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县本是一个名不经传的穷乡僻壤，然而到了10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三个“大人物”的出现，使它声名大振，成为了“钟山之灵秀”的“贵州一景”。而这三个“大人物”，便是贵州省都督、督军刘显世、黔军总司令王文华，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在蒋介石呼风唤雨的20多年之中，何应钦可谓是位极人臣。他与蒋介石既是校友又曾共事，虽未义结金兰却有知遇之恩。但两人既有权力之争，又要互相利用，关系极为微妙。正如蒋介石所说：“没有我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赴台之后，何应钦非常识趣地做了“顺民”。
一，
何应钦，1890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市泥凼镇。他7岁入乡塾，13岁入县立高小，17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进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并于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与蒋介石同时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遇到了其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彼时，王文华正任黔军总司令，何应钦受其之邀参加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贵州举旗响应，何应钦一到贵阳，即被委以重任，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1920年末，何应钦参与谋划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贵州都督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但刘显世并不甘心于失败，于1921年3月派杀手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一死，何应钦自然也没了靠山，于是他被迫逃亡云南，投奔滇军总司令顾品珍。
虽说此时何应钦已离开贵州，但刘显世并不想就这样放过他。于是，刘显世又收买了杀手在昆明一茶楼中对何应钦行刺，致何应钦胸部、腿部连中数枪，幸亏随身副官抢救及时，送入了法国人办的医院使之幸免于难。
经此事后，担心受怕的何应钦带着妻子一起前往上海，投奔了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俨然过起了寓公生活。至此，何应钦第一个人生的小巅峰以失败落下了帷幕。
1924年，何应钦经王伯群等人介绍，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命于蒋家王朝的开始，何应钦也因此飞黄腾达，以至于以后十几年中长期在国民党内部局蒋介石一人之下。
二、
1949年，随着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步步败退，随着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何应钦于5月30日辞去了自己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职位。
何应钦辞职后，原准备前往美国当寓公，安度晚年，他早年曾在美国购置了别墅，为自己留了退路。但蒋介石似乎并不想让何应钦就这样离开政坛，他当即命令何应钦必须火速赴台“同甘共苦”，并为他准备了专机。
当时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国民党要人纷纷逃亡海外或滞留香港，何应钦为此也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他心里明白，在非嫡系者看来他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其实他与真正的嫡系之间还是有种种隔膜的。然而，最后何应钦还是听从了蒋介石的召唤，携带家眷去到了台湾。
赴台后的何应钦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没有一处可以住的地方，没有几个认识的人，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再理他了。好在何应钦为人宽厚谦和，颇得部署的好感，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钮先铭见何应钦如此落魄，便将自己居住的位于台北的一幢小楼让给了何应钦一家。这幢小楼产权属于台湾省物资局，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对何应钦一家却是雪中送炭。
驰骋疆场大半生的何应钦，此时闲下来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所思之“过”，便是参与桂系逼宫与西安事变中的主战，生怕蒋介石算旧账拿他开刀。在台湾政局尚未明朗化，个人前途未卜之际，何应钦处处如履薄冰。好在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正忙于“总统”复出，对何应钦也只是偶尔垂询一下。
1949年12月7日，台湾总督府门前挂出了“总统府”的招牌。蒋介石急欲复职“总统”，蒋经国振翼待飞，昔日四大家族也只剩了蒋氏一家，何应钦自知重温过去权倾势重的旧梦已无可能，素有“自知之明”的何应钦深谙蒋介石的为人，为避免未生奢望而引起猜疑，特意于蒋介石对其下手之前公开了自己的态度。
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就台湾政局访问何应钦，原以为这位国民党忠臣能有见地高深的观点，不料，何应钦却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忠愿说，从政时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
何应钦如此“识相”，自然给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在蒋介石复职一事上，何应钦的表现也颇得蒋介石好感。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放弃“代总统”之职，蒋介石的复出，既要有千呼万唤的过场，又要在“法理”上剥夺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何应钦先后两次与李宗仁共事，对李宗仁的为人无不好感，但为了消除蒋介石的猜忌，不得不抛弃对李宗仁的私情。
在1950年2月12日台湾“监察院”提请“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时，作为大陆时期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表现。面对余怒未平的蒋介石，何应钦积极发言，弹劾李宗仁，请蒋介石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在23日的中常会上再次慷慨陈词，请蒋介石复职。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那里拿过来，送给了何应钦。尽管是虚职，但何应钦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此后，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表现自己，以博得蒋介石的青睐。
