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籍医生眼中的中西方医疗差异
撰文 | 小生
来中国之前,朱知梅教授已经在英国行医30余年。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运营,在那之前,远在英国的朱知梅教授接到香港大学的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回来,到一家新医院工作。
“我觉得他们接触我,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血液科医生,还因为我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作了32年所累积的经验。”后来,朱知梅教授在《我在中国当医生》这本书里写道。“在我来到深圳工作之前,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劝我三思,怕我会遇到暴力伤医事件。这一问题不但经常在中国见诸报端,在国际新闻以及权威的医学期刊也有论述。”
2021年,朱知梅教授已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了9年。去年底,他出版了《我在中国当医生》一书,记录了一个外籍医生眼中的中西方医疗差异。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朱知梅教授如今被阻隔在英国的家中。近日,他与“医学界”连线,结合他写的那本书,讲述了他在中国做医生的故事。
努力练习中文
虽然出生于上海,但朱知梅在3岁那年,就被父母带到了香港。因此在决定接受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职位时,他还只会说粤语和英语,虽然能听懂一些普通话,但距流利的使用普通话交流还很远,学好普通话被他当作首要任务。
“决定要回国后,我在英国每天晚上看CCTV,学习普通话,还特意去看医疗剧,看看中国的医生怎么去谈话。”朱知梅教授说,“我们医院还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我们部门就有好几个,周末我常常请他们吃饭,模拟医生接诊病人的情景,请他们跟我练习普通话。”
在朱知梅教授看来,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能他讲英文,再配个翻译。这可能会造成沟通中的误解,也是对患者的不尊重。
朱知梅教授到深圳工作的准备,还包括拟定了一份“该做”和“不该做”清单。“为什么你们在中国这样做?”或者“为什么在中国不用这种药?”类似这样的问题被朱知梅教授列入绝对不应该问甚至不应该想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样问是一种自以为是,甚至表现出了一种侮辱别人的傲慢态度。
朱知梅教授知道,中国的公立医院每年都必须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运营,来自政府的补贴只占10%—15%,而英国NHS规定,医院的经费支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全盘承担。因此他在清单上提醒自己,不要过分以目标为本,尤其是财务目标。他也提醒医院的高级行政人员,如果给他定下财务目标,当初实在不应该聘请他,他也不会接受邀请。
“我觉得,一个医院最重要的是医疗安全,提供好的医疗和服务。先把医疗做好,好的医院迟早会赚钱,一开始就赚钱的医院可能不会是好医院。”朱知梅教授说,“到目前为止,医院都还没有给我财务的压力,我觉得这点真的不错。”
中国医疗的问题不在技术水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一个使命,是提供创新模式的医疗服务,同时也是医疗改革的一个试点。
朱知梅教授认为,中国医疗的问题不是技术水平的问题,中国的三甲医院医疗水平都很高。“我说的水平高,是用国际的视角来看,也是高水平的。在管理方面,港大深圳医院跟国内其它医院,可能有一点不同。”
以医生的收入为例,朱知梅教授认为,中国医生的底薪太低了,想要提高收入,就只有多加班,多劳多得。“奖金不是不好,但奖金不应该占医生收入的主要部分,在英国、美国、中国香港,医生本身的价值体现更高一些。”
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朱知梅教授表示,医生工资透明度要高很多,固定薪资部分更多,奖金占比更少一些,这样的话,医生就更能专心于医疗方面的工作了。
但即使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内部,也能看到不同医疗体制下,医生收入的差距。医院中有一部分医生是从香港派遣来的,虽然同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那些香港来的医生收入就会比中国内地的医生收入高出不少。“因为香港医生的收入本来就高,香港来的医生是按照香港的工资水平招聘的。”
充分沟通,尊重患者
在英国做医生时,朱知梅教授已经习惯了被患者信任、配合,而刚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工作前两年,他最先感到的是不被患者信任,患者会问他治病的成功率是多少。很多白血病患者在他这里确诊之后,该住院治疗时,他发现患者已经离开了,要去广州、北京、上海治疗。同事向他解释,中国的大病患者一定要到知名的医院治。
“但我觉得这样其实是蛮可惜的,”朱知梅教授说,“因为假如是白血病,最好在家人方便照顾的地方医院治疗,这对患者是最好的。”
朱知梅教授采取的对策是,多花时间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他认为,中国的医患关系不好,沟通也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式。“我觉得医生最大的满足感,来自于病人与家属的信任,他们觉得你是在实实在在的帮助他。”
即使这几个月来,朱知梅教授人在英国,他也对科里的患者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让在医院的同事帮他传递问候。根据科室对去年工作的总结,2020年至今,科室还没收到一件患者的投诉。“我觉得病人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这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也能帮到临床治疗。”
