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书记诵党史(十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讴歌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昌吉市开展“百名书记诵党史”活动,不断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昌吉市零距离将从3月22日起每日推出一期,请大家关注。

活动时间

2021年3月22日——2021年7月

今日诵读

今天为你诵读的是

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丹

【诵读内容】

《中国共产党简史》

第二章第四节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 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阵地开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形成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译本。

一些共产党员密切联系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穿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文化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别在《申报》副刊《自由谈》、《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了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 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撒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不仅发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还描绘了他对未来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己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 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诵读心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是总能在危机时刻全党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我相信,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党必然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出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延北街道全体干部将努力学习榜样精神,提高自身政治信仰和责任感,始终做到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海报制作:昌吉市融媒体中心 张圆圆)

编 辑:李梓桐

责 编:陈 燕

审 核:张 楼

监 审:廖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