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初，一场大规模的甲肝疫情在上海暴发。
全市 5.5 万张床位迅速爆满，其他患者自带被褥和折叠床，住在走廊、大厅甚至洗手间里。
上海瑞金、中山、仁济、华山等医院的载荷量全部突破上限。
截止 5 月 13 日，共有 310746 人发病，死亡 31 人，1988 全年累积病例 352048 人，年发病率达到 2803.0/10 万（近 3%）。
而这一切，都只源于一种贝壳类食物：毛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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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凛冬将至，刺骨风如刀割，锋利到可以剜下一两片肉。
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一份报告被送到了上海副市长谢丽娟的案头。
谢丽娟，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卢湾中心医院副院长。彼时，她担任分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副市长已有 4 个年头。
简单通读，报告的内容并不起眼，只是提到近一个月上海市痢疾发病率增高。
可这却引起了内科医生出身的谢丽娟的注意：痢疾作为一种食源性传染病，本应发生在夏季。如今正值寒月，上海又没有发生洪涝灾害，为什么会突发痢疾流行？
满是困惑的谢丽娟决定与王道民一起下到一线了解情况。
王道民，曾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1987 年，他已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 6 年。
得益于上海市卫生管理制度，在那个连病历系统都不知为何物的年代，上海的医院要求每位腹泻患者都要登记自己吃的食物并上报。
在医院急诊室，谢、王二人敏锐地发现，不少痢疾患者都在发病前进食一种特殊美味——毛蚶。
鲜毛蚶
毛蚶，又名「毛蛤」「毛蛤蜊」，是一类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的贝类，千百年来被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一带的百姓当做大自然恩赐的盛宴。
秋季上市，初冬时节食用最佳，鲜嫩多汁、肉质饱满，一口下去还能有「爆浆感」。
图源：bilibili 视频截图
蚶肉含有丰富蛋白质，各地享用方法也有所不同：山东人多把毛蚶剁碎了包饺子吃，而江浙一带的百姓则更追求味道的鲜美。
江浙人吃毛蚶，先用开水把毛蚶泡一下，再切些姜丝、蒜末，放上生抽、醋制成调料，等到毛蚶刚一张口马上取出。随后，用硬币把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毛蚶肉上加上调料后直接食用。
在缺衣少食、买粮食都要用粮票的日子，毛蚶作为一种不需要粮票就能购买的食物，颇受到热捧。
1987 年以前，上海市场上的毛蚶大多来自山东潍坊、滨州附近海域，通常的价格是 5~6 毛钱一斤。而在 1987 年 9 月全面疏通长江口航道时，上海北面的启东市意外发现了一个巨型的野生「毛蚶矿」：近海水域的毛蚶堆集厚度近 1 米，长度绵延数公里，毛蚶蕴藏量估约在 5 万吨以上。
1987 年底，启东毛蚶大丰收，巨量的启东毛蚶一瞬间涌入上海市场，每斤毛蚶的价格跌至 2 毛钱一斤——据估计，上海有 230 万人都食用了启东毛蚶，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隐患
寒风呼啸过的时候，吹响了警号。有些隐患，是可以被提前知晓的。
其实，在 1983 年，上海就曾爆发过因毛蚶导致的疾病流行。
只是，事件过后，出于人民对毛蚶大量需求的考虑，水产局、食监所等机构并未完全禁止毛蚶的销售，仅规定「凡是新鲜的、活的毛蚶就可以销售」，而没有对毛蚶的污染程度作出明确要求。
宽松的政策，无疑为 5 年后的再次大爆发埋下伏笔。而江浙沪生食毛蚶的吃法，无异于对病原体门户大开。
1987 年的这批启东毛蚶，恰好就属于规则的漏洞——近距离打捞、运输的毛蚶当然新鲜，但由于大量当地患者粪便和农畜动物粪便的污染，启东的毛蚶矿被细菌和病毒长期浸润——「养蛊」早已秘密进行许久。
谢丽娟不由得回想起五年前，彼时她正担任卢湾中心医院副院长：菌痢流行过后，上海出现了 4 万人的甲肝疫情。事件的始作俑者姓甚名谁，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正是毛蚶。
实验表明，毛蚶可浓缩甲肝病毒 29~100 倍，而甲肝病毒可在毛蚶体内存活 3 个月之久。所以这次，启东毛蚶矿中的甲肝病毒或许也达到了极高浓度。
图源：《解放日报》
根据上一次的斗争经验，菌痢的潜伏期很短，通常在 24 小时内即发病，而甲肝的潜伏期则是 2～6 周。
谢、王二人作出预判：痢疾流行也许也只是甲肝袭来的先兆，真正的大危机还在后头，上海很可能会在 2 周以后出现甲肝爆发。
于是，两人迅速将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有甲肝病毒，同时要求沪上所有医院腾出床位准备战斗。
甲肝风暴
冷雨未下，人心乱如麻，命令和警告被一层层下达。只不过，未雨绸缪却收效甚微。
