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袁嗲嗲”走了。几天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笼罩在悲伤的阴影下。胡忠孝说，“没关系的，过几天我们就好了，照样下田。”5月24日，接回袁老的骨灰后，胡忠孝就下田去了，“科研还得继续”
文 / 本刊记者 王佳薇 发自长沙
实习记者 景婷婷 封面图 / 本刊记者 方迎忠
“永远不会离开”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十余年，李建武总有种错觉，“觉得袁老师好像永远不会离开。”
2020年12月20日，两人一起在三亚南繁开会时，“袁老师精神状态还特别好。”那场围绕着“超级杂交水稻亩产1200公斤”的研究会议由袁隆平亲自主持，他召集来全国各地的专家，共同讨论如何达成“超级稻”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
袁隆平在会议上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是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另一项则是，双季稻亩产3000斤。袁隆平倾听二十多个基地的实际情况并部署完成后，两个小时过去了。老人依然神采奕奕，为即将实现的目标而兴奋。
“高产、高产、再高产”的目标几乎贯穿于袁隆平一生，也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稻中心”）的年轻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创立水稻中心时，袁隆平54岁。往后的三十余年，无数研究项目在此落地成形，这里也见证了超级杂交水稻从设想到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的目标。
1982年，袁隆平培育出来的“南优1号”投入推广与生产不到十年时，胡忠孝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位农户家中。彼时，他们家种植的仍是常规水稻，一家九口，仅有4亩田地。产量低不说，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再饿都不能吃。”也因此，胡忠孝对贫穷的记忆深刻，发誓要通过读书，摆脱种田的命运。
“但最后还是种了地。”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胡忠孝进入水稻中心，担任《杂交水稻》的期刊编辑。他一边做研究，一边下田，“以前虽然在家里种了这么多年水稻，但对科学知识并不了解。”
下田的人没一个是皮肤白皙的，在田里待得久了，胡忠孝晒得皮肤黝黑，头顶一圈头发略显稀疏，“那是日照的作用。”他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在水稻中心，区分一个人研究方向的方法之一是看“肤色”。工作十余年，他从未有过发福的烦恼，一年365天，“我们有360天都在田里”，这样一来，反倒更像农民。他记得2005年初入水稻中心时，在电梯间里碰到袁隆平，袁说，“小伙子精瘦精瘦的。”胡忠孝丝毫不怯场，回应道：“短小精悍。”
真正入行后，下田成为胡忠孝最快乐的时刻。做育种工作，是“累并快乐着”。“我的儿子我可以一个星期不管他，但我一天不看我的田，我整个人都不舒服。”田里的情况每天都不一样，如同新生儿，变化以日为计量单位。
▲袁隆平与胡忠孝 图/受访者提供
对胡忠孝而言，科研最迷人的部分在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去组织材料。水稻的杂交没有固定套路，每位研究者的思路都不尽相同。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杂交出来的水稻并未按设想生长，那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所以袁老师不是说嘛，‘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时，他也会想，1964年7月5日那天，“袁老师如果在家里睡觉，历史不就改变了吗？”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胡忠孝最近忙着播种，四千多份种子，其中有一千多份的材料他还没顾得上记录。做杂交、观察，并写下每个品种的性状、抽穗与分裂时间，他的工作手记攒了厚厚一沓，整齐码放在办公室书架上。
