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拿破仑指挥着法国大军挖掘地基，他们要在这里建立一座坚固要塞。
突然，士兵们发出惊叫，军官闻声而至，发现挖掘现场裸露出一块漆黑规则的大石头，上面刻满了文字。
不久，这块石碑被运到了开罗埃及研究所，专家们以发现地将其命名为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上刻有三种不同文字，最上面明显是埃及象形文字，中间的是一种草书的神秘文字，无人认识，最下面则是希腊文。很明显，建造石碑的人是用三种文字记录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地记录，传于后世呢？
根据希腊文，专家们可以可以轻易解读：196年3月27日，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埃及各地的教士齐聚孟菲斯城，通过会议的形式通过了一条法令，大意是托罗密王贡献了自己的物品来代替神庙的税收，他减免了百姓的税收，赦免了罪人，带来了埃及的繁荣。
托罗密王减少了去每年去亚历山大城听取神谕的人数。将贸易所得的税收公平地奉献给每一位神明。
他勒令武士们归还那些在战争时期掠夺的百姓财产。并派兵抵挡从各个方向入侵埃及的敌人。由于他修葺了所有要求修葺的建筑，斥巨资装饰了神庙，拥有比历代国王更虔诚的奉献精神。作为回报，神赐予他健康和胜利，并且保佑他及其子孙永远拥有王位。
这份诏令之所以会用希腊文写，那是因为埃及国王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位部将的后裔，来自马其顿。
由于最上面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损毁严重，而三段文字虽然大致吻合，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就激发了人们破译中间神秘草书文字的欲望，这种文字被后世人称作世俗体。
世俗体的破译非常曲折，由于文艺复兴以来，学者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固有形象就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所以一直得不到突破，直到英国学者汤玛士杨格发现世俗体是字母符号和象形文字混合而成的文字。
他的突破口就是王名“托勒密”上，他假设了“托勒密”是表音和表意的字符混合而成，不过他的研究也止步于此了，因为他仍旧相信其他的文字是表意的，“托勒密”是特殊的存在。
1822年，汤玛士杨格的竞争者，另一位学者商博良获得了菲莱方尖碑，这块碑上也有希腊和象形两种文字，并且上面有一个王名框和罗塞塔石碑上的几乎一样。
由此商博良推测出另一个王名框是帝王头衔，并且推断出了读音，推导出了一套语音符号表。
即便如此，商博良也和汤玛士杨格一样，接受不了象形文字系统中有语音元素的概念，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法国的汉学家口中得知，古代中国原始的象形文字当中，也有表音的成份。他恍然大悟，推翻了之前的固有思维，最终完全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草书的象形文字。
其实商博良确实比汤玛士杨格更具有破译优势，他不但熟悉埃及和埃及语言，并且他的老师就是拿破仑委派的埃及都督。当然，菲莱方尖碑的获得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正是两块石碑上同一王框名称的对比，才给了商博良突破的契机。不过，那位告诉他中国古代文字也有表音成分的法国汉学家也有很大的贡献，有时候就是别人偶然的一句话，能让自己突然想通，走出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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