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祥 陈其泰：史学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

梁启超《新史学》（图源：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重估其现代价值，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而梳理总结史学传统中所蕴含的现代元素，对推动中国史学完成转型所发挥的作用，无疑能够为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学人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萌生并随时代演进而不断调整的。因此，尽管这一追求表面上是以西方社会或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或者说是在西方强势冲击下将对方视为“文明”、将自身视为“野蛮”的语境中开展，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民族性，其终极目标在于“超越西方”，而非“变成西方”。现代一词的内涵也就显得颇为复杂，既有古今之别，又有文明差异，有时还会被简单化为东西方的地域差别，不过最直观的表现仍以批判传统为核心特征。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传统意识，最初甚至喊出“中国无史”的口号，尝试以西方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新史学的理论典范。然而，若因此得出中国史学失去自我、新旧史学之间毫无关联等“断层论”“移植论”或“摒弃论”，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事实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绝非抛开传统，对外来东西生硬搬用或简单移植，而是充分发掘、弘扬传统史学中所孕育的现代元素，使其与外来文化完成对接和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升华。换言之，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这一理论问题上，我们主张“转变论”“中介论”。其全部内涵无疑是很丰富的，本文仅就几个核心点加以阐释。

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或者说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从开始就不是单一向度，而是涉及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从实现路径来说，至少包含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两个大的方向。不管哪一路径，起决定作用的必然是史观，史观的变化居于核心地位。而促成中国史学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跨越的则是进化史观，它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主流。历史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高出旧时代复古史观、循环史观的历史哲学作为指导，以总结过去，预示未来。人们熟知，现代史学的指导理论——历史进化论是从西方学来的。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进化论这种西方舶来品之所以能被中国知识界顺利诚服地接受，并迅速地在“新史学”中结出硕果，是由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戊戌时期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已在流行——它就是顾颉刚提出的今文派即公羊历史观，成为“新史学”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初，系用当代通行的隶字书写，故属“今文学派”，且是其主要代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的传文中，反复申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观点，隐含着以长时段眼光从宏观上梳理春秋历史演进阶段的解释方法，这就是公羊学“三世说”的雏形。此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推进了这一学说，明确表露出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演进阶段的意向。至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阐释“三世说”，提出“据乱—升平—太平”的朴素社会演进理论，与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复古史观和循环史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出别树一帜的历史哲学。东汉以后，今文学衰落，一千多年间消沉无闻。到嘉道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并被进步学者所力倡。这一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原因：清朝专制统治出现危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有识之士希望改变现状、革除弊政，亟需一套与正统派相异的学说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而公羊学说最大的特点恰恰是“以经议政”，专讲“微言大义”。它又是儒家经典，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所以，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士都喜谈公羊，借助历史变易的观点论证当下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对旧的史观产生了猛烈冲击。从历史哲学上来讲，它是由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当时没有更先进的观点，只能以此推演新说。

《春秋公羊传》（图源：网络）

龚自珍、魏源都是清代公羊学的健将，他们批判专制，在史学领域倡导新风气，都跟发挥公羊学说相联系。龚自珍将发展变化视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并在吸收公羊哲学“变”的内核基础上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而且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大到朝代变迁，小到每天生活，都在不同层次上遵循这一原则。他据此论证封建统治已陷入危机时期，这与正统派一向宣扬封建统治永恒不变的陈腐教条相比，显然更能紧扣时代脉搏。魏源同样秉持“气化无一息不变”的普遍变化观念，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糅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说”来解释历史变局。他驳斥了俗儒所信奉的复古观，从多个方面论证今胜于古，并发挥了清初史家关于“势”的思想，强调必须顺应时势大胆进行社会变革。他又以此观察近代中外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敏锐意识到东西方已由彼此隔绝转变为相互交往，双方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亟需改变对外傲慢排斥的态度，积极学习西方的长处。