如同其他所有大型传染病那样，临床一线的医师最早披上了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片沉重乌云。
1988 年 1 月 5 日，有医师向媒体反映，诊治的因毛蚶所致「食物中毒」的病人数量不断增多。
阳历新年后的 2 周里，黄浦区中心医院和传染病医院的两位医师先后向《解放日报》表示：近日来连续接待了数十位甲肝病人，这一数量在平时是极为罕见的。
随后，徐汇、静安、普陀、卢湾等多个区卫生局均报告了异常增加的甲肝病例。
1 月 18 日，《解放日报》率先刊文，向市民和卫生部门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但由于病毒检测手段的匮乏，甲肝是否是由毛蚶引起依旧争议不断。
图源：《解放日报》
尖角初露。防疫尚在起步，但病毒却没有放慢脚步。
1 月 19 日，上海突发不明原因发热、呕吐、厌食、乏力和黄疸的病例骤增，传报病例数由 18 日的 33 例急增至 134 例，累计 633 例。
这一天，上海甲型肝炎正式爆发。
自 19 日起，全上海市甲肝的确诊病例急剧上升，有 16 天的日新增病例超过 1 万，2 月 1 日更是达到了日新增近 2 万例。
图源：原上海市卫生防疫站
不久，上海出现了第一例甲肝导致的亚急性肝衰竭的死亡病例，全市震动。
千钧一发
那一年，上海作为中国医疗界的高地，拥有着总计 5.5 万张病床。谢丽娟、王道民等人更是要求所有医院腾出床位准备迎接海量的甲肝病人。
谁知，这却仍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疫情爆发突然、来势迅猛，当时民众对甲肝的传播途径的不了解，再加上农历新年将至，甲肝的流行在上海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绝大多数病人都要求立即住院，5.5 万张床位迅速爆满，更多的病人甚至自带被褥和折叠床，住在走廊、大厅甚至洗手间里。上海的瑞金、中山、仁济、华山等医院的载荷量全部突破上限。
华山医院肝病病区走廊上，站满了病人。（图源：复旦档案馆）
各大医院院长打电话向区卫生局求援，区卫生局局长打电话向谢、王求援。谢丽娟在大学期间的同窗、时任南市区（现已与黄浦区合并）卫生局局长的韩幼文甚至在重压下痛哭出来。
之后的剧本，和每次传染病大流行雷同：甲肝病人被「排挤」，有甲肝病人的家庭被「排挤」，有甲肝病人的楼房和小区被「排挤」。最后，整个上海市被全国各地「排挤」。
外地食堂专门为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住宿人员设立了「保健桌」。
上海生产的食品，都被封存或扔掉。
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答复永远是「客满」。
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
此外，由于缺乏对甲肝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很多民众误以为某些药物可以预防或治疗甲肝。于是，上海市场出现多次药物的抢购风潮并脱销。
图源：1988 年 3 月《新民晚报》
上海市药材公司供应各类用于防御肝炎的药材已达一百七十多万吨，然而其中许多药材 3 天就用完了，部分草药的用量相当于 1987 年全年的供应量。
更不乏有发国难财的商人更是趁机大捞一笔，当时一包才一角左右的板蓝根，因为宣传有「防甲肝、治感冒」的功能，竟需要用一包十来元的进口烟来交换。
当机立断
所幸，风雨交加中，有人打伞。
在上世纪末的这场疾病大流行中，上海市卫生部门的反应十分迅速。
1988 年 1 月 3 日，阴冷的星期天，谢丽娟和王道民察觉到上海可能出现的腹泻疫情，亲自赴瑞金医院和卢湾中心医院调研。
在发现了毛蚶作为可能的传染源后，1 月 3 日当天晚，上海市政府就迅速发布了全市暂停毛蚶销售的命令。
1 月 3 日到 1 月 19 日的半个月里，尽管仅报道 633 例甲肝病例，但上海市政府要求全市所有医疗单位进行甲肝监测。
1 月 24 日，甲肝正式爆发的 6 天之后，上海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谢丽娟要求全市所有医院、工厂和社区：「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加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图源：1988 年小年夜《解放日报》头版报道
随即，各级医院尽一切可能增加床位，企业仓库、学校宿舍、旅馆、新建或正在改建的住宅等改为临时隔离病房。经过动员，全市隔离收治点增加至 1254 个，床位数增加了 11.8 万张。
副市长谢丽娟后来回忆，为了安抚病人的情绪，没有甲肝特效药，就把各类药全放在一大锅里煮，到吃药的时候每个人分一碗。
「说实话，每个人喝的这碗药里到底有多少药物的剂量，我们并不知道，但如果不给病人吃药，他会认为没有特效药，而悲观失望。」
除了床位，防护用品的生产、宣传工作，也都在加班加点的进行。
仅以消毒液为例，甲肝大流行期间，上海金鹿化工厂过氧乙酸日产量最高记录为 20 多吨，一天相当于平常时期 2 年的产量。
市、区卫生教育部门先后印发 400 万份文字宣传资料分发到每家每户；电视媒体等摄制播放卫生科普电视片 5 部、发放幻灯片 200 多套。
除此之外，《新民晚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等多家上海报纸还开辟专栏，宣传甲肝防治知识。
力排众议
紧忙治疗中，同样得捋清临床上的千丝万缕。
疾病的源头，到底是不是毛蚶？