多数时间，胡忠孝都待在田里。随着长沙市的城市化发展，位于芙蓉区远大路的水稻中心周边环境已不再适合水稻种植。三年前，水稻基地搬去了长沙县春华镇，他的工作地点也转移过去。占地四百多亩的基地，他在那儿有二十多亩田。
自由散漫惯了，胡忠孝很少打卡上班。有时醒得早，他习惯看会儿稿子，趁天色微亮，便动身去田里。近40公里的路程，开车要花一个小时。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工作日下田，周末审稿，像陀螺一样，无休无止。
采访当日，胡忠孝刚参加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出版培训会。他匆匆赶回水稻中心后，没寒暄几句，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自己的农学研究之路。办公桌脚下几袋种子随意堆着，那是他这周准备播的种子。
和李建武一样，胡忠孝最后一次见袁隆平是在三亚南繁。对育种科研人员而言，不同生长周期的水稻（早稻、中稻、晚稻）都要观察记录，如此一来，在时间平衡的基础上，“只能长沙种一季，三亚种一季。”每年的11月到来年4月，水稻中心的一大半人员都要到南繁基地做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起，袁隆平每年都会在此过冬。3月，袁老没摔伤之前，胡忠孝几乎天天能见到他。91岁高龄的袁老不再和他们一起打气排球，年纪愈大，“他的肺部问题愈发严重”，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谈起水稻时仍精神矍铄。
后来的情况虽大致可以预料，但这些年轻人未想过老人的病情急转直下得如此迅疾。5月22日，袁隆平逝世的假消息释出后，胡忠孝立刻哭了，“心里很难接受。”下午1点，消息证实后，他带着一对儿女赶往水稻中心，去见袁老师最后一面。
“为什么会带小孩？”
“我想等他们长大，一定会记得这一天。”
如父如子
这一天，长沙小雨。
袁隆平去世消息得到确认3小时后，载着他灵柩的车队自湘雅医院出发，经远大路，笔直驶入水稻中心。
一起送行的，还有许多闻讯赶来的市民，细密的雨落在围观者严肃的脸上。灵车绕水稻中心一圈，“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的黑色条幅连绵至道路尽头。
吴朝晖顾不上去见袁老师最后一面。作为水稻中心后勤处处长，他忙着安排安保、车队和现场管理，“没有心思哀伤。”
有一件事，吴朝晖一直记在心里。年初在三亚开高产攻关会时，袁隆平反复对他说，“你要认真搞科研。”后来回过头再琢磨这句话，吴朝晖估计，袁老是不想自己因为行政后勤工作而把科研放下。
“他一直都要我多搞科研。”2016年，吴朝晖挂任龙山县主管科技的副县长两年后，组织部找他谈话，有意继续留任他。他私下和袁老讲这事，老人说，我都不懂政治。吴朝晖决定放弃，回到水稻中心一边管理后勤，一边继续水稻栽培方向的科研。
2013年，吴朝晖被袁隆平派到山东负责“超级稻”的高产攻关，随后，在青岛市委的提议下，“海水稻”（耐盐碱水稻）的概念成形。
这一概念引发争议，不看好者称，“良田老百姓还不愿意种，还搞什么海水稻。”当地农田抛荒严重，谷贱伤农，农民不愿种水稻。“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所以袁老师一直提出要补贴粮食。”吴朝晖介绍。
吴朝晖觉得，袁隆平有一颗宽容的心。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是不是水稻中心的人，只要从事杂交水稻事业的，他都高兴、支持。2020年10月，山东耐盐碱水稻实现5%的盐度突破且亩产量超450公斤，这距离袁隆平“亿亩荒滩变良田”的愿望更近了一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试验结果来检阅分析的，不是谁靠吹嘴皮子就能获得工作的认同。”
其他时候，对于吴朝晖来说 ，袁隆平是近乎父亲的存在。袁隆平喜欢叫吴朝晖“吴司令”，觉得他“做事雷厉风行，交代的事情都能办好”。吴朝晖每次在袁老家做客，老人见到他，总会说：吴司令来了，找我什么事？
吴朝晖是袁隆平的第一届博士生，入学时已经31岁。除了科研，袁隆平还关心他怎么不结婚，私下询问他的硕士导师。
袁隆平找吴朝晖到办公室谈话，聊找女朋友的事。“他不直接问，而是讲自己的经历。叮嘱我碰到好的就找，碰到谈恋爱然后又分手，也不要太悲伤。”吴朝晖说。“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待遇。”一次采访，袁隆平对记者说，你们电视台女生多，给我的学生宣传宣传，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于是，那阵子吴朝晖的手机被打“爆”了。他对袁隆平说，“嗲嗲，你害惨我了嘞”，语气里带着撒娇。后来遇到现任妻子，吴朝晖带她一起去见袁老，袁老很满意，催着他们当年就结婚。
