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秦颖/摄)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何兆武译卢梭《社会契约论》
一早起来看到朋友发自上海的消息，说何兆武先生去世了。一个步入百岁之龄的老者虽可谓早已是风烛残年，生死只在旦夕之间，但是接到噩耗后仍令我思绪万千，近四十年前亲炙的情形不觉一一浮现在眼前。
亲承謦欬
初次谒见先生是在我北大读书时期的最后一年里，1984下半年或翌年的上半年。当时原本打算报考国内院所的研究生，却在文艺理论和西方思想史两种专业之间难于取舍。后来经人口头介绍，就不揣冒昧直接到先生家登门造访，希望得到先生的指点，更希望可以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因为此前就几乎读遍先生的罗素、卢梭等译本，十分景仰。这样登门拜访的举动在移动互联网和手机普及的今天虽听来不可思议，但是在当年，却是寻常。记不清当年在北大时独自或同同学朋友这样造访过多少前辈与同辈了。当时先生刚调离社科院历史所、入职正在筹备恢复文科建制的清华不久，就住在离清华西南小门很近的教工宿舍区，从北大校园骑车过去怕是连十分钟都不要。这样的近便，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能屡屡叨扰先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后话。
然而在初次拜访中，从何先生那里得到的回复是，他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计划。具体原因已不记得，大约既与他入职的清华大学思想史所的章程或规划有关，也与他本人意愿有关，因为记得他来清华后，始终表示不愿意带研究生，此前在社科院似乎也没有带过研究生。后来我意识到，不立门户，大约是先生的一条立身之则。不过，显然比先生更“聪明”的许多当代这个导、那个导们都更清楚，没有门生，为师被人攻击了，连出来说公道话的都没有，更不消说，如果为师是个性常戚戚之人，看不得同行的好，就连免费的网络打手都找不到了。
我这初次拜访，虽然原本希望的事不能遂愿，却开启了与先生长达十多年的友谊，自此得接謦欬，所获或超过寻常学生能得自于老师的吧。
《法国革命论》中译本的前前后后
记得就在这次拜访中间，跟先生提到我正在研读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书，特别是他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先生告诉我，商务印书馆约了他翻译这部书，不过他当时手头上在做帕斯卡的《思想录》，一时还腾不出手开始柏克的翻译工作。随着后来的进一步交往，先生不久后便提出要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柏克的任务转交给我来做。我向他说明，我当时正在参与侯世达的《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的翻译工作，并请他考虑，如果交由我来做，进展恐怕会很慢，因为我需要优先完成《集异璧》的翻译任务。先生认为这不是问题，后来在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后，遂正式委托我来翻译《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一书。于是我在《集异璧》翻译之余、在其他的工作和冗务之外，开始断断续续地翻译柏克。开始翻译时，原本我怀着有些浪漫的设想，希望能在法国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完成甚至出版。然而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因公因私的原因，直到我在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当年的10月7日离开北大远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全书也只不过译出了三分之一。我去美国时，把译稿也带上了，设想到了美国也还可以继续翻译——这部译稿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说来令人汗颜，完成此书翻译的决心却又一次落空了。
很多年以后，我得知，何先生在我最终遗憾地通知他不能完成这部书的翻译之后，另外找了两位年轻的学者翻译，仍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为《法国革命论》）。这本是好事，于我这里，也可聊以抚慰一下因辜负了何先生的嘱托而产生的愧疚之情。然而据说这个译本出版后不久便遭到非议。我是在这场争议发生后过了好多年才知道有这么一场公案的。这场争议涉及的具体段落字句，何先生已亲自答复，不必细述。我对原批评的观感就是，批评者对初版漏排再版已订补的过程失察，便显粗疏，而且不为被批评者作任何一点合理的“着想”（benefit of doubt），便全面否定这个译本，有嫌浮躁。而批评者的雄文的主要内容后来竟被揭发是剽窃，更是令人感慨。合译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与水平不如自己的人合作，尤其不易成功。以我对先生热情鼓励后学的一贯作法的了解，我想一定是出于提携青年学者的目的，先生才乐于以自己的清誉为担保，同人合译的。出于保护年轻人的苦衷，先生在对批评作出回应时，并未有一语提及合作者，而是承担了翻译的责任。这是长者之举。当我后知后觉地翻看这场争议时，看到先生在回应中特别提到我，说起与我昔日讨论柏克的往事，而我却错失了第一时间出来帮先生澄清的机会，令柏克翻译这件事成为先生与我终身的遗憾，在我因当年未能兑现翻译承诺的愧疚之上，又增添了一层愧疚。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名著翻译与翻译批评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就像演艺界那样，营销取代了公平的讨论与批评，与之密切相关的文人宗派在煽动求学青年们的狂躁情绪方面，无异于娱乐界中资本与权利操纵粉圈。