1950年8月，“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将过去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改造为真正蒋家天下而特设的核心权力机构，16名委员全部是能够为蒋家父子效命的对象，其中陈诚首当其冲。而何应钦、顾祝同、阎锡山、白崇禧等人毫无疑问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
两年之后“改造”结束，蒋家的异己力量被压制，非嫡系者被解除兵权，剥夺实权，为蒋经国的崛起扫清了障碍。也是为了安慰这些以前的重臣，蒋介石特设了一个所谓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并亲自提名48人称为该会委员，何应钦便为其中之一。而对于这样的安置，何应钦也是无可奈何，欣然接受。
在新的权力机构中，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陈诚的再次得势，是与其相斗多年的何应钦最难以接受的。但是何应钦的长处之一，便是得势时少有骄矜，失势时能够自我调节，泰然处之，对陈诚成为“中常委”，他都能不动声色地欣然拥戴。
三、
何应钦失势未失宠，得益于他远离权力核心以后，没有丝毫的愤懑与牢骚，而且紧跟着蒋介石的步伐。也是因此，何应钦与蒋介石、陈诚的关系反倒日趋和谐了起来。
何应钦如何紧跟蒋介石的步伐呢？一个字，捧。
何应钦以追随蒋介石多年的“老兵”的名义，到处鼓吹蒋介石，树立蒋介石所谓的“光辉形象”，以此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比如在1952年10月31日蒋介石66岁生日时，何应钦就曾发表了《“蒋总统”的远见》一文庆祝。文中吹捧蒋介石的远见，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
再比如1953年蒋介石67岁生日时，何应钦又发表了《“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把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与抗日战争的胜利，统统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证明蒋介石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而且还具有政治远见。
也是因此，以后蒋介石每逢生日，他都要何应钦来发表文章或者讲话。
蒋介石对何应钦赴台后“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心领神会，乐于接受，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政治上给予他高于其他所有失势人员的待遇，让他保留着几项荣誉桂冠，同时对他表现出的最大限度的恩宠，也给予了极高的荣誉。比如1959年何应钦70大寿时，蒋介石就亲自写了“同舟共济”的寿屏送给了他。
1975年蒋介石离世之后，何应钦又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了蒋经国身上。也是为了感谢何应钦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1979年何应钦90岁大寿之时，蒋经国在“总统府”为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激动不已。
1984年何应钦95岁时，台湾当局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等丛书11种共12册，作为何应钦95岁的寿辰贺礼。
何应钦自己认为，蒋介石时代所给予他最大的荣誉是在南京主持受降大典；蒋经国时代所给予他最大的荣誉则是九十和九十五寿诞祝贺。从身处逆境如履薄冰，到得此荣耀荣宠，而且风光快活地度过后半生，在去台后被剥夺了实权的大陆时期的权贵中，也只有何应钦一人。
四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其家庭深厚却十分幸福。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其父王起元为兴义“八大户”之一，其母刘显亲为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何应钦与王文湘于1916年结婚。
王文湘小何应钦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虽出身于富贵之家，但却平实简朴，且能吃苦耐劳，多年来跟随何应钦既享受过“夫贵妻荣”的福禄尊崇，也承受过升降沉浮、生死忧患的重负。
作为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妻子，王文湘既要为何应钦主持家政，又要协助他从事社会活动。为了便于及时了解上层动态信息，消弭对何应钦的不利，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妻子们应酬周旋必不可少，其中与宋美龄的交往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多有摩擦。而每当他们的关系紧张时，王文湘便会借叙姐妹之情或请教圣经之机从侧面巧妙化解，以求通过宋美龄的“枕边风”改变自己丈夫的处境。可以说，何应钦与蒋介石最终能融洽相处，与其妻王文湘有很大关系。
王文湘六十寿辰时，宋美龄曾亲手绘制了一幅墨兰图，并由蒋介石亲自题词。这在国民党上层中，获此殊荣的绝无仅有。同时，在何应钦的社交往来中，凡何应钦本人不方便处理的，均由王文湘出面处理。
何应钦对王文湘也是一往情深，多年来在国民党官场中有“第一好丈夫”之称。王文湘终生未生育，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被何应钦怒斥回绝。后来，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他们，以排解他们膝下无子的孤独。
五、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何应钦作为何氏宗亲中职位最高、最受尊崇的一员，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但由于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因荣获终生军籍，一心向往却不能加入宗亲会，令宗亲会所有成员以及他本人深感遗憾。
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作为贵州老乡中最显贵的人物，何应钦同时成为了贵州旅台同乡会的一面旗帜。尽管他本人一生谨慎，对同乡少有关照，但到了晚年，台湾同乡会的重大活动都邀请他参加。每当同乡会为他举办生日宴会，拒绝不了的，他总是叮嘱对方不可铺张，宴会中从不摆架子，总是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与趣事，让同乡们深感亲切。
愈到晚年，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愈重，那些荣衔虚位终究无法填补内心深处的空白，更代替不了叶落归根的期盼。每当贵州同乡来访，谈起家乡风土人情，历史故旧，他总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
自1986年开始，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5月1日患脑中风住进“荣民总医院”。医院使用最好的药物与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地延长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一家，与何应钦的侄儿侄女们，也都轮流在医院陪伴，希望他能平安度过百岁寿辰。
然而，医生已无力回天。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尽力延续他的生命。到了21日上午7点30分，终因心肺衰竭而停止了呼吸，结束了他97个春秋的生命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