戊戌时期公羊学风靡于世，张之洞在其《学术》一诗(1903年)的自注中写道：“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从学术上说，当时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人物，都共同经历了由宗仰公羊学到接受进化论的过程。在他们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两者的糅合。康有为对公羊学三世说进行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这一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进化理论，成为宣扬维新变法的思想纲领，也意味着三世说彻底摆脱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束缚。他和唐才常、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都曾尝试将两种学说融合起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我们从20世纪初梁启超的长文《新史学》和夏曾佑的专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能感受到这一衔接关系，而他们的文章和著作常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用西方进化论重新定义了史学，但在解释“螺旋之状”的进化观时专门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夏曾佑则在书中申明：“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既不生搬硬套外来术语，也不简单重复前人说法，而是把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与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加以扬弃、贯通，提出了崭新的中国历史演进阶段论，即划分为三大时代和七小时代。

张之洞（图源：网络）

如果说戊戌时期是现代史学的酝酿阶段，清末十年则是现代史学雏形初显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等宣言书，而且兴起了一场以历史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重写国史运动，新的史学范式初步建立，其中的理论内核正是进化史观。从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他们建构新史学自然包含鲜明政治目的，但以公羊历史哲学嫁接西方历史进化论不应被单纯地看作政治宣传策略，而是东西方学术思想碰撞融合的自然产物，是梁启超所谓“过渡时代”必然出现的特征。清末先进学人喜谈公羊学与接受进化论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的进步成分，确是向现代史学的方向走的。退一步讲，即便是为了减少新知识传播的阻力，新式学人能够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嫁接的资源，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公羊历史哲学是传统史学变易史观的特殊表现形式，其根基是中国的朴素辩证法，而进化论能够被迅速接受，又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基础。

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跨越时空的具有范式意义的优良传统。其中，带有原生意义的是，在整个古代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史致用传统。正是因为具备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目的，或资治，或鉴戒，或教化，官方修史才会逐渐走向制度化，私人撰史才会前仆后继，史家无不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将修史视为名山事业，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历史意识，而中国史学最引以为傲的连续性特点才得以形成。这一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但亦因时代需求不同而或隐或显。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史学的致用传统再度被激活，对内扭转了自身的考证风气，实现从“考史”向“著史”的转变；对外则发起对经学的冲击，实现从“通经致用”向“通史致用”的转变。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学领域发生的一切新变化，都源自其致用属性，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动力并非单纯来自西学。致用的目标和内涵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带来史学的层层转变。以甲午战争失败为转折点，中国史学在此之前所承载的中心任务是重新认识世界，侧重于编纂与译介外国史，传播新的知识；之后则是推动中国步入文明世界，着力于重建历史解释体系，传播新的价值。

梁启超等人之所以选择把史学作为学术现代化的突破口，除了在学科上容易与西方对接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传统史学具有相当突出的政治属性，恰好可以为传播新的文明理念而服务。我们发现，《新史学》一文开篇并没有围绕进化史观重新解释历史，而是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史学。“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首先集中于功能层面，指出旧史虽外貌发达，但陈陈相因，“未闻有能为史界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现代史学不应成为君主的教化工具，而应服务于全体国民，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一言以蔽之，史学由服务于君主转为服务于国民，由服务于传统王朝转为服务于近代国家，同时承载了政治民主和民族主义内外双重使命，塑造出“君史—民史”“王朝史—国史”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这一功能的根本转变自然是来自于西学的刺激，但不能因此忽略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梁启超（图源：网络）

民本思想是传统儒家以伦理为底色建构理想政治体系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十分丰富，但宗旨在于实现“天下为公”，核心则在于倡导“民贵君轻”，实质是通过调和君民关系来维护统治，归根结底仍是以君主为中心，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根本区别。在双方长时间的碰撞中，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都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被拿来丰富民本思想的新资源而已，或者说，后者的正当性只有被纳入前者的理论体系时才得以确认。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专门撰文考证中国古代早已产生过议院，就是最好的证明。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才真正开始占据上风。“君史—民史”对立叙述模式的形成，显然离不开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尤其是在史书中贯穿批判专制这一点上，从龚自珍到魏源，再到黄遵宪、梁启超等，有着相当清晰的演进脉络，他们都承继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再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加以发挥。

