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新军团公墓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纪念碑，碑上阳刻凯末尔于1934年为这些战死的敌军写下的墓志铭，浅译如下：
那些在这里撒下热血、长眠于此的英雄们
你们如今安眠于一个友善的国度
安息吧！
对于我们来说，叫约翰尼和叫穆罕默德的人并无差别
你们肩并肩，安眠于我们的国土
家书
1915年4月17日，一名土耳其士官靠在坡顶的梨树下，啜饮着勤务兵送上的奶茶。眼前是一条小溪，蜿蜒穿过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南部平原，对岸有羊群正在饮水，奶茶中的鲜奶就来自于其中的某一只。年轻士官反复诵读母亲寄来的家书，然后开始给母亲回信，用诗意的语言向41岁的母亲描述满眼田园风光。他在信中写到：如果您是男子，你就能像我一样来这里嗅到遍野花香，喝到甘美的羊乳，看到麦浪在微风中起伏，听到溪水在低回吟唱……
接着，他又宽慰母亲：亲爱的妈妈，不用觉得遗憾，将来我一定会带您来这里欣赏风景——还有弟弟妹妹们！
在信的结尾，士官向真主祈祷，愿上苍赐予自己力量，擦亮刺刀全歼来犯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保卫属于土耳其人的美丽边疆。
这位士官名叫哈桑·埃坦姆（Hasan Ethem），是一名在即将毕业前投笔从戎的法学院学生，隶属于土军第三军19师57团2营6连，他的长官当时还默默无闻，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
两天后，哈桑阵亡，时年25岁。
土军57团公墓前的士兵塑像，奇怪的是他手持协约国步枪。（王在田/图）
背景
按照惯例，探访古战场之前我总是先去当地博物馆看看，哈桑的这封家书就陈列于纪念加利波利之战的博物馆里。
加利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最南端，是一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也是一战中亚洲四大战场里最为著名的一座：在胶州湾，日军从人单势孤的德国守备队手中轻松地拿下了青岛；在南高加索，俄军凭借崎岖地势与土军长期胶着；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军会同阿拉伯人驱逐兵无斗志的土军；唯有在加利波利，一个亚洲国家与两个欧洲国家在亚欧交界处竭力拼杀，战役出现了一幕幕戏剧性的转折，对于一战本身乃至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原本秉承远交近攻战略，长期与英国结盟，对抗世仇俄罗斯。但随着英法俄三国结盟成为协约国，土耳其转而接受德国伸出的橄榄枝，加入了同盟国行列。一战爆发后，土军大举进攻南高加索山区，试图收复在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十场俄土战争中陆续失去的领土。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仓促出兵的俄军本已在东线面临德军与奥军的双重压力，于大战开年的坦能堡会战中损失25万人，此时土耳其又从南线来袭，进一步分流了兵力。且土耳其的参战切断了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致使工业生产极度落后的俄国无法获得英法两国提供的军事物资。因此，沙俄强烈要求协约国盟友出兵，联手打垮土耳其，恢复其补给线。
从英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失去补给的俄国双线作战，最终无力维持而退出大战，那么同盟国的军事力量将全部压到西线，于己极为不利。为了尽快把同盟国中最薄弱的土耳其踢出局，释放出沙俄的全部军事潜力，同时保障受到土耳其威胁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安全，并夺取土耳其在西亚广袤的殖民地，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决定在土耳其背后捅一刀——这就是加利波利之战。
加利波利之战又叫达达尼尔战役，得名于达达尼尔海峡。从地中海到黑海需要穿过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之间的狭窄水道，这段水道中间较宽，叫做马尔马拉海，其北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就在海峡西岸，其南面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海峡东侧是亚洲——这个地方在上古时代大大有名，叫做特洛伊——西侧便是欧洲的加利波利半岛。
