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蒙古国，“中国”被翻译为“Qitad（Kitad） ulus”，直译过来即“契丹国/汉人国”；而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直译过来即“（居于）正中间的国家”。
蒙古国与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个中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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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简单聊聊蒙古文历史文献中的“国”，即“ulus（兀鲁斯）”。客观地说，从蒙古汗国开始至清末，“国”的概念一直主要以“ulus”一词表示。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有着一定的区别。
蒙古汗国的疆域
在蒙古汗国以及元朝时期，作为“国”、“国家”概念出现的蒙古语词汇，就是“ulus”。譬如在被视为所见最早的畏吾体蒙古文文献《移相哥碑》（约1225年）中，就已经出现了“Mongqol ulus（蒙古国）”，指代的就是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汗国”。
13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贵由汗时期，“贵由汗玉玺”明确使用了“Yeke Mongqol ulus（大蒙古国）”；
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张氏（元朝蓟国公张应瑞）先茔碑》等蒙汉双语碑文中，也多见此名，并以“ulus”指代“国”；
《蒙古秘史》的明初汉译本《元朝秘史》中，“兀鲁思”（ulus）也被翻译为“国”或“国土”。
实际上，“ulus”在蒙古语的本意为“人众”、“百姓”。譬如在《元朝秘史》中，“兀鲁思（ulus）”除了“国家”以外，还在一些场景下，被翻译为“百姓”。
蒙古汗国玉玺的复制品
指代“百姓”的词语，除了“ulus”以外，还有“irgen”。譬如在《元朝秘史》中的“亦儿坚”，即“irgen”，旁译为“百姓”。有趣的是，在我的老家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irgen”被“约定俗成”地翻译为“汉族”（不知道内蒙古那边有没有这种用法）。
今天的哈拉和林
除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朝（Dai On Yeke Mongqol ulus（大元大蒙古国），传统的“四大汗国”（元朝名义上的“藩属”），也可以使用“ulus”，如“Joei ulus（术赤汗国）”、“Caqatai ulus（察合台汗国）”等。
到了明朝，漠北的蒙古人，仍然主要用“ulus”来表示国家之意。
例如在17世纪的蒙文史书中常见的“Enedkeg Tobed Mongol gurban ulus（印度吐蕃蒙古三国）”之说中的“ulus”，指代的就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国家政体；明朝“四夷馆”使用的《华夷译语》等文献，也均将“国”对译为“ulus”，只是音译用字之间有所不同。
达延汗
不过，“ulus”同时也可以指代北元政权内的“大型部落”，即万户（tumen）。例如达延汗“六万户”中的直属部落Caqar（察哈尔），既可以称之为“Caqar tumen（察哈尔万户）”，也可以称之为“Caqar ulus（察哈尔国）”。
漠北蒙古“归顺”清朝，也是时势所趋
到了清朝，蒙古人基本上还会用“ulus”来指代国家。譬如“清朝”在蒙古语文献中成为“Cing ulus”。不过，已归顺的蒙古诸部（如察哈尔、土默特等），不再以“ulus”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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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起看看蒙古文历史文献中的“（汉地）中国”。
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蒙古人主要以“Qitad（Kitad）”指称“汉人”和“（中原）汉地”。譬如《竹温台神道碑》中的“Qitad—unayalqus”当指“汉文”，《元朝秘史》中的“乞塔惕”，被旁译“契丹”或“金”、“金国”等；
实际上，“Qitad”原为“Qitan即“契丹””的复数形式，后来转称“汉人（又称‘汉儿’）”，概指淮河以北的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ps：即便在今天，“汉族”在中国的蒙古语语境中，也被翻译为“Qitad”）
今天的俄罗斯人，也将中国成为“契丹（Китай）”
对“汉人/汉地”的另一种称呼是“Nanggiyas”或“Nanggiyad。如《完者都书》有“Nangqiyas—unqajar”一语，直译即“南家之地”；《至元译语》中的“蛮子”作“囊家歹”（Nanggiyadai）。
实际上，“Nanggiyad”的词根“Nanggiya”，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一s”和“一d”是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词缀。“Nanggiyad”主要指代秦岭淮河以南的原南宋境内的汉人，即所谓“四等人制”中的“南人”。
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把“四等人制”放在元朝历史部分的显要位置
另外，在《至元译语》中，“汉儿”还被翻译为“扎忽歹”（Jaqudai），《元朝秘史》作“札忽惕”。蒙哥汗癸丑年（1253）圣旨碑、忽必烈鸡儿年（1261）圣旨碑都作“Jauqud”，其对应的汉字为“汉儿”，泛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1924年东方学会：四夷馆考
进入明朝，漠北的蒙古人仍然主要以“Qitad（Kitad）”来指称“汉地/汉人”。譬如在《华夷译语》等文献中，基本上以“乞塔惕（Qitad／Kitad）”对译“汉人”。
另外，在不少蒙古语文献中，也使用“Nanggiyas”或“Nanggiyad”来指代“汉地/汉人”。如《白史》、《蒙古源流》中的“Nanggiyad”，《俺答汗传》中的“Nanggiyad ulus”等。
一言概之，“Qitad（Kitad）”和“Nanggiyas／Nanggiyad”，是古代蒙古人对“汉人/汉地”的传统称呼。
北元的实际控制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颁布的敕书中，“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首次将“明朝（中国）”翻译为“Dotoradu ulus”或“Dumdadu ulus”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名，在蒙古人自己编撰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华夷译语》（甲种本）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兀鲁思”（Dotoradu ulus），旁译作“中原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内国”）；
“朵脱剌因兀鲁思”（Dotora—yin ulus），旁译作“中原的国”，总译作“中国”（直译即“里面的国”）；
“朵脱剌都合扎的”（Dotoradu qajad—i），旁译作“中原地每[行]”，总译作“中土”、“华夏”（直译即“内地”）。
《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丙种本）“中国”的对译语为“敦塔兀鲁思”（Dumda ulus中部国）。
皇太极
直到清崇德年间（皇太极在位）完成的《元史》蒙译本中，才首次出现了用蒙古文书写的“Dumdadu ulus”，即“中部的国”。该蒙译本转译自满译本，满译本该处作“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央之国，是“中国”的固定译名）。
自《元史》蒙译本后，“Dumdadu ulus”在蒙古文历史文献中不断出现，使用率逐渐增加。无论是传统的称呼“Kitad”还是“Dumdadu ulus”均有使用，只不过前者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不同形态的蒙古文：1为传统蒙古文，2为用于印章的传统蒙古文，3为八思巴文，4为托忒蒙古文，5为满文写成的蒙古文，6为索永布文，7为阿里嘎里方形字母，8为西里尔蒙古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历史的因缘际会，蒙古国人更习惯于将“中国”翻译为“Qitad（Kitad） ulus”，而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
文章结尾，给大家留个思考题：为什么明朝“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将“明朝”译为“中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