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述评：解局“少年自杀” 丨污名化与病耻感：一人抑郁，万人回避？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生死的态度。
在追求“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活着才有改变的可能，活着才有希望。但在自杀者眼中，这并不成立，死的“诉求”占据上风，它披上了一层魔幻的外衣，成了解脱、逃避、报复、绝望的代名词。
上海多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
自杀，何以成为青少年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在笔者翻阅的100多个案例中，情形不一，但也有一定共性。
01 冲动型：被误解的“小小”导火索
上海卢浦大桥的车河中，17岁的男孩从小轿车后车门出来，径直穿过车流，跳下高架桥。孩子冲出车外到跨上围栏跳下去，整个过程只有短短5秒。事后，据其母亲称，男孩因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遭母亲严厉批评后轻生跳桥。
宁波市妇儿医院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一晚上遇到两个自杀孩子，一个14岁，被父母骂两句后拿菜刀在左腕留下6道深深的伤口；一个10岁，家人不让他玩手机，直接从6楼跳下。
被批评，被责骂，不准玩手机，看似轻飘飘的理由酿成了孩子自杀的沉重结果。这么小的事，怎么就把孩子逼上了绝路？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主任袁勇贵认为，这类冲动性自杀，往往是在遭遇一些负面事件后出现悲观、压抑、狂躁等情绪，无限放大后，最终采取极端的自杀行为来发泄和解脱。
换言之，这不过是孩子借“自毁”的方式，来抗击外界压力的“报复”行为。这类自杀事件里，隐藏着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即孩子自认没错和他人认为其有错。也就是说，面对同一事件，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以至于谁也无法理解谁的行为。又因孩子在父母面前基本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反抗，也无法摆脱，遂以自毁的方式，清除两者之间的矛盾。
02 纠结型：没被发现的求救信号
弗洛伊德曾提出“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概念，前者包括人的自卫本能和性本能，后者指的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
求生与求死的本能博弈，表现为一部分人自杀前，在生与死边界徘徊。
今年初，一名18岁的高三女生在四楼教室跳楼自杀。她当天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大约徘徊了30分钟左右。
网络世界，也有类似的徘徊。一位网友9年前在微博留下遗言离开后，这个微博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树洞。时至今日，她微博下的留言以每天2000条的速度激增。这些虚拟网名背后的人们，在这个隐秘的角落里，诉说个人的悲伤，对人生的绝望，以期寻觅到一个可能的出口。
更容易被大众关注的，是一些青年网友在决定离开前，通过个人社交账户，留下一封与世界告别的遗书。遗书被网友发现后，很快会成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线上线下救助。
实际上，无论是在现实世界的楼顶徘徊，还是在网络世界留下遗书，都说明这些他们内心在煎熬，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他们的求生本能和求死愿望在角力。类似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他们向外界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遗憾的是，这些信号并不能都被准确或及时接收。
03 “淡定”型：认清了能超越的界限？
2016年，一个少年的死，震撼了许多人。
中学期间就出版了两本史学著作的天才少年林嘉文，在高考前从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那封广为流传的遗书里，他说，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的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我曾自私地想让我尝试去适应与世界相处，努力过放下我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
从林嘉文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在自杀前，已经有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生与死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死亡，表现出一种极端淡然的态度。
本月初的一个案例也有相似之处：他虽然没有留下这么长的文字思考。但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他不疾不徐地穿梭于不同的教学楼，即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割腕之痛，仍没有一丝犹豫地去下一个地方结束生命，像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或许他们构想的未来，天空愁云惨淡。当个体与外界失衡，或许只有逃避，就此打住，才能摆脱内心的煎熬。
04 以生命教育对抗“死亡解脱”
虽然不同孩子自杀前状态不同，但都指向两个基本因素：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今年5月11日“七普”结果公布，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的数据十分打眼。这意味着，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同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简单。
“极简家庭”对孩子教育而言，是个越来越严峻的考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提出一个观点，社会规范、联系与义务越少的人，越可能自杀。人们需要义务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
“希望24热线”多位接线员的经验认为，青少年选择死亡，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对于死亡的认知不成熟，也让他们草率做出了决定。
可见的现实是，青少年高自杀率对应着全民低生命教育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不少人的认知里，死亡一直是件“避讳”的事，还有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以至于大多孩子的死亡教育其实是真空状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又或者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节日”，它终将到来，我们无从躲避。但死亡于当下不少青少年而言，依旧是个停在纸上的概念，不知道死对于生命个体意味着什么，也难以理解死亡对一个家庭有多大的摧毁力。
《死亡教育》一书的作者邹余华教授曾说：家长不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并不代表他们懂得生死。孩子们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在潜意识里获得的对死亡的认知，注定是不全面的、偏激的，甚至是畸形的。让孩子尽可能多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正确科学地面对生死，也能让他们在生死临界点，能多一点留恋。
05 建立失败的信号机制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会失恋、失败，会被歧视、被误解。为什么他们会因失恋自杀，甚至实验失败了也自杀，于生命而言，这是多么细小的事啊，但在一些少年眼里，这些或许是他们的全部世界。
在学者刘瑜看来，这类孩子自杀源于社会错误的失败观。她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成功学，但是却没有“失败学”。社会、老师、家长不停地引导孩子“有志者事竟成”，甚至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失败其实是认识自我的一条必经之路，因为失败，让我们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兴趣的限度。失败是一个信号机制，提醒我们该拐弯的时候拐弯，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15岁考入北大，大三退学，再以省状元身份考入清华的杜青云，因专业不合适，又不适应学校氛围，18岁时从中国顶级学府北大退学。照常规思维理解，一个18岁的天之骄子突然退学，这得是多大的失败？面对挫折，杜青云仍能从阴霾中走出来，“重建”自我。
我们大多数人不能有杜青云这样的挫折体验，也很难做到他那般“觉悟”，但可以在那些难以跨越的关口，试着和失败和解，然后再出发。
从单一的价值维度跳出来，就会发现，和生命相比，所有的失败都微不足道。
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编辑 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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