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丘成桐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毕业典礼上。（译林出版社供图/图）
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哈佛大学访学，夜晚和数学系的同事在校园里散步，同事指着楼上的某一个房间说，那是丘成桐的办公室，“他比我聪明无数倍，还比我勤奋很多倍……他要没有那么伟大的成就才奇怪呢。”
丘成桐27岁就攻克了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成为该奖项首位华人获得者。如今他72岁，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参与筹办多所高校的数学中心、举办数学竞赛并牵头数学人才培养计划。
1949年春天，丘成桐出生于广东汕头，战乱中随家人南迁香港。他年少丧父，母亲带着子女艰难求生，丘成桐15岁替人补习数学补贴家用，立志要在学术界闯出名堂。他写道，数学的一大神奇之处，就在于“不需要什么成本，也能在数学的天地大展拳脚”。
从香港中文大学提前毕业后，丘成桐赴伯克利大学深造，此后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多年。他解决了多个著名数学难题，成为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拥有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多重身份。
在数之不尽的成就之外，争议和纷扰也围绕着他。2006年，丘成桐敦促两位中国学者破解庞加莱猜想，质疑者认为他们忽视了另一位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的成果。在国内，他公开批评自己的学生田刚，以及中国学术界的不端现象。
2021年3月，他的自传《我的几何人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自传中，丘成桐对人生沉浮以及围绕他的话题一一坦陈。“这毕竟是写我的生平，假如我回避一些重要话题的话，好像有点不负责任的感觉。”
数学是他的寄托。丘成桐在采访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我不在乎”，谈到数学之外的事——人事的纷扰、媒体的误解，他常说自己不在乎。“精神受到压力的日子，我每以工作为寄托，数学从来没有让我失望。”他在书里说。
2021年3月30日晚，丘成桐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一般中国小孩都不问这些问题”
南方周末：父亲的早逝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丘成桐：他去世以前，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思想都看我父亲，我父亲去世以后要靠自己，我要决定自己的前途。孤臣孽子，经历了这种情形，你知道一个人处世、立志，全部要靠自己，不能再靠别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南方周末：你童年的经历很不容易，从清贫、底层的环境里突围，身边的教育环境提供了什么帮助？
丘成桐：我父亲是个学者，他知道一个有学问的学者应抱有怎样的想法。学者寻求的高尚境界绝非名和利。但崇高博雅的目标，小孩子们很难体会。没有好的role model（楷模），如何让他们晓得人生的境界是不只在农田里边耕田，不只是在小市场里边做生意，还可以在工程技术、科学发明领域有所贡献。这个对我来说深有体会。我当年小学六年班，考试考得不是最好，全班第一的学生高高大大，学问什么都很好。毕业的时候，我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讲要去种田，结果就真的去种田了。当然，种田也是个很好的事情，毕竟晋朝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寻得人生真谛。但我的同学没有机会认得世界上还有其他事业，没有选择的余地，有点可惜。一个人的思想、想要做什么，跟他接触到的、引导他的成年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对他根本没接触过的事，不会有深入的体会。
南方周末：这会不会太出身决定论了，那出身底层的孩子该怎么办？
丘成桐：其实不是出身，是接触的范围和眼界，现在这个年代，电视、网络都很多，一般小孩子都看得到，但媒体中缺乏崇高美妙的事物，于是孩子们并未得到好的引导。电视网络都在传递的信息是只要赚钱就好。所以，小孩子想到的就是努力赚钱而已。尤其现在这个年代，赚钱变成人生最主要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好几次说到，你接触中国的年轻数学家，很多人缺少对数学的动机和热情，功利的成分多。
丘成桐：对，他们对崇高的数学事业不在乎，对他们来讲，能够生活舒适，能够赚一笔钱，就满足了。第一次交谈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多来往后，就能看出他的想法。很简单，假如他对数学有兴趣，就会不停追问数学问题，问有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看什么文献。一般中国小孩都不问这些，他们问得比较多的是我们出国去哪里，去哪里对我以后最好，以后出去怎么能够找到好工作。这些东西并不是不需要，但是他们更注重这些。外国小孩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他们认为有疑义，就非要解决它不可，觉得解决了就了不起。有时候他们很狂妄，但是我宁愿看到那种狂妄，不愿见到死气沉沉的学术气氛。但是中国小孩对美妙的数学问题一般都不大在乎，比较沉默。
南方周末：这种功利性和现在的社会氛围有关？
丘成桐：有关。国外的氛围不一样，比如我小孩子十八岁以后，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天下，父母讲什么话都不大管，到了大学毕业以后更是这样的。外国的小孩自己做主，和自己的朋友交流。朋友想去华尔街，他们也想去华尔街；朋友想做研究，他也可以考虑，父母的话没那么重要。我两个小孩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做什么，根本不允许我们参与太多意见。所以父母虽然对他们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很大。中国小孩受父母的影响是一直不停的，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孝顺，父母讲什么都要尊重，否则就是不孝。不孝顺是很糟糕的，朋友都看不起你，因此父母期望你去赚大钱，你就觉得有这个负担，非要去赚钱不可。
数学家卡拉比在1957年提出的猜想，被丘成桐在1977年证明，由此建立的几何空间名为“卡拉比–丘流形”，将几何学带入了全新的领域。(安德鲁·汉森制图)（译林出版社供图/图）
“跟世界第一流的水平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数学有很多批评，不论教学还是研究工作，你认为近几年状况有好转吗？
