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适选择离开大陆，乘桴浮于海。对胡适的这一人生抉择，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这体现了他的人生智慧。不过，对1958年胡适离美赴台的选择，有一些学者则不认可。他们认为，离开自由有所保障的美国、前往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是不明智的。那么，胡适晚年为何赴台呢？据笔者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胡适当时的经济境况。其实，胡适晚年离美赴台，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956年他就有此打算。1956年11月18日，胡适给赵元任写信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对理财，青年时代暴得大名的胡适向来不太措意，结果到了美国之后，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晚年胡适多次以自己为反面教材，向唐德刚这样的晚辈诉说理财积蓄的重要性。可以说，胡适晚年回台，经济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胡适
其二，胡适回台，还与学术环境有关。胡适晚年的一大心病就是《中国哲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要想完成这些学术著作，一来需要大量的古代典籍做参考书，二来也需要学术助手帮忙。在美国，这方面的资料一来不太集中，二来还需要胡适亲自跑来跑去借阅，这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言，颇有体力不济之感。与美国相比，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藏书恰合胡适的胃口，而且还可配备学术助手，省时省力。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胡适写道：“史语所的书籍（一九四八年我两次在南京用过）于我最适用，比国外任何地方的书籍都更适用。有特殊需要时，可以向国外买microfilm。更要紧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训练，帮我做点事。”
从学术角度来看，与美国相比，台湾能够提供更多适合他做研究的学术资料，可以配备好的学术助手。这对胡适来讲也是颇具有吸引力的。
其三，父亲的因素。胡适的父亲胡传，在台湾做过官吏，而且留有日记。为了让自己父亲的相关史料尽快刊印，胡适希望回台。这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也有所披露。他写道：“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
与美国相比，台湾物价更适合生活，学术环境更好，也更有利于整理父亲的史料。这些让胡适颇有回台湾的意愿，台湾当时的局势更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
当时台湾当局对胡适展开了围剿，这让胡适觉得更有回去的责任与义务。1957年7月26日，胡适给赵元任写信说：
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我underscored the word “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n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1953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台湾当局对胡适的围剿，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台湾。胡适感觉自己在台湾说话，可以更多地拓展言论空间。
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录音时合影
胡适最终赴台，并毅然决然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与张其昀谋求“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息息相关。1957年10月，“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被迫去职，蒋介石有意让胡适接任。胡适本不愿就任，但当时有传言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张其昀有可能被任命为院长。当时，为了谋求院长职位，张其昀曾在暗中拉选票，如果胡适不担任院长，院长一职极有可能就是张其昀的了。
1957年12月15日胡适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个决定（按：即决定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同梅月涵兄谈过之后才决定的。我起初只知道评议会的选举，共投了四次票，才选出第三人，润章得十票，张其昀得七票落选。月涵说，在选举之前，真有人为“张君”拉票，连月涵都在被拉之列，前三次投票时，都是：
李润章九票
张晓峰八票（还有两票，可能是骝先？）
到第四次投票，月涵觉得，投了三次的客气票，够客气了，才投润章一票，才够十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的程度。
月涵还说，“如果你（我）不就，济之和润章都不就，结果是评议会得召开第二次选举会，那时的可能的候选人，你当然不用猜了。”这更是我没有想到的risk。
“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丁文江、傅斯年辛苦创办起来的学术圣地，一直秉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胡适不希望这一机构被党政大员掌控。
在很多人看来，在当时的局势下，胡适“离美赴台”是不明智的，但在当时的胡适看来，拓展言论空间、保持学术机构的独立自由更重要。他选择做他认为对的事，故而“虽千万人，吾往矣”。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4期
作者：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