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五更新／廉克飞（撰文）｜
广乙号逃离日舰包围后，广乙管带林国祥率领残部直奔牙山的清朝军营。
而此时济远号战舰就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的济远号已经牺牲了三十多人，受伤了二十七人，根本难以抵御日舰攻击，日军三舰准备会合围攻济远。此时，忽见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几缕浓烟，一时辨认不出是哪一国的军舰。于是，日军改变策略，三艘舰艇分击广乙号和济远号。
日舰浪速号追上济远，济远号于是悬挂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至相距三千公尺时，又以舰首回旋炮猛击。济远又在白旗之下加悬日本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是时，两舰相距二千七百公尺，浪速遂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降服，已发出命令停轮之信号，准备与彼接近。”
就在此时，高升号与操江号舰船从海面经过。
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舰，操江本是一艘木质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舰龄已逾二十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船的航行速度用节来表示，一节等于每小时1.852公里，换成米每秒的话大约是0.514米/秒！）虽装备五门旧炮，但火力甚弱，难以任战，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装载武器饷银由天津塘沽出发，经烟台、威海卫开往牙山。二十四日操江由烟台驶往威海。是日下午二时，操江离开成威海港。起航前，丁汝昌曾将文书等件交与管带王永发带至牙山。将驶近丰岛时，正好与由塘沽起航的高升号不期而逢，于是二船遂同行。
高升号于二十三日早晨从塘沽出口时，载有北塘防军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还有行营炮十四门及枪枝、弹药等件，统带官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两艘舰船的经过打乱了日舰的作战计划，旗舰吉野改变作战计划，它命令浪速监视高升号，秋津洲追击操江，吉野号自己去追击济远。
眼看吉野逐渐逼近济远，吉野号以右舷炮猛击，共发六弹。济远航速才十五节，而吉野航速则近二十三节，势将追及。在此紧要关头，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普通的水手，正是他解救了济远号免遭荼毒，这名水手叫做王国成。
王国成是山东文登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苦。成年后，投北洋海军为练勇，学习期满后被派上济远当水手。此时他看到济远危在旦夕，激于爱国热情，他奔向舰尾炮位，另一水手从旁协助，用十五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吉野舰头便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
吉野东逃后，济远遂驶向威海卫，安全脱险。
再看秋津洲追击操江号的后果，秋津洲逼近操江，挂出“停驶”信号，并放空炮一响江不应，继续西驶。秋津洲追至距操江四千公尺时，发出十二公口径炮弹一发以示警告。管带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将所带重要文及密电本当即投炉中焚毁，以免泄露军情。还准备将船上所装十万两饷银投到海中，以免为敌所得，但仓促间未及施行。秋津洲追上操江号之后，日军俱持枪登船，将操江号的船员俘获，由于操江被掳，船内二十万两饷银，以及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和大量弹药，全部为敌人所得。
操江被掳和高升被截，是发生在同样情况下，而且是同一时间里的事。操江管带王永发等甘愿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忍受敌人的凌辱，而高升号上的爱国官兵却宁死不屈，几乎是手无寸铁地同敌人搏战，用鲜血谱写出一曲英雄壮歌。
浪速追上高升号之后，放下一只小艇，向高升开来。小艇靠近高升后，几名带有来福枪和佩刀的日本海军军官登船。
船上的中国官兵见日本海军军官登船检查时，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仁字营务处帮办高善继感到事情危急。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 登上高升号的日本军官威胁高升号船长要投降跟随日舰前进，船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完全屈服。
顿时，许多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高善继冲向船长，拔刀瞋目曰：“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
清军官兵见船长不肯合作，便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的所有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船长在众官兵的压迫下，对日舰浪速号回复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同时他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船，并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考虑到高升号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可是日方拒绝了这个要求，双方交涉历时三个小时。在这场交涉中，中国官兵不怕威胁，宁死不屈，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迫降企图。浪速号决定要下毒手，浪速向前开动，并绕巡高升号一周，然后停在距高升一百五十公尺处。无需多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瞄准高升，猛放排炮。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记载此事道:“清兵有意与我为敌，决定进行炮击破坏该船。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三十分钟。”
当高升号将沉之际，高善继等意气自若，同士兵一起誓死抵抗。在浪速炮火的猛烈轰击下，高升官兵用步枪“勇敢地还击”，浪速虽不停地向垂沉的船上开炮，但清军官兵视死如归，仍英勇战斗，直至船身全部沉没。日舰为了报复，对落水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竟“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为时达“一时之久”。
下午一时半，高升船体全部没入海中，其位置在蔚岛以南约二海里处。这次遇难的中国官兵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人。高升沉没后，法舰从桅杆上救出四十二人，德舰运回一百一十二人，英舰运回八十七人。三舰共计救上来二百五十一人，其余的八百七十一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事后，清政府对三国军舰舰长及有关人员均授予相应的宝星奖章“以酬劳励”。
单就高升号事件而言，攻击商船的是日本海军；中国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但是高升号又是英国的船只；况且中日两国在事件发生时尚未宣战，这件事让当时的局势变得极其微妙复杂。
中国方面，噩耗在第二天传到了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处。李鸿章迅速照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极其强烈地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李鸿章照见英国驻天津领事
对于高升号事件，清廷决策层从起先的震惊很快地转向暗中庆幸，甚至坐视其一厢情愿的“第三国”介入。
日本方面，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最害怕的是英国因此与中国结盟。
从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
英国方面，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里曼特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而且英国与清政府有长期的“传统友谊”，英国军方和民间都还是将中国作为远东的首要合作对象，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但是民间和媒体的愤怒被英国政府放进了大冰柜冷却，作为一个开始走下坡的老牌帝国，当时英国在东亚的战略为扶日遏制沙俄，所以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利益高于民间一致认为的在华长远利益和英国人的道义责任，以及长期以来清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友谊”。
在官方定下了基调后，国会开始了所谓的听证调查高升事件，被日本人买通的议员们在国会高唱日本是文化之国，中国是野蛮之邦， 不应帮忙野蛮人打文明人，又胡扯当时中日已正式宣战，故而英帝国可以中立，英国官方最后的态度是炸了就炸了，日本人不用负责。
最终英国政府官方裁定：中日当时已经存在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沉击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英国从此在东亚的地位也逐渐“怂了”！
“日不落”要开始坠落，另一轮红日——“膏药”旗开始上升。
高升号事件中，871名江淮子弟是李鸿章所部淮军多年历练的精锐，他们的遇难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首战不利，这样的惨痛战果，导致了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打击了清军，士气大为沮丧。此后，清军在朝鲜战场屡战屡败，紧随其后的中日陆战——牙山之战便是最好的证明。
（附一则旧闻）2001年，韩国金船公司7月31日宣布打捞高升号，大量文物“出土”。
打捞人员从2001年5月已开始打捞作业，曾陆续发现了中国清代的钱币、圆规、枪支、烟枪等物。打捞人员还在“高升号”船内找到6枚银币和银块以及7副金银筷子。据悉，发现的银币是直径48毫米、24克重的墨西哥银币，银块的重量为一两。打捞人员同时还发现了遇难中国士兵的7具遗骨以及枪支、瓷器等。
据称高升号上有价值8800万美元的600吨银锭，这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探捞时，发现的7具遇难中国士兵遗骨。
此时，距高升号事件已经过去了一百一十多年，而隆隆的炮声身为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所付出的牺牲我们不应该忘记！
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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