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的召开地洛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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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全面抗战 全民抗战
——洛川会议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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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旧址。
陕北的春日,阳光明媚而温柔。在位于延安市洛川县永乡镇冯家村的洛川会议纪念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馆内各处驻足学习,感受80余年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那一次会议。
“我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当年坐在这里开会的民族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说,“在日寇大举侵华的关键时刻,洛川会议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里,游人总会被摆放在院内的一个巨型铁碌碡吸引。
“这可是一件见证历史的文物,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压路机,1936年在我们这里修建临时军用机场时用过。”纪念馆讲解员孟圆说,“当时驾机前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来此秘密参加洛川会谈的张学良。”
事实上,相比于众所周知的洛川会议,知晓洛川会谈的人并不是很多。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和红军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将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派了回去。
1936年1月,高福源来到驻扎在洛川的王以哲军部,向这位张学良的心腹大将详细报告了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随后,张学良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很快就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没过多久,中共特使李克农便与东北军在洛川有了第一次接触。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进行第二轮会谈。会谈中,张学良对第一阶段会谈达成的几项口头协议完全同意,并要求中共派更高级别的代表,选择适当的时间与地点进行高层次会谈。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又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进行了高层会谈,终于达成“联蒋抗日”的协议,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 “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的成功,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二次合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洛川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讲洛川会议,首先要了解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洛川县档案馆原史志编研员成云说。
抗日战争: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1937年1月党中央已经进驻延安,为什么还要将会址选在洛川呢?据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介绍,这是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而当时红军的主要将领已经驻扎在三原、富平、泾阳等关中一带,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选择洛川便于延安的中央领导和前方的红军将领前来参会。
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与会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2人。会上,毛泽东手拿一叠厚厚的文稿,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透彻地分析了当前抗战的形势,指出: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
由于对战争的规律性和对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认识不同,对于出征后红军的作战方针,会议中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是采用运动战还是游击战。一些红军将领主张打几个大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用事实证明红军抗战的实力。
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回应道:“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出征后我们的主要作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优势。敌人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能力高,我们硬碰硬,运动战就成了消耗战。日军是孤军深入,我们只有放进来打。放进来就有基础了,人民群众在我们这一边啊。”
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在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缺乏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同时要团结全国各阶层民众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建立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在农村要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农民,也要团结开明士绅和地主参加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有相应的改变。
1937年8月25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同一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记者 张权伟)
访谈与点评
洛川会议,指引抗战胜利的明灯
——访洛川县档案馆原史志编研员成云
记者 张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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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纪念馆外景。
记者:请您谈一下洛川会议都取得了哪些成果?
成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全面抗战正确路线和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吹响了全面抗战的战斗号角;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历史呐喊;在这里,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八路军将领为主的强有力的敌后抗战统帅部;在这里,发布了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诞生了一支威震全国的抗日劲旅。
记者:洛川会议的意义何在?
成云: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指引抗战最终走向胜利的明灯。这次会议不仅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还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采访手记
在最简陋的窑洞中指引最伟大的抗战
张权伟
坑坑洼洼的地面,几张学生上课用的八仙桌,采光不好的窑洞,这就是80余年前,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的场所。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向世人表达出了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必胜决心。洛川会议旧址这几孔普通的窑洞,在往后80余年中,络绎不绝的人们来此参观学习,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了中华民族、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崇高信念。
在洛川会议精神指引下,平型关首战大捷、雁门关奇兵伏击、阳明堡炸毁敌机、黄土岭击毙日酋、百团大战震惊中外;在洛川会议精神指引下,全民游击战争遍地开花,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洛川会议精神指引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遍布华北、华南、华中,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战果辉煌;在洛川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赶走日寇,收复河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洛川会议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永远迎风飘扬在神州大地;洛川会议精神,是一面穿越时光隧道的战鼓,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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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在洛川县一间普通的窑洞内召开。