“嗲嗲”是湖南话中对亲昵长辈的称呼。对整个水稻中心来说，袁隆平是大家长，“像父辈一样”。生前，水稻中心的人、财、事他都管，小到3万元以上的经费开支，大到科研方向的规划与任务安排，事无巨细，一一经手、主持。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了16年的胡忠孝早已熟稔老师的风格，“他安排好任务后，我们就自己去做，不用早晚汇报。他完全放手让你去干。”他对结果当然很关心。“成功了，他很高兴，像个孩子一样。没有成功，他感觉有些闷闷不乐，鼓励大家明天继续搞。”
▲因为常常在田里写观察笔记，胡忠孝的本子总是沾有泥点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大家的“袁嗲嗲”走了。几天来，水稻中心笼罩在悲伤的阴影下。胡忠孝说，“没关系的，过几天我们就好了，照样下田。”5月24日，接回袁老的骨灰后，胡忠孝就下田去了，“科研还得继续。”
“在地”性
袁隆平曾说过，“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如虎添翼。”这句话后来被完整印刷到了水稻中心综合实验楼一层的墙壁上。
实验楼是2012年建好的，一共8层，吕启明的实验室在一层。博士毕业后，他在导师的推荐下加入水稻中心，那是大楼建好后的第三年。“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的产量比常规稻要高，我们想把它的内在影响基因挖出来。”他的研究偏向基础研究，围绕杂交水稻的遗传规律展开。
▲在南繁基地，吕启明（左二）与他的同事们 图/受访者提供
读博时，吕启明很少下田，多数时间闷在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水稻中心讲究“在地”性，研究人员也要下田，到全国各地的基地取样、观察。问题总是不断涌现，他们直接面对水稻生长中的问题，一一研究，寻找解决之道，比如耐盐碱水稻这一品种的应用。
吕启明喜欢下田。他读博时的多数同学进了研究所，有些留在高校。时间久了，与他们交流时，他发现，对方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非常地深入、精细，“但是离生产远了点”。习惯了实验室和基地两头跑之后，他觉得“多接点地气好一点”。
这点与唐丽不谋而合。她小时候在安江农校长大，1984年袁隆平从农校离开时，唐丽一家搬进了袁隆平住过的水塔下的房子。那年唐丽才两岁，对袁隆平印象不深。父亲也是做育种的，唐丽童年时很少见到他，觉得他像候鸟，辛苦，但“很有奔头”。
唐丽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老师，后来加入了水稻中心。她记得刚来那会儿，实验楼还没盖起来。“那个时候分子技术平台还是很弱，每年经费可能就是三四万，不像现在，每年国家会拨款几百万支持。”
▲实验楼的走廊上，摆满了种子材料
吕启明入职的同年，唐丽由行政岗位转到了研究岗，研究低镉水稻。“袁老师一生都在为粮食安全做贡献，他追求产量，我们追求粮食质量安全。”唐丽说。在袁隆平追求产量的前提下，水稻中心的这批年轻人在背后研究抗稻瘟病、镉低积累水稻分子育种、杂交水稻亲本遗传规律等。
年轻一代研究者可能面临的窘境，邢俊杰都碰到过。2013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决意投入抗稻瘟病的研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稻瘟病研究当时在国内颇为小众，光是筹集资金组建实验室和团队便尤为困难。后来袁隆平亲自拨款，研究才得以进行下去。
类似的故事，时常在水稻中心上演。如果有足够耐心追问，每个人都能讲出些自己与袁老师的联结。
似乎没人能否认，“有袁老师这棵大树在，只要你做出什么东西来，基本上全国都能够看见。”
过去三十余年，袁隆平的声望护佑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而占地不大、位于长沙马坡岭一隅的研究院有着数个国家级平台、水稻国家工程实验室。
袁隆平去世后，对于研究中心的年轻人来说，接下来便是如何走的问题。“一下子感觉失去很多，以前很多事情都是袁老师为我们操心，亲力亲为。”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当天下午，李建武计划要去参加水稻中心举行的科研会，后来因为人不齐，会议延期了。“慢慢地，我们肯定要把这个思路理清楚——把袁老师的精神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