龚自珍从道德层面批判专制主义的酷烈，并列举大量实例，说明政治腐败的根源正在于君主专制，“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约束之，羁縻之”，结果等于把整个社会捆绑在独木之上，“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他痛斥卫道意识和奴才思想，希望唤醒人们认识到君主专制对创造力的扼杀，呼吁废除“一切琐屑牵制之术”“救今日束缚之病”！魏源揭露当时社会危机的各种表现，首先就是“堂陛玩愒”“政令丛琐”，并且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憧憬，提出“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天下为天下之天下”的论点。显然，这是自先秦民本思想以来历代仁人志士进步思想的一种发展。这种从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主意识，帮助魏源在时代剧变面前，有勇气承认中国的落后，开始探求外部世界的广阔，关注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此即他发愤撰著《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龚、魏史学论著中批判专制、憧憬民主的言论，使刚刚萌生的现代史学绽放异彩，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向专制主义的堤坝发起越来越有力的冲击。黄遵宪在戊戌维新准备时期撰《日本国志》，书中揭露封建专制在社会地位、刑法治理、经济负担等方面对平民的残酷压制，而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中国的专制制度。到维新高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大力抨击专制政治的不合理。维新志士们把自己的事业视为黄宗羲、龚自珍思想的继承，他们将《明夷待访录》一书节抄、印刷、秘密散布，推动变法运动，还称赞龚自珍批判专制的言论导致了晚清思想解放。戊戌以后史家对“君史”展开猛烈批判，喊出“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的口号，至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更为激烈的“中国无史”，实际都是为批判君主专制这一政治目标而服务。批判的态度之所以越来越激烈，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传统“君民共主”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新史学家们随之借助西方民主学说，完成对“民”之内涵的重构，超越传统民本思想所推崇的“民之主”，转而倡导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作主”，亦即致力于实现从“臣民”向“国民”的身份转换。

龚自珍（图源：网络）

如果说“民史”是“新史学”的内核，那么它的第一要义，在于为国民书写历史；第二要义，则是书写国民的历史。在史学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民”这一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民族等一起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新史学家批判君主专制的背后还隐含着用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王朝的宏大追求，所以“民史”在第二层内涵上约略等同于“国史”“民族史”“文明史”“社会史”。正如邓实所言：“夫民史之所有者何？则一群之进退也，一国之文野也，一种之存灭也，一社会之沿革也，一世界之变迁也。”所谓民本，因为西方文明这一新参照系的出现而具有了“对外”的新含义，对内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最终目标，乃在于通过重塑新民而建构国家意识，最终进入新的世界文明体系并争得应有的位置。这从梁启超等人以文明史为蓝本建构新史学典范，却同时批判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明停滞论，并倡言应重写世界史即可明白看出。而借助史学来强化民族认同，也并非全因“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同样有传统的思想元素在发挥作用，即浙东学派所创史学存废与民族兴亡息息相关的观念。周予同评价章太炎的一段话，颇能道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浙东史学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严种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为汉族奇耻；其二，是尊崇历史，以历史与民族的兴亡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当时就是高举着浙东史学派的这两个火炬，向青年们号召着煽动着。”清末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的重写国史运动中出现民族取向的差别（大中华观与大汉族主义），恰恰是中西学术互相碰撞的直接表现。事实上，史学地位的不断上升，本就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至近代，在西学影响下则迎来大爆发，不仅完成了对经学的超越，而且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