既然抠图像、念数字当台词的所谓演员挣得盆满钵满、甚至富比王侯，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科班演员门可罗雀，无戏可拍，那么满口胡柴的直播自学外文的人，靠营销获得网络应援，终于从无到有地在坐享祖荫的昔日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中外文多有不通的译诗全集，一跃而成为相关研究的“学界”和译界代表，甚至号称权威，据说最后还被封了圣徒，就也不足为怪了。在这样的混乱之中，何先生被打太平拳的击中，吃了冷枪。而且他不收徒、更不搞网络营销，就难怪无人为他出头了。横遭了无知者的羞辱，《社会契约论》的译者反受不遵契约的蛮子们的攻击，我看卢梭先师的浪漫想象“高贵的野蛮人”在这儿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如果这还算不得是绝对野蛮状态，那大家就不如全都见猩猩而思齐了。
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批评
从初次拜访先生到80年代末年赴美的这四年多时间里，我大概平均至少每两三个月就去拜见先生一次，而且常从他那里借阅北大图书馆一时不易看到的比较新的外文书，现在记得起的有耶格尔的《教育》（Paideia:the Idealsof Greek Culture）英译本、柯拉考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的诸种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desintellectuels）、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等等。其中最后一部书我读后深感困惑(今天看来，这部书完全就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曾针对书中对柏拉图连篇累牍的批判就教于先生。先生当时以我所罕见的激动语气说道，波普尔这部书实在不好，对柏拉图的攻击是肤浅的（似乎还说过波氏是个伪哲学家这样的话）。在我与何先生多年的交往中，这大概是他说过的对任何人或任何书最重的批评了。
在何先生的学术兴趣里，历史哲学占了很大比重，他翻译德国历史主义的末代传人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后来我去柏林自由大学留学，看到那里的历史系就是以他命名的）的书，介绍康德、狄尔泰、特洛伊什（Ernst Troelsch）、科林伍德的思想，都是在这一核心兴趣的驱动下完成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攻读这些人的著作，特别是梅内克的主要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des Historismus，记得何先生从国外带回一套英译本的复印件）。后来证明，这部书对于我确定学术兴趣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与我结识何先生几乎同时，我在北大正不断受到马希文、严勇师生二人所体现出的数学和唯实论式思维的强烈冲击。塑造和支撑着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科学主义、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实用主义似乎要从根本上动摇我自幼在美术和文学的熏陶下形成的人生观。在我的这场人生观危机当中，我当时预感到，历史主义也许能为我提供一个航标或者压舱石，帮助我抗击科学、逻辑与实用主义的冲击，找回艺术与诗歌的立足之地。我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期盼开始阅读梅内克的《兴起》一书的。然而通过阅读这部书了解了历史主义的缘起与发展史，并未能使我拥抱作为一种学说或学科的历史主义，也未能让我在其中找到针对科学主义、逻辑分析和实用主义的解药，反而令我认识到，作为一种理论表述、甚至作为一种哲学，历史主义是贫瘠的，任何对历史主义作理论化、概念化阐述的尝试是注定不会开花结果的。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意志造成的浩劫，也在纸面之外宣告了歌德、黑格尔以来在德国一度蔚然大观的思潮的破产，而梅内克本人对二战反思的小册子《德意志的浩劫》（有何先生中译本），不仅无力对造成这场浩劫的思想史原因作出充分的反思，反而无意中更彰显了这一思潮的无可救药的悖谬与宿命的悲剧。
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我和严勇开始攻读伽达默尔的名著《真理与方法》的英译本（记得当时某哲学杂志已经刊载了甘阳的个别章节的翻译），并常常展开讨论。而且对这部著作中涉及的核心问题的思考，并没有随着我来到美国而停止，反而由于来美后身处侯世达及其学生们（其中有日后成为人工智能研究重要学者的Melanie Mitchell和David Chalmers）所组成的美国人工智能研讨班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变得比在北京时期更迫切了。我在北大和印第安纳大学那些年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考，最终化为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所作的硕士论文：《作为自我知识的应用中的精微：对伽达默尔中“应用”概念的批判》（Subtilitasapplicandias Self-Knowledge: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Application in HansGeorg Gadamer’s Truthand Method）。