丘吉尔的战略方案是派强大的英国海军冲破达达尼尔海峡，掩护法国陆军在海峡东岸登陆，然后以此为跳板穿过马尔马拉海攻占伊斯坦布尔，头颅被击碎的奥斯曼帝国会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全面崩溃，英法舰队就能直达黑海彼岸的克里米亚与俄军汇合，对德国与奥匈帝国形成包围之势。
据说丘吉尔曾经笑言皇家海军只需十分钟便能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可以赶到伊斯坦布尔喝下午茶。
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仅一公里出头。（王在田/图）
然而，皇家海军并没能闯过这条海峡，法国陆军的登陆计划也化为泡影。
这么一来，纸上谈兵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达达尼尔战役变成了流血漂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加利波利之战，打赢这场战役的重任，落到了一支菜鸟部队的肩上，它叫做“澳新军团”。
登陆
埃杰阿巴德（Eceabat）靠近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是加利波利古战场附近的小镇。我慕名入住镇中央的TJ酒店，五短身材的土耳其老板绰号TJ，做古战场导游起家，后来盘下了这家酒店做起了食宿游一条龙服务。酒店每天晚上播放梅尔·吉布森四十年前刚出道时主演的战争片《加利波利》，每天上午播放1987年的纪录片《加利波利：致命海岸》（Gallipoli:theFatalShore），住客在此做完功课，中午启程参加古战场半日游。
我参加的参观团约二十来人，除了我以外，其他游客都是澳大利亚人或新西兰人，因为这场战役的主角是澳新军团（ANZAC：AustralianandNewZealandArmyCorps）。
TJ在堑壕战遗址向澳新游客讲解。（王在田/图）
一战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大英帝国的自治领，享有一定内政自治权，而外交与军事仍由英国统一管理。大战爆发后，英国在欧洲战场投入了大量兵力，深感人手不足，开始着手从海外领土招募兵员，因此打起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远恶军州”的主意，决定编组一支“澳新军团”。
当时英国在澳大利亚贴出的招兵广告大幅标题是：毕生难遇的良机，免费去欧洲旅行！广大澳新青年才俊一方面出于对母国的归属感（当时两地尚未独立建国，百姓皆以大英帝国子民自居），一方面还不清楚一战的残酷性，以为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英伦老家当兵吃粮见世面，因此纷纷踊跃投军，澳新军团编制迅速爆满。当时的募兵年龄起点为18岁，乃至有14岁少年虚报年龄参军，可见当地民众的积极性。许多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准备去欧洲看看法国人如何吃青蛙，去英国看望祖父母，最后带着一口袋军饷回家买房置地，却不承想被运输舰拉到了埃及，在金字塔下搭建连绵营帐，开展军事训练。欧洲没有去成，倒是营房外的狮身人面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待到达达尼尔海峡战事失利，英国军方认识到单凭海军无法控制海峡，必须派出地面部队占领加利波利半岛。鉴于英法两国陆军主力深陷于西线，无法千里迢迢横贯整个地中海来支援土耳其战场，因此决定就近调动驻扎在埃及的澳新军团前往救急。于是，由将近八万名缺乏训练的新兵蛋子为主组成了一支远征军，从亚历山大港浩浩荡荡开赴爱琴海。
土耳其方面同样苦于人手不足，只得临时招募新兵，规定凡是能持枪者均需参军——大学生哈桑就是其中一员——组成新编第五集团军，交给德国顾问奥托·冯·桑德斯将军指挥，抵御协约国入侵。桑德斯将军正确地预测到英军将从爱琴海方向登陆，将守军主力布设在平坦的加利波利半岛南端——其北侧是海岸山地，他认为英国人不会愚蠢到在那里登陆，但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认为敌人很有可能迂回到那里发动突袭，因此违抗桑德斯将军的命令，带了一个步兵团驻守在蜿蜒狭长的山崖上——他们连扼守海湾的大炮都没有。