为了正确领导人民抗战,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记者 张权伟整理)
先锋与群众
做老百姓身边的苹果专家
——记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屈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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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军涛(手持话筒者)正在为果农们讲解苹果栽种技术。记者 张权伟摄
“我家苹果树长得这么好,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屈主任。”3月3日,在洛川县菩提镇新城堡村,果农孟晓军告诉记者,去年他家的一块3亩地苹果园就收入12万元,而他所说的屈主任,就是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屈军涛。20多年来,屈军涛一直奋战在苹果种植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一线,深受当地果农的信赖。
1996年,怀着对家乡和黄土地的满腔热情,刚从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果树专业毕业的屈军涛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
起初4年,在老一辈技术员的带领下,屈军涛每年冬天都要完成400亩果树的修剪工作。“刚开始我有一些抱怨,自己好歹是个大学生,怎么转身就变成农民了。但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在果园中反复实地练习,才能真正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给农民讲课也更有说服力。”屈军涛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只会纸上谈兵的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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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苹果成了洛川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记者 张权伟摄
作为洛川苹果产业科技推广的带头人,屈军涛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搞农业科技推广的人,待在办公室里是干不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经常在农户家里、在果园里推广新技术。除了不断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外,他还通过微信群、抖音、快手等传播渠道教授果农种植技术。
在洛川大塬上,各乡镇、各个村都有屈军涛留下的足迹。工作多年来,他参与引进国内外苹果品种30多个,建成苹果种质资源圃的种植示范园30亩,参与或主持了20多个国家和省级项目,组织实验课题50多项,而他本人也先后荣获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等荣誉称号。
“广阔基层,大有可为。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做一个最接地气的苹果专家,做果农的朋友,让每一个苹果都能成为我们当地百姓的‘致富果’。”屈军涛说。(记者 张权伟)
追赶超越正当时
黄土高原上的绿色奇迹
——洛川县苹果产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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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苹果产业园区鸟瞰。
洛川,因洛河流经而得名,因洛川会议而闻名,因洛川苹果而驰名。
乍暖还寒之际,行走在洛川大塬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是成片成片的果树林。
从最初的200株树苗到如今的53万亩苹果林,从当时被人质疑的“柴棒棒”到如今的“摇钱树”,74年来,洛川苹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仅见证了当地历史的波澜壮阔,更印证了幸福生活要靠奋斗来创造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陕北高原发展苹果是一个创举”
1947年春,当中共中央依依不舍告别延安,开启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之际,在彼时的延安洛川,一位将军和一位农民也在无意间开启了一场改变陕北农业历史的革命。
将军名叫屈伸,是洛川县城关镇人,新中国成立前系国民革命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参谋长,抗战时曾代表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谈判,并达成“互相合作、不搞摩擦、一致对外、坚持抗日”的协定,得到过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43年,看到家乡洛川农业经营单一的落后状况,他萌发实业兴农的想法,于是推荐自己的一个亲戚去他的驻地——河南灵宝学习苹果栽植技术。
这个亲戚名叫李新安,是洛川县永乡镇阿寺村人。1947年,在纷飞的战火中,他用一头毛驴将自己精心培育的200株果树苗驮回家乡。当时乡亲们对苹果树不了解,都嘲笑他:这年头种庄稼都在饿肚子,种这些“柴棒棒”能当饭吃?李新安耐心解释说:“别小看这些‘柴棒棒’,将来能结出好吃的苹果,还要用汽车拉着卖。”由于分歧太大,他只得用自己兑换来的六亩七分地建起了洛川县第一块果园。
一年、两年、三年……在李新安的呵护下,几亩“柴棒棒”最终变成了枝繁叶茂的果园,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枝头。1953年,李新安的果园进入丰产期,产果5000余斤,他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有钱人”。为了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他牵着驴驮着苹果走乡串村,用诙谐幽默的顺口溜叫卖时不忘宣传苹果树是“摇钱树”的事实。后来,他自掏腰包在村里办起了洛川第一个果树栽培学习班,先后为洛川县培训了一大批果树栽培技术人员。
1957年4月,李新安被推举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展览会,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回到家乡后他挑选了4箱苹果寄给毛主席,中央办公厅回信称“在陕北高原发展苹果是一个创举”。
小苹果变成富民强县大产业
李新安种植苹果的做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肯定。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洛川全县兴起了大建果园的热潮,先后有50个村子建起果园,全县苹果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成为名副其实的“苹果县”。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洛川苹果在栽培规模、技术、品质上经过实践探索、逐渐积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开始在国内声名鹊起。1974年5月,在全国外销苹果基地鉴评会上,洛川的“新红星”5项指标中有4项及总分均超过号称“世界水果王牌”的美国蛇果,获全国第一。
1983年9月,洛川县政府制定了《洛川县果树生产责任制的暂行办法》。也是在这一年,洛川先后被列为陕西省优质苹果商品生产基地县和渭北百万亩苹果生产基地重点县,开始引进富士、新红星等名优新品种。
20世纪90年代,随着洛川苹果被作为亚运会指定水果和在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博览会上获奖,洛川人发展苹果的热情高涨,苹果由此成了洛川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
据统计,截至目前,洛川全县苹果总面积已达53万亩,农民人均3.3亩,居全国之首。2020年苹果总产量93万吨,亩均收入8000元,收入3万元至5万元的农户占总户数的19.08%。“全县95%的农民从事苹果产业,农民收入的95%来自苹果产业,小苹果变成了大产业,洛川县也真正实现了一县一业,一业脱贫,一业富民。”洛川县县长张继东说。
把洛川苹果打造成民族品牌
作为洛川县一名资深果农,旧县镇洛阳村村民马振飞原先一直有一个习惯,每年秋收之后,他都会留下几筐子苹果供自家食用。但这两年他留的量越来越少了,原因是随着品质的提升和市场行情好转,他手里的苹果越来越贵,“一个好看又好吃的苹果有时候可以卖到10元钱,就这还不够卖!”
好看、好吃又好卖的背后是因为他在2018年成了洛川县顶端果业集团的托管户,“托管以后,通过专家面对面指导,施肥、打药都不跟风了,管理更科学了,这是我最看重的!”马振飞说。
顶端果业是洛川本土的龙头果业电商,2018年5月,他们创新成品果园技术托管模式,在果树栽植、土肥、园艺、植保各个环节实行全程投入品配套,托管团队免费指导服务、全程监管、收录数据,并对托管果园的苹果实行订单收购,与果农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果农降本、增收的同时,他们还为消费者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追溯体系,成为洛川果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
事实上,这只是洛川县围绕苹果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的举措之一。近年来,为实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洛川县用工业化理念谋划苹果产业发展,通过项目扶持、招商引资、大户联合等措施,建办果品产业化龙头企业,“领跑”全县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是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屈军涛说,只有通过龙头企业把果农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统一技术、统一生产、统一提供投入品、统一销售,才能有效实现标准化生产,使洛川苹果标准化生产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我们与全县人民有个约定,要把洛川苹果打造成民族品牌,这是梦想,也是考卷。”洛川县委书记王明智说,“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是有效破解产业发展面临挑战和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是促进果农持续增收的必然选择。”(记者 张权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