前文曾论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至少包含历史解释与历史考证两大路径。两者皆以科学史学相标榜，实际代表了对史学现代化的不同理解，亦即如何对史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学科定位。时间越往后，分野越凸显。在很多人看来，传统史学的强项在考证，不在解释。陆懋德就曾以西学为标尺衡量中国史学时作出如下判断：“西国言史学，共有考证及解释二种工作，考证所以决定事迹之虚实，解释所以说明事实变化之原因结果。吾国史学家重视考证而轻视解释，原不完备。”随着史学史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梳理出传统中国历史解释的发展脉络，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考证的积淀显然更为深厚，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考史方法也更为成熟和系统。这一优秀的史学传统（以乾嘉史学为主），与外来的实证史学思潮相激荡，又恰逢新史观确立、新史料发现，遂催生出对现代史学影响至深至远的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走向兴盛，确是西方现代史学传入的直接结果，但从中国史学演进的内在路径考察，也与历久弥新的考证传统一脉相承。晚清史学虽在社会剧变下呈现经世趋向，崇尚致用和著史，但并不意味着考史传统中断，只是学术领域随时代而变。正如王国维所言：“道咸以降……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梁启超亦指出：“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如果单就史学方法而言，考证甚至仍占据主流。即便是在“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批判期间，梁启超仍对清儒的治学态度表示高度赞赏，并将其研究方法总结为实事求是、追根溯源、继长增高、广参互证、善用比较，认为“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又谓：“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他既严辞批评清儒陷入烦琐考据而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又客观评价其方法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这是梁启超后来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详论史料审查及历史考证方法的雏形，也提示我们，新史学早期绝非不重视史料和考证，只是重心在于重建新史观以服务于政治，当破坏任务完成后则将重心转向方法论层面的建设。

“五四”以后的新历史考证学家同样对乾嘉学术赞赏有加，明确追溯其为现代历史考证的源头，尤其关注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单是几位著名的新考证学大师的评论，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都把20世纪实证史学与18世纪的杰出学者钱大昕的名字相联系。王国维称誉钱大昕是清朝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他说：“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既然钱大昕开创的乾嘉学派直接影响了晚清学者，那么钱氏即是现代学术的源头之一。陈寅恪同样推崇钱大昕是清代考证学的杰出代表，他评价陈垣的考证学成就时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陈垣更推尊钱氏是“清代考证家第一人”，明言自己学术的基础是效法钱氏的严密考证：“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可见，在新历史考证学家眼中，钱大昕治史所表现出的严谨态度和精审方法，是符合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他们继承、发挥了钱氏丰富的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学方法，并结合新的史料开拓新的课题，取得卓越成就。此外，王国维开创的现代“二重证据法”，实际也是对钱氏用金石文字与史籍互证方法的超越。

顾炎武（图源：网络）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还是在治学领域层面，新历史考证学都以清代历史考证学特别是乾嘉史学为起点，只是各家所承继的重点有所不同。郭沫若就曾评价王国维“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轨则”。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超越了传统历史考证学，自然得益于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即顾颉刚所谓“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以西代中，而是寻求中西史学的融通。“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已经“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史家对传统史学不再持过激的批判态度，转而探求其中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内容。乾嘉史学所蕴含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等，无疑都符合新历史考证学家把史学建设为现代科学的要求。胡适反复强调“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又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就连不以考证见长的梁启超都倡言“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尝试全面总结清代学术成就，详尽归纳了乾嘉考证学者的治学方法，盛赞其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寻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

除了科学方法之外，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将“六经皆史”发展为“六经皆史料”。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在传统历史考证学中发掘出可以与西学相对接的思想资源。最典型的例证，当属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对崔述学术方向的承继。崔述对历史考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以严密审查的态度对待两千年形成的古史传说，廓除了以往记载中大量的附会和谬误，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他把神圣的“经”作为史料看待，作为研究对象，讲出了先秦经书即是先秦的历史记载、经史不分的道理，脱去了经书神秘的色彩，并且尖锐地批评了儒生们尊古妄信、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也反映了史学领域的扩大，尽量地把各种记载都置于史学考察的范围，显示出一种新价值观的取向。这些都使新历史考证学者感到叹服，由此启发了智慧，决心继续并向前推进他的考证事业。顾颉刚编成《古史辨》第1册时在《自序》中明确说：“我弄了几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以上，皆能证明新旧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学术关联。