丘成桐：我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路，大方向是对的。所以对小事情的批评我觉得很平常，不批评的话，很多事情改不过来。现在中国的研究制度，比以前好多了。其实中国教育部在很多地方都听取了我一些意见。举例来说，我二十年前批评北大的数学教授们自以为学问很了不起，不肯上课，以后都改过来了。我的批评假如完全没有效果，我也不会再批评下去。
南方周末：你公开发出这些批评的时候，担心被人误解吗？
丘成桐：误解很多。举个例子来，媒体夸大地说我要与整个北京大学为敌，我从来没想过这样做。只不过批评北京大学几个做数学的人，当时引起北大很多人对我不满。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大概十年前，我去山东大学演讲，讲完数学以后，他们叫我参加茶会，和他们的老师聊天，我怎么会晓得有一个记者在里面。一般来讲，假如记者坐在那边问我话，应该说明自己是记者，这是做记者的职业规范。没有声明，然后他就问我，丘教授，你认为中国应当走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的方向？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支持基础科学其实需要的钱很少。他坚决要问多少，我说这个很难讲得清楚。问了两次以后，我说，这个也很简单，我想全中国所有大学的校长不请客吃饭，省下的钱就足够了。这句话给他们引用了，但不引我前面的话，他就说丘成桐批评中国的大学校长乱用钱，请客吃饭用得太多。不讲前因后果，当时一下子成了个大新闻。断章取义，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南方周末：你多次说过，你很多年没有国籍，数学是你唯一的护照。你生活在中美两个国度和文化之间，会不会有孤独的感觉？
丘成桐：孤独倒讲不上。很多人用护照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不讲学问，讲护照，有点可笑。事实上我有很多年没有护照，是无国籍。我觉得一张纸、一个签证、一个护照不重要，对我来说，我贡献给国家的是我对国家的感情，我没拿国家任何好处，也没有从政府谋取利益，我对得起良心。最重要的是我对得起中国的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数学发展的愿景是怎样的？
丘成桐：中国现在比从前好得多了，但跟世界第一流的水平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所以我想需要继续改变，现在我从中学生开始一路培养中国学生。也不在乎学生的年龄，只要身体和思想成熟就行了。我余生希望将中国孩子们的学问带好。其实，年轻人用功很快就能够学好，但不排除有些学者年纪大了以后，拼命学也能学好，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家叫周炜良，周炜良年轻的时候到德国留学，做得不错，但是回国后中间有十年工夫，不做数学了。他之后决定到美国普林斯顿重新研究数学，并且做出了第一流的学问。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现在年轻的数学家？
丘成桐：我很坦白讲，现在年轻人的学问跟我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学者的学问水平是有一点距离的，水平下滑，可能是互联网太流行，学问变得比以前肤浅。互联网出现之后，我们习惯阅读很短的文字，同时思考不够，互联网上一天能读的文章，比三四十年前多得多，但是数学界这三十年来的进步是不是比数学三十年前的成就更辉煌？我觉得没有。
1996年，丘成桐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左)、丁肇中(右)在清华大学。（译林出版社供图/图）
“我照实讲了，反而见到他的伟大”
南方周末：你在自传里对很多冲突没有回避，例如和导师陈省身先生有时意见不一致，你都直言不讳，为什么？
丘成桐：这本书是写我的生平，假如我回避一些重要的问题的话，好像是有点骗人。陈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对他很崇拜，我觉得他是伟大的数学家，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将他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生讲讲，并没有损害我对他的尊敬，也没有损害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这个事实。但是，按照某些媒体写的，找不出他任何错处，并不现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科学家，我照实讲了，反而见到他的伟大。我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没有诋毁的意思。
南方周末：那么你有做错或反思过吗？
丘成桐：这书里面讲的事情，很多都发生了二三十年了，我不是一朝一日一时冲动写的，我愿意这么写，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才会写。当然我自己并不是没有做错过事，做错过的事实在不少，但是我自问没有特别严重的错事，我觉得我的立场还是对的，我无愧于心。我做的很多事是为了帮忙一些年轻人，可能因此得罪了一些有权的人。很多我帮过的年轻人，包括田刚在内，认为我是他们谋求利益路上的障碍，我当时太过偏袒他，这是我的错。他利用我帮他的事实和好处，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南方周末：你现在还会随时在思考数学问题吗？
丘成桐：我还是不停地思考，但是坦白说，年纪大了跟从前是不一样了，比不上从前。年轻的时候，注意力能够集中，一个好的数学家不能没有集中的注意力。因为好的问题总是要花时间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天才，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想法就能够解决问题，没有这回事。所以现在我会跟年轻人合作，他们注意力能够集中，但是有时我能够看得比较远一点。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做好几个重要的题目，我每做一次演讲，一定要做一个新东西出来，我也很有把握做得到，现在做不到了。
南方周末：会不会有失落感？
丘成桐：没有啊，现在我还是写不少文章，跟很多朋友一同写，年轻人能够做得仔细一点，我和他们合作，有时会有不同的做法。我对数学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喜好，喜欢它就做研究，没有解决一些出名的难题没有关系。听其自然，不要勉强。
南方周末：你很强调古诗词和人文历史对你的影响，如果用诗句来描述自己的一生，你会选哪一句？
丘成桐：一生太复杂，很难讲。有一次我在台湾做演讲时说过：“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写的。就用这个来描述我的心情吧。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