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西来｜用故乡的金樽，斟北魏的美酒，这是波斯王子的诗和远方…

▲萨珊银盘上的狩猎男子 北魏

据称是萨珊王朝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

1981年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出土

▲铜鎏金高浮雕人物动物纹高足杯 北魏

1970年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鉴一件宝，

见一座城。

在大同市博物馆，

一件件文物化身“讲述者”，

为你打开历史的通道，

揭秘藏在时光深处的故事。

本期的主角是波斯王子，

听他讲述北魏时代的丝路故事。

往期回顾

盛世大唐，万国来朝，

梦幻长安，是世界的中心，

殊不知，早在大唐之前，

北魏平城的街头，

已是万商云集、歌舞升平，

深目高鼻、螺发碧眼的歪果仁

携带着本国最精美的器物，

与东方文明交流融汇。

金樽美酒、玩赏珍奇，

在王族盛宴和客栈酒肆之间，

烘托着盛世的奢华……

关于丝路起点的争议还在继续，

而来自万里之外萨珊王朝的商队、乐团，

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已造访平城……

当年开放的北魏平城，吸引了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商人来这里进行商贸交流。印度商人、波斯商人，不远万里把最好的东西运到平城。玻璃器、金银器、珠宝首饰、香料、毛织品、马匹……

这其中就有我们波斯国珍贵的银币、金樽酒杯等。这些宝物上一定是有国王、王子的形象。于是，我被带到了这里。

胡风、胡韵、胡乐、胡商、胡伎、胡俑、胡奴、胡僧……由丝路进入平城的外来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模样，这其中就有萨珊王朝。北魏金银器里，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影响，甚至器物本身就是波斯出品。这也是平城丝路的最好见证。

萨珊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公元224年——651年）。

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共存超过400年。领土包括当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波斯湾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控制范围甚至延伸到印度。

它是伊朗或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见证了古波斯文化发展至巅峰状态，影响了罗马文化，而且远超出它的边界，遍及西欧、非洲、中国及印度等。

波斯的金樽杯里，酙着北魏的美酒。随着北魏墓葬里金银器的出土，1500多年前的辉煌平城越来越明晰。

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口径10.2厘米、高4.6厘米。口沿及上腹各有一圈联珠纹，腹壁被由底部伸展而出的“阿堪突斯”叶纹分为四个区域，每组叶纹之间有一圆环，共四个环。

每个环内又锤揲出一个人物头像。人物侧身，深目高鼻，穿翻领上衣。这件文物显然来自西方。

1970年出土于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窑藏遗址。口径9.6厘米、底径5.4厘米、高11.5厘米。

杯外装饰有缠枝葡萄，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由葡萄藤组成的五个圆环布满外壁。葡萄藤上饰有飞鸟，在环绕外壁的五个圆环中饰有童子。五个童子形态各异。

腹底饰花叶纹与联珠纹各一周，圆底外周饰“阿堪突斯”叶纹。这种题材应与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酒神节有关，应是舶来品。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口径 10.2厘米、高4.6厘米。

“阿堪突斯”叶纹将杯腹划分为四个区域，每组叶纹之间有一圆环，环内锤揲出一个人物头像。头像皆侧身，深目高鼻，穿翻领上衣。

1970 年，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的北魏遗址中出土。碗口径 8.5厘米、高 5 厘米。侈口，颈微束，弧腹，圜底。

口沿与颈腹交接处各有一道联珠纹，两道联珠纹之间施两道绳索纹。外腹部以四个植物叶作四等分，每一等分中有一圆形徽章式纹样，徽章内就是波斯王子。

波斯王子阔眼，高鼻，厚唇，大耳，波浪发。头戴圆帽，还有项链。圆点纹的“V”形领。他的身份当然是有证据的。

银碗上的徽章式半身人物像是专家们争议的焦点，有人认为是希腊文化特征，也有人考证为萨珊时代的产物。总之，这位戴圆帽的老兄藏着那个时代的秘密。

这些出土于伊朗、收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银碗同样有这样戴着帽子的老兄。侧脸、戴帽，是典型的萨珊波斯王朝的特征。