流行病学证据都在显示，本次甲肝流行确实是因食用毛蚶引起。
一项对 3200 余名患者的研究发现：92.4% 的病人的谷丙转氨酶（ALT）值超过 1000U/L，抗-HAV IgM 阳性率为 95.5%，发病一周内粪便中甲肝病毒抗原检出率为 68%。
另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则显示，病例组发病前的 2～6 周平均吃毛蚶率为 88.2%，食用毛蚶后感染甲肝的风险是没有食用毛蚶的人的 23 倍。
根据这一结果，谢丽娟、王道民及卫生部门等主张立刻彻底禁止毛蚶销售。
但是，在 1 月下旬的的防控会议上，仍有部分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禁止毛蚶销售还缺乏直接证据。此外，由于毛蚶是市民急需的动物性食品，1 年的产值在 100 万元以上，毛蚶的禁售对上海市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于是，为了明确诊断，上海医科大学徐志一、胡善联等人连夜赶往吕泗渔场。
通过最新的 ELISA 和 cDNA 分子杂交方法，他们证实了启东海域毛蚶体内存在甲肝病毒，并通过狨猴实验和 Vero 细胞甲肝病毒培养，证实患者体内分离出的甲肝病毒，满足了柯赫三原则对病原体的确认。
这回，证据确凿。
谢丽娟立即向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汇报，江泽民同意了她的看法，当机立断要求全市彻查毛蚶销售，并把市场上所有的毛蚶作为垃圾填埋处理。
为了稳定上海以及全国人民的情绪，缓解「瘟疫」对上海的影响， 84 岁高龄的邓小平还坚持选择来沪过年，「上海闹毛蚶病我们更要去，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1988 年除夕夜，邓小平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亲切握手。（图源：崔益军 摄）
工作人员再三劝阻下，邓小平仍在观看完春节联欢会后，上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
春风化雨，抚慰了上海人民对甲肝风暴的战栗，也融化了全国人民对上海的隔阂。
寒冬之后
随着传播途径的切断，甲肝的日发病人数逐渐趋于平稳。
2 月 24 日，《文汇报》在头版刊发了「甲肝日发病人数明显下降」的报道，发病数量没有出现第二个高峰。
3 月底，甲肝入院病人逐步减少，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截止当年 5 月 13 日，共有 310746 人发病，死亡 31 人，1988 全年累积病例 352048 人，年发病率达到 2803.0/10 万（近 3%）。
根据流行病学估计，甲肝病毒的感染者人数是发病患者人数的 4 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 150 万人感染了甲肝病毒，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一次罕见的特定食物相关性甲肝暴发流行。
而这次甲肝暴发流行，不仅对市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损害和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上海的工业、外贸、经济、对外交流交往。
以南市区为例，1988 年春节在饭店就餐的人数比 1987 年春节少了三万桌，大多数工厂旷工率超 10%。
如果拿卫生事业经费来类比，当时一年全市的卫生事业经费 2 亿多，防疫经费只有 4000 多万，甲肝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有 5～6 亿元，肝炎病人住院、免费治疗等花费更是高达 10 亿多元，已远超上海市每年的卫生经费。
疫情过后，洪水般的舆论压力也扑面而来。
针对医疗资源不足、疫情防控不力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少声音甚至要求谢丽娟和王道民引咎辞职以承担责任。
重压之下，谢丽娟再次找到了市长江泽民，江市长对卫生部门的防疫工作非常认同，「这是一场病灾，上海有什么大事，要说责任，都是我这当市长的责任……」
除了承担责任，江泽民、谢丽娟等人还想尽一切办法预防下次疫情。
事件之后，上海建设了新的卫生预防体制、修建了新的城市排污设施，还开展食品卫生联席会议、推广注射甲肝疫苗、宣传饭前便后洗手等。
1988 年，华山医院特设「毛蚶门诊」，检查患者是否黄疸。（图源：复旦档案馆）
1988 年甲肝暴发流行，促进了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工作。政府与卫生部门加强了卫生立法工作，使突发疫情处理有法可依。
监测数据显示，随着疾病管控水平的提高和甲肝疫苗的普及，到了 2017 年，全市甲型肝炎年发病率从 1990 年的 26. 07/10 万下降至 2017 年的 1.16 /10 万，下降了 95. 55%。
寒冬过后，一切都终于恢复如初。只是那天以后，上海人的餐桌上，已经 30 多年没出现过毛蚶了。（监制：carollero、gyouza）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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