朱知梅教授也听到过很多关于中国患者太多、医生太忙、没有时间这样的说法,但他认为,虽然病人太多、医生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理解,但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一个善于思考、理解患者的医生,会知道哪些患者是需要多一些时间的。“做医生不能对所有患者都一样,应因人而异,有些患者我会下了班后,花一些时间跟他们交谈。”
除了与患者充分沟通外,朱知梅教授还强调要对患者态度好,尊重患者。血液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很重,有些患者会因为钱的问题无法继续治疗。这样的患者让朱知梅教授很心疼,也很无奈。但他还是强调,即使患者没有钱治疗,也要对患者抱以同情心、同理心。这时是患者最困难、最需要被尊重的时候,作为医生一定要照顾好患者的尊严,从心理上给予患者抚慰和帮助。
告知患者坏消息
告知患者坏消息,也是朱知梅教授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在英国做医生时,当要宣布坏消息时,他一般会与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沟通,有时还会邀请一名心理辅导员参与。但在中国,当一名患者确诊白血病后,家属往往要求医生立即进行治疗,但不要告诉患者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和预后评估,并且会代替患者签治疗知情同意书。
虽然朱知梅教授能够理解中国人的这种做法,但他完全不能接受。他最大的让步是,假如患者不需要化疗,不用签述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本人不问起自己得了什么病,他可以不讲出来。假如患者问到他了,他就一定不会撒谎。
“一个20几岁的白血病患者,他的爸爸妈妈不让我告诉他,我说其实他有问我,我也讲给他听了,跟他解释了什么是白血病,治疗方案有哪些,治疗的效果如何,副作用是什么等等,这样也有利于治疗,如果瞒着患者,反而对医生的治疗会造成一些不方便。这9年来我一直这么坚持的,患者家属也慢慢都能接受。”
中医的问题
身为一名接受西方医学训练,并且在英国做了30多年医生的人,在港大深圳医院做医生,朱知梅教授还遇到了他此前都不曾遇到过的另一个问题:中医。
经常有患者及家属问他,在接受化疗期间,需不需要或是否建议辅以中医疗法?
他在书中写道:我对中医毫无认识,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提出任何意见,特别是在使用草药作为治疗手段方面。不过我认为,一个患者假若正在服用某个或某些药物,当医生在处方中开额外药物(例如中药)时,必须谨慎处理。
朱知梅教授并不否定传统中医的作用,只是建议在应用时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审慎,实事求是,并且注重安全第一。
因此,每当有患者咨询他关于使用中医疗法的意见时,他总是回复:我是一名西医,对中医一窍不通,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不能给予任何专业意见。
在他治疗期间,他一般也会忠告患者不要使用中药。否则万一不幸产生副作用,很难判断究竟是西药所致还是中药所致。“我们医生只可以对自己所开处方的药物负责,不能对没有在处方中的药物负责。很多时候患者都会接受我的忠告,令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安心。”
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事
在港大深圳医院的工作经历,被朱知梅教授视为是他人生中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接受香港大学邀请时,他答应太太和儿子,只会在中国工作三年。然而现在他已经待到了第9年,很多当初和他一起到深圳医院的香港医生都已经回去了,他还没有走。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对我个人、对我人生的事业来讲,这段经历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才会一待9年。”
朱知梅教授还记得,他刚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时,他是医院里唯一一名血液科医生。现在,港大深圳医院的血液科团队已经有11名医生。他最喜欢讲一个与查房有关的故事,他每周查房两次,看望每个住院的患者。起初团队里的医生会问他:这个患者对一线治疗反应不理想,我们应该给他做什么化疗呢?
“我从来不立刻发表意见或直接给出答案,反而会用一个问题作为我的回答: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做呢?”他的反问常常引来一片沉默,他也不知道沉默是因为不敢说、没有信心说还是在等候指示。
但在适应了朱知梅教授的查房习惯后,团队里的医生就会预先准备好几个可行的方案,然后才会提出问题。“我们之间便慢慢建立起非常默契的团队精神和开放态度,大家对这种关系也十分珍惜。”
"在我眼中,我们血液科所有同事都是最宝贵的资产,我珍视他们中的每一位。对待他们的最佳方法就是鞭策他们、认识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在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尽量发挥所长和克服弱点。"朱知梅教授在书中写道,“多年来,血液科的人员流失率一直是零,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可以转往其它医疗机构获得升职加薪机会,但是他们却选择留下,对于他们的忠诚,我引以为傲。”
最初的三年签约期满后,朱知梅教授每年与港大深圳医院只签约一年,因为他要照顾太太的感受,不想让她太不开心。但每年期满后,医院都请他继续留下来。
朱知梅教授一直都有回英国的计划,但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几时。“明年是港大深圳医院成立10周年,我也在港大服务了10年,到那时再想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也看看他们还需不需要我。”
参考书目:
《我在中国当医生》,作者:朱知梅
来源:医学界
责编: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制版: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