我在论文中试图说明，欲要揭示超越了方法所能致的极限的真理，必须依赖中世纪以来欧洲哲学里说到的解释者在实际应用中所应具备的致精微的能力（subtilitas applicandi），这种能力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哲学家那里，有时叫作“常识”（sensuscommunis），同时也与狄尔泰所谓的“体验”（Erlebnis）密切相关，而历史意识（也可以叫作历史感甚至历史主义）必然是这一解释学操作的必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与其空谈历史主义（梅内克等人推崇的歌德关于有机整体的学说在这样的话语里最后变成不待语言批评也已没有意义的玄谈），不如致力于对这种致精微的能力的修炼；而从事这样的修炼，没有比诗更好、更恰当的场地了。就这样，我多年来同何先生就历史主义的探讨，连同我对伽达默尔的研读，对侯世达等人关于人工智能理论讨论的观察，最终让我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美术与诗里，解决了仅信赖科学主义、语言的逻辑分析、实证主义所带来的精神危机。1993年硕士毕业后我到耶鲁比较文学系深造，标志着我对思想史的兴趣的终结，从此投身于在古今中外诗歌中寻求致精微的能力的事业。然而此前那一段在实证分析哲学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动摇与追求，也绝非是虚掷的时光。那一段精神的历程让我一方面从此能更好地理解功利主义者和逻辑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早年经历的精神危机和他最终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歌获得解脱的历程，更好地理解侯世达为何要翻译普希金；在另一方面，它让我时刻保持着对文学理论和对诗化语言滥用的警惕。
谈李泽厚与王浩
除了与这些书和论题有关的话题，与先生的谈话，还涉及一些先生的前辈和同辈学人。记得他曾多次谈到过去在科学院作侯外庐助手的事，对侯先生言论中涉及唯心唯物这类六七十年代的中心话题有争议的地方，多有辩护。还有几次，先生也谈到他原在社科院的同事、哲学家李泽厚。我自己是在大一的时候读的李泽厚先生的名作《批判哲学的批判》。这部书对于我研读批判哲学，有引路之功，故而相比于同我身处的时代颇有隔阂的与侯先生有关的事，我对于关于李泽厚的话题，更感觉亲切些（写到这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北大期间，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包括李、何二位与中文系的陈贻焮等湘籍学者地方是有多么深广！）。何先生的话大约是说，哲学所应该对待李先生的工作更宽容些才好。这些话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无关痛痒，然而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也受到批判的当时，是很公正、很勇敢的。
此外，在得知我参与涉及数理逻辑和哥德尔定理著作《集异璧》翻译是工作时，先生谈到他昔日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后来成为哥德尔助手的旅美学人王浩，讲起他访美时与昔日同窗如何重见的事。80年代末我离京赴美前，先生交给我一封信带给王浩先生。我到美国后，在侯世达教授主持的认知科学研究所工作，知道作为《集异璧》一书作者的侯世达教授，当然熟悉王浩教授关于哥德尔的书，也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此外却并无来往。应该是在到达印第安纳的当年年末，跟王先生通过一次电话，也把何先生交托的信转寄过去了，但是最后由于我最终决定读比较文学，放弃攻思想史或哲学的想法，也就没有跟王先生发生更多联系。
记得离京赴美前同先生见过的最后一面，是离动身大约一个月之前的某个傍晚，而且当时还有思想史所新入职的几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学人一同参加。我们都聚在某个阳台上，不远处的荷塘飘来暗香，天空从有余晖残照到完全黑下来，一切只在不知不觉中，而那一年初秋的清华园显得格外宁静……
何先生是我所亲炙过的最具赤子之心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侯世达）。认识与不认识我的人大多知道，我一向是非常反感中国学界和媒体无限拔高花样吹捧学者作家等文化人的人品的：活得足够长就谥为德高望重，命短横死的就封为圣徒等等。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每分每秒都在作出道德判断、采取有道德后果的行动，不是说笔下生花就意味着道德圆满，也不是说文章桀骜不驯就是恶棍。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账簿，最终只有在造物主那里才能得到全面的、最终的审计。凡人如果要越俎代庖，乱发封号，不是妄诞，便是携私。但是就我就学于先生的那些年的经历而言，我可以作证，他是我见过的最谦逊、最无私、最乐于扶助后学的前辈学者。考虑到他一生所曾经历的时世变迁，他远超他大多数同代人的学识，他等身的著述，能在所有这些之上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自觉是愧不能望其项背的。跟同样葆有赤子之心的侯世达一样，他们的学问我虽早已远离，与他们本人也已暌别多载，然而他们的赤子之心的柔光时时能在我情绪最黑暗的时刻照亮我，让我对人性不致绝望。
絮絮叨叨，不觉就已说了这许多，然而若与我更鲜活的记忆相比，又觉挂一漏万。总是要结束的，那就不妨让我以先生翻译的一段帕斯卡的名言，奠于他的灵前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2021年5月29日于特里尔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刘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