1970年于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窑藏遗址出土。最长口径23.8厘米、底径5.4厘米、高4.5厘米，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一件多曲长杯。

八曲花口式杯口，每一曲在口沿处旋绕成云朵状的花瓣。内底中心有二兽嬉戏，杯口外壁有大夏文铭文。

内底锤揲的怪兽纹是印度古帕塔艺术的装饰主题， 与中亚地区的艺术风格相近。经学者考证，这件器物应为5—6世纪的大夏银器，在国内极为罕见，其风格直接影响了唐代的金银器，是一件经由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

1981年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出土。口径18厘米、底径4.5厘米、高4.1厘米。属国内发现最重要的一件萨珊金银器。

盘内是一场惊险的狩猎画面：一男子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猎捕野猪。男子是典型的波斯贵族形象，深目高鼻，络腮长须，头发卷曲，头戴半弧形冠，边饰联珠纹，冠后有萨珊式飘带，戴缨珞、耳饰、手镯。腰带上挂箭筒，足蹬半长筒靴。

据说这是萨珊王朝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他双手横执一矛，矛尖已刺入一野猪右额，右脚反踹由后方袭来的野猪，另有一头野猪正从前方的芦苇丛中窜出。

1970年在大同城南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口径9.4厘米、底径4.9厘米、高10.3厘米。

这件高足杯的颈部有八只卧羊，现存七只。杯身腹壁由底向上伸展出四组“阿堪突斯”叶纹，叶纹之上承托一男性头像。叶纹之间又有女子拿着器物，两足交叉站立。这也同样是一件萨珊王朝的饮用器具。

银勺通体素面无纹饰，银筷的底端为花苞样式，两件银盘直径皆为15厘米。

2003年在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群出土。

2010年在大同市御昌佳园北魏墓群出土。

1988 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口径6.2厘米、底径5厘米、最大腹径11.2厘米、高14.4厘米。

罐口微侈，颈略内收，卵形腹，底内凹。口沿内有一周弦纹。肩部有两组凹弦纹。腹部中间处也有一组同样的凹弦纹。

银罐由上下两部分焊接而成，整体颜色偏黄，应与当时银的提纯技术有关。

公元5世纪的平城，

是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城市，

尤与萨珊波斯具有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平城出土的中亚与西亚金银器与玻璃器

印证了这一史实，

这些联系直接促进了北魏玻璃工艺的发展，

并对隋唐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广泛影响。

接下来推出的是，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王银田

撰写的文章：

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

▲鎏金童子葡萄纹银高足杯

大同城南轴承厂窖藏出土

公元5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拓跋鲜卑在黄河流域的崛起，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鲜卑民族自身，而且对整个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继汉代之后再度畅通，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北魏都城平城所在地大同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大量北魏墓葬，其中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于1988年秋季发掘，共清理北魏墓葬167座，出土文物一千余件，是到目前为止北魏墓葬发掘中规模较大的一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该墓地共出土有4件银器与1件玻璃器明显具有西域特征，它们分别出自M107和M109，即M107的鎏金錾花银碗、磨花玻璃碗和素面银罐，M109的鎏金錾花高足银杯和素面银碗，其中鎏金錾花银碗和鎏金錾花高足银杯的上部基本相同，这里重点研究出自M107的鎏金錾花银碗和磨花玻璃碗，并由此探讨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的关系。

1970年，大同市轴承厂在位于市区城南工农路(现改称迎宾东路)北侧的厂区内动土时发现一处北魏遗址，并出土鎏金錾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3件，八曲银洗1件，此后该厂区陆续又出土石雕方砚1件，石雕柱础以及多件铜鎏金铺首衔环。这批文物中的石雕方砚、石雕柱础和铺首衔环与80年代以后大同历年发现的各类遗存以及云冈石窟的资料进行对比，其年代可明确断定为北魏平城期后段，即孝文帝都平城时期(466～494年)，而其他5件金属器物的特征则说明其来自中亚或西亚。1981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市区以西5公里的小站村发掘正始元年(504年)封和突墓，出土狩猎纹银盘一件，同样为丝绸之路的泊来品。