史书体裁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内容，它并非简单的形式和技术问题，与史学理论和方法一样，是中国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体裁恰当与否，会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进程的展示、对历史活动的安排以及对历史规律的总结等。中国史学在史书体裁方面有一项独特的自我更新传统，不仅善于创造新式体裁，而且擅长革新已有体裁，以满足新的时代要求。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表现为改造典志体以传播新的世界史地知识，后期则表现为创新纪事本末体以对接西方章节体。如果说典志体的改造仍属于旧学范畴，章节体的引入则是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常被视为现代史学的核心表征之一。以往有论者认为，章节体是从外国输入的，与中国传统体裁关系不大。事实上，中国史学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业已达到的成就，乃是学习章节体的内在基础，即对纪事本末体的重视和改造。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流体裁是纪传体，以人为主且内容丰富，但存在无法清晰反映历史演进趋势的重大缺陷。因此，清人章学诚已提出新的改革方向，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弥补：“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他对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有中肯分析：“因事命篇，不拘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以事为主，又可灵活变化，能够充分彰显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它符合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主导的现代史学要求，因而受到新史学家的青睐，成为与西方章节体进行融合的基础。梁启超明言：“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这段话颇能折射出两大史体之间的对接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清末重写国史运动中，新史学家在提及所撰史书体裁时，大都自称采用了纪事本末体。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他在书中明确说：“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也称它兼采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在时人眼中，西方章节体实等同于中国纪事本末体。正如王舟瑶所说：“今之西史，大都纪事本末体。”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家仍有持此种观点者。钱穆就认为，西方史书“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国史书中之纪事本末体”。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甚至批评章节体破坏了历史完整性，认为只有纪事本末体“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遂自创了新纪事本末体。这些都能证明：章节体既是在外国影响下出现，同时也是对本国原有形式中有生命力部分的发展。当然，章节体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打破传统的王朝分期模式，便于采取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期标准，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和总趋势；它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而且结构十分灵活，既可以分门别类地展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情形，写清单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又能够在宏观上阐明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构成牵一发动全身的史网；它打破原先较为单纯的叙事传统，而以分析研究作为基调，能够将史论结合发挥到极致，且便于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再现人物，为人物定位。

正因为章节体具有上述特点，中国传统体裁的优点也常常被现代史家融入其中。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带有明显的纪传体痕迹，尤其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这也提示我们，清末以来出现的很多章节体史书，其实在体裁上并不是单一的，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故此，对清末民初章节体的盛行，恰当地归纳应该是：以纪事本末体为接受中介，又把诸多传统体裁的精华吸纳其中，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这也是中国史学自17世纪出现探索新综合体趋势以来的新突破。所谓新综合体，是指将多种体裁融为一炉、互相搭配，旨在做到历史大势和社会情形的纵横兼顾。晚清《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法国志略》，以及官修《筹办夷务始末》等，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在传统体裁之间进行整合。至20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章节体之中外，主要遵循两大路径：一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以章太炎、梁启超、金毓黻为代表；二是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以卫聚贤、吕思勉为代表。这不仅说明现代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现代史学的要求。

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既是科学地说明现代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对当前发展新史学、建设新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史学工作者总要强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难道史学本身的历史联系反而可以割断吗？按照“移植”“摒弃”一类说法，源远流长、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到现代就中断了，现代史学的来源只有向外国去找，这等于否定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不能自圆其说的狼狈境地。现代史学的建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不管是主张历史解释者，还是推崇历史考证者，都与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现代史学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清楚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坚持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营养。吸收外来文化要根据本民族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才能在民族文化中生根，才能为大众接受。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