1915年4月25日凌晨四点，缺乏准备的远征军发动了一战中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远征军统帅汉密尔顿将军手中只有一本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和一张土耳其西部的行政地图，据此制订的登陆方案在今天看来仿佛儿戏。英国本土军队在半岛南端登陆，大致是今天战争博物馆的所在地，遭到了土军主力的迎头痛击，而乌泱乌泱的澳新军团由于缺乏夜战和登陆训练，错误地在计划登陆点以北2公里的海湾登陆——究竟是因为碰到暗流还是导航失误，现在已经难以辩清。这片海湾后来被命名为澳新军团湾，正是那条土军守备最薄弱的海岸山崖。
夜幕中，弃船登岸的澳新军团发现面前是将近60度的陡崖而非预案中设定的平原，只得等待天亮后再展开进攻，从而错失了最佳时机。随着曙光降临，远征军惊奇而沮丧地发现，眼前是一片虽然不太高但相当陡峭，而且层层向后延伸的山地。山地北侧有一座突出的砂岩孤崖，居然颇为神似开罗郊外那座狮身人面像，目瞪口呆的澳新小伙子们遂将这座地标式的孤崖命名为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王在田/图）
远征军此时处于山海之间不足四百米的滩头阵地上，在他们身后，三艘英国战列舰被前来助战的德军潜艇击沉，导致登陆部队失去了重武器补给和海上炮火支援；在他们两侧，友军被土耳其守军隔断，无法迂回绕过这片山地。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向前冲锋，向上攀登……向后跌倒。
在山顶，迅速集结的土军第57团在当时正羁患疟疾的凯末尔指挥下死守阵地，居高临下向澳新军团射击。凯末尔向寡不敌众的部队下达了一条著名的命令：
“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全部战死时，其他部队和指挥官就会赶来接替我们。”
今天的澳新军团湾基本保持了一百多年前的样子：爱琴海宁静秀美，近岸海水呈嫩绿色，与不远处湛蓝的海水交相辉映，午后的骄阳在海面上播下耀眼的鳞光；沙土质海岸非常逼仄，此时正值涨潮，海滩最窄处仅数米宽，难以想象当时澳新军团一万六千名士兵登陆后是如何蜷缩在如此狭窄的地带。
澳新军团湾（王在田/图）
海湾南端建有海岸公墓，埋葬着战死于此的澳新军团官兵，密密麻麻的墓碑整齐划一地排列，墓石上多为父母留下的伤心文字：
“我的唯一，耶稣怜悯”
“我们亲爱的儿子，在寻找人生时失去了它”
“独子”
……
海湾北端是另一座军人公墓，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纪念碑，碑上阳刻凯末尔于1934年为这些战死的敌军写下的墓志铭，浅译如下：
那些在这里撒下热血、长眠于此的英雄们
你们如今安眠于一个友善的国度
安息吧！
对于我们来说，叫约翰尼和叫穆罕默德的人并无差别
你们肩并肩，安眠于我们的国土
你们，把儿子从遥远国度送来的母亲们
请你们擦去泪水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的怀抱里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生命
却因此而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儿子
堑壕
离开海滩，我随着TJ爬上山坡。他是本地人，从小在这片山地玩耍，时不时能捡到加利波利之战留下的弹壳，乃至海湾东南方的一条山谷就被叫做弹片谷（ShrapnelValley）。
澳新军团遭受了重大伤亡，勉强守住了滩头阵地，试图继续向山区纵深切入；凯末尔率领的土军顶住了最初的猛攻，利用山势步步为营设防阻击，于是双方打起了堑壕战，最近的战壕相距不足7米。
弹雨中相互击中的子弹（王在田/图）
我们首先来到孤松（LonePine），这里是澳大利亚人的伤心地，为了攻下这座海拔400米的小丘，共有四千名澳军士兵战死。澳大利亚政府在山顶用汉白玉建造了一座纪念陵，形制有点像墨尔本的澳新军团圣陵（ShrineofRemembrance），纪念陵的石壁上镌刻着澳军死难者的姓名，陵前的缓坡上满是墓碑。
我无意间发现了几块1919年—1922年的墓地，顿觉奇怪：要知道一战于1918年结束，怎么会有此后的墓地被纳入军人公墓呢？询问TJ才得知，他们是掩埋军人遗骸时病死的协约国人员。原来战争结束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军士兵不愿意接触异教徒的尸体，因此加利波利战场上不少战殒者一直曝尸荒野，一战结束后才被协约国派人掩埋，不料又导致了新的病亡。
