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打工人”一词风靡中国。它以略带戏谑、自嘲的方式表达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自五四时期喊出“劳工神圣”，到新中国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建制，再到今日人人自称“打工人”，百年来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打工人”所反映的身份认同及其历史嬗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有何启发？我们当如何对待？
4月25日，在建党百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打工人’：身份认同与历史嬗变”之一主题，在线举办文化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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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分析了“打工人”一词的三重含义：受雇于人、临时性、可替代性。他强调，我们在今天对这一个词的理解，应该区别于传统的“工人”的理解。这里主要体现了年轻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心理的一种诉求。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颐武追溯了“打工人”一词的来龙去脉并分析了当前这一词背后标志的当今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复杂心理。他认为，这背后直接体现了年轻人对更好生活的一种自我期许以及因自我完成不足带来的焦虑，包括对已实现财务自由的有闲、悠闲人的羡慕和嘲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从职业观念变化、经济观念变化和新冠疫情三个方面探讨了“打工人”一词走红的根源及其反映的社会现实。在她看来，今天经济发展到“新常态”，年轻人对现实的妥协，存在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年轻人对就业的看法转向保守。她认为，年轻人把“打工人”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利于认清社会现实，同时保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诉求。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梳理了百年来从“劳工神圣”到“工农高尚”到“打工人”，劳动者身份从“被塑”到“认同”到“自塑”的过程，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自己对“打工人”的理解：第一，年轻人的身份认同的回归；第二，体现了反求诸己的柔性期待；第三，体现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的劳动付出才能获取的健康心态，同时也表达了对不确定性的焦虑。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林升梁分析了出现“打工人”称谓的原因，认为有疫情的导火索，也有更重要的以房子为标志的财产分化。但他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基于社会媒体、不同阶级和阶层能够相互沟通之后产生的一种共鸣，有其必然性，是一种良性现象。随着各项改革的继续推进，随着我国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将来有一天，“打工人”会逐渐变成一个过渡语。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认为，对“打工人”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研究，应当从社会实际、社会转型等角度展开。他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劳工阶级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自身也有自己的经济意识和文化意识。他认为，如果“打工人”要提升自己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公民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丰比较了当前流行的“打工”“打工人”“工具人”“干饭人”等几个称谓，认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无责化”心态。这种无责感的蔓延，不仅仅是中国出现，各国社会都在蔓延。这样一种“无责化”心态主要出现在社会相对变化比较快、个人努力实现成就机会相对降低的时候。
豹略科技CEO、前脉脉社群副总裁李臻儿根据所管理的职场社交平台的资料，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对“打工人”这一概念进行了异常鲜活的案例分享，以此探讨了“打工人”的身份认同的嬗变。她强调，这个身份认同背后蕴含着勇气和不甘平庸。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汪建华梳理了跟“打工人”相关的系列语汇，认为其中反映了背后的某种身份认同，甚至不乏身份差异的意识，这样的一种差别意识有其社会根源。与此同时，他指出，当前的世界体系（包括数字化体系）已演变为一种人人身处其中的牢固的现代性体制，个体难免感到自身的渺小，所以才会以“打工人”的方式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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