于陶寺宫城墙基内的夯土，有不同的认识。2016年6月18日至20日，陶寺遗址宫城门址发掘现场讨论会召开，并专题研讨陶寺宫城新发现。部分学者认为，墙基槽沟深7~9米，超过建墙所需要的深度。且沟内下部为填土，上部所谓的夯土质量很差，与灰沟垃圾土堆积差别不大，因此陶寺宫殿区仅有环壕，没有城墙墙体。山西队则认为，尽管陶寺宫城仅剩墙基槽，但是基槽内上部为夯土板块，确系版筑，尽管夯土质量差。因而陶寺宫城还是有宫城墙体的。2017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陶寺遗址宫城城墙及门址现场会。围绕陶寺遗址宫城东墙Q10、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址的性质、形制结构、年代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认同陶寺宫城城墙基槽夯土的学者逐渐增多。

至2017年，陶寺宫城城墙及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南东门揭露与解剖，确定了陶寺宫城的存在。2018年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转向宫城内的宫殿基址。春季发掘主要是揭露宫城内最大的夯土基址ⅠFJT3，发掘重新揭开了2007年发现的主殿基址，并在其东侧新发现2座大型房址。同时完整揭露了ⅠFJT3的东南角以及东侧边缘，见有可能与廊庑有关的柱洞。另外，6月14日，发现一件铜璧形器，十分罕见。

三

结语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总体上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在陶寺文化谱系、文化性质、分期、遗址重要性、社会组织特点等诸多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坚实的基础，成为第二阶段陶寺都城聚落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实质性突破的前提。

第二阶段，随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屡有突破，学者们对陶寺遗址研究更加重视，成果空前丰硕。关于陶寺文化谱系与族属性质探讨，甚至有日本学者也参与进来，国内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陶寺文化与尧或尧舜有关。何驽则提出了陶寺城址为尧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证据链。陶寺遗址多学科合作更加深入和广泛，成果涉及陶寺遗址年代、人地关系、体质人类学、食谱、锶同位素、陶器中子活化等级分析、冶金、材料学、石器工业技术、动物利用、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

陶寺遗址出土文字的研究与讨论也成为热点，核心的焦点是朱书扁壶陶文的解读，如罗琨先生的“昜文”说，何驽的“文尧”说，冯时先生的“文命”说和“文邑”说等。2017年，何驽还提出了陶寺出土的最早汉字、骨耜“辰”字解读。陶寺遗址精神文化考古探索的成果，不断呈现，如“豶豕之牙”的上政理念、和合理念、陶寺文化的宗教观念、宇宙观等。学者们更加重视对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探索，李伯谦先生认为陶寺是以军权王权为主体的王国，王震中先生认为陶寺是邦国，何驽则根据陶寺圭尺的地中标准刻度以及陶寺文化国家性质和陶寺都城遗址性质，提出陶寺为本初“中国”的观点。2015年，《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2017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获得“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考古研究成果奖”，陶寺考古发现与研究，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2018年4月10日，陶寺遗址参加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评选，获得入围奖项。

历经四十载风霜雨雪，经历了多少艰难挫折、质疑非议，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在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薪火相传，孜孜以求，才有了今天的重大收获，用系列考古证据链，证明陶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核心形成的开始，是中国文明核心延绵至今主干形成的起点，是“中国”概念形成的初始，陶寺城址是文献记载中的尧舜之都。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将“尧舜禹传说时代”变为信史。

陶寺遗址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仅揭露了四千前古都的三百分之一强，陶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今后的路还很长，长到今后的几代考古人也望不到尽头。但是我们仍然脚踏实地，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向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目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