从孤松往东北方向继续上山，攀爬到山梁的另一侧，那里是新西兰公墓和纪念馆。1915年8月6日澳军攻下孤松后，战斗的焦点转移到了这座名叫ChunukBair的山脊，在此后的拉锯战中，双方共有两万八千人战死，凯末尔四天四夜没有合眼，最终指挥部队反攻，夺回了阵地。在激烈的交火中他一度被流弹击中胸部，结果电影中才会有的情节在现实中发生：他的怀表救了他一命。如今，土军战壕旧址旁树有凯末尔铜像，纪念这位如有神助的指挥官在加利波利保卫战中的功绩。
在孤松和ChunukBair之间是土军的核心阵地，建有57团公墓。在一座平凡的墓石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祷词：真主，请将我送回人间，这样我才能再一次成为烈士。
正是抱着如此七生报国的必死之心，土军才得以守住自己的阵地、自己的国土吧。
余响
澳新军团在加利波利半岛狭小的海湾山地经历了盛夏的疫病流行和寒冬的严重冻伤。最终于1916年1月9日，难越雷池寸步的协约国部队悄然撤出半岛，宣告了这场意图打通新航道、开辟新战场的军事冒险彻底失败。正如英国战争史学家约翰·富勒所评价：“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但却被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给断送了”。
战争双方前后共投入近百万兵力，协约国方面伤亡18.8万人，土耳其则伤亡16.5万人。在深切的战争创伤之余，加利波利之战对于今天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
首先，协约国未能打通黑海航道，沙俄被迫长期两线作战，又得不到协约国的物资支援，最终民穷财尽，激起革命。
其次，原本籍籍无名的土军中级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此役中抱病坚守阵地，带领一支由本份农民组成的新军在众寡悬殊的劣势下百折不挠，殊死奋战，最终“报道敌军宵遁”，为近百年来逐步沦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民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成为土耳其民众心目中远超奥斯曼苏丹的伟岸英雄。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土耳其命悬一线，几乎将被列强瓜分，是凯末尔振臂一呼，领导土耳其独立战争，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1934年，土耳其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Atatürk）称号，成为土耳其的国父。
山顶堑壕遗址和背景处的凯末尔塑像（王在田/图）
此外，加利波利之战也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萌生国家意识的起点。据统计，约五万名澳大利亚人参战，伤亡率高达56%；约一万五千名新西兰人参战，伤亡率亦将近50%，均远高于英国本土军队的伤亡率。澳新两地将这场战役称为“浴火洗礼（baptismoffire）”，它促使两地人民重新审视自身与英国的关系，反思自己究竟是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还是英国人，最终有力地推动了其独立建国进程。为纪念澳新军团发动登陆作战的1915年4月25日，两国均将每年的这一天设为法定假日——“澳新军团日”，成为两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以往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澳新两国游客于这一天跨越半个地球，赶赴加利波利半岛悼念为国捐躯的先烈亡灵。
每一块墓石，每一个生命（王在田/图）
尾声
晚上回到埃杰阿巴德，我与下午在参观团结识的澳大利亚一家共进晚餐，她们是母亲和两对女儿女婿，老妇已经是第三次来加利波利了。酒酣耳热，我说起今天从TJ那里听到的故事：
有个澳大利亚士兵在激战中受了重伤，被附近的土耳其农夫救回家。待到他伤愈后发现部队早已撤离，他被困在了“敌占区”。好在农夫为他保守秘密，把他藏在家中多年，直到一战结束。澳兵想回家，但没有路费，那时的国际旅行谈何容易，更何况土耳其自身也正兵荒马乱。农夫斟酌了几天，最后把自家的地给卖了，送他踏上了返乡之路。
老妇静静地听完了我的转述，环视了一下全家，然后看着我的眼睛，平和地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昨天晚上我刚告诉TJ的。那个伤兵，就是我的外祖父。”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