▲大同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的

鎏金錾花银碗

▲北魏八曲银杯

1970年在大同城南轴承厂窖藏出土

大同出土的这6件中亚、西亚金属器，自发现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各家观点亦不相同。宿白先生将轴承厂遗址除八曲银洗以外的5件器物年代定为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孙机先生经与俄罗斯列宁格勒艾尔米塔博物馆所藏的类似器物进行比对，认为鎏金錾花银碗为嚈哒制品；林梅村先生根据器物刻铭认定八曲银洗为大夏制品；齐东方先生则倾向于萨珊波斯；夏鼐先生认为“3件鎏金高足铜杯和1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中亚或西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1988年鎏金錾花银碗和3件鎏金高足铜杯赴日本参加奈良国际博览会的《丝绸之路文物展》，日本学者认为可能全部为拜占庭制品；2001年夏，笔者陪同俄罗斯圣比得堡艾尔米塔博物馆中亚考古专家马尔萨克考察大同这几件珍贵器物时，马尔萨克认为狩猎纹银盘为波斯属国制品，高足高浮雕人物纹铜杯则具有明显的希腊风格；孙培良先生认为轴承厂遗址出土的5件金属器皆属萨珊波斯，錾花银碗上的人物与安息王朝钱币上的人物相同，可能来自波斯东北部的呼罗狦(今译霍腊散)，应该是在迁洛以前流入平城的。

出现这样的分歧是难免的。自古两河流域、古罗马、古希腊以及伊朗高原和中亚的交往就十分密切，伊朗至中亚一带曾经长期受到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而波斯与中亚各邻国的频繁交往，以及王朝更迭引起的疆域变化，致使文化方面的交互影响也十分明显，以至于整个两河流域、伊朗以及中亚的器物文化相互揉和，彼此渗透，长期以来难于辨认。例如始建于公元前518年的著名的波斯波利斯城，其建筑技术，建筑风格，装饰纹样，出土遗物等既有伊朗本土文化特征，同时也显示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风格，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乌克兰、高加索、黎巴嫩、巴比伦、阿富汗、塔吉克、阿尔泰、印度等等，充分说明了波斯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帝国占领中亚、西亚，伊斯兰教广泛流行以前，这里的古代民族多信仰祆教，流行火葬与天葬，鲜有明确的墓葬资料可资比对，不似古代中国的墓葬文化，因大量而成序列的墓葬遗留下来，致使大量随葬文物得以保留至今，多数器物的年代与文化属性是较为明确的。可资对比的国外资料本身多是无确切出土地点，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的传世品，有的对比资料本身尚存有争议。

▲大同南郊M107出土的錾花银碗

大同南郊M107出土的錾花银碗与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錾花银碗基本相同，但器底中心光滑，绝无高足，孙培良先生曾对后者进行过精辟考证，断定为萨珊波斯器，笔者亦从此说，兹不赘叙。

玻璃，旧称料器，古代亦称琉璃，北朝至隋也称颇梨，此外还有颇黎、陆琳、陆离等名称。玻璃与琉璃的区别至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可能在于色泽与透明度的不同，而且琉璃器中还包括被称作琉璃瓦的陶质低温铅釉器。我国虽然早在东周时已能生产现代意义上的玻璃器，但生产规模与工艺水平一直都比较低，玻璃器皿在实用器与观赏器等方面一直无法与瓷器的地位相比，加之中国古代玻璃器制作一直追求的“真玉”境界，玻璃器始终是作为玉器的替代品而存在的，器物不进行“退火”处理，遇高温易裂，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但也正由于此，西方的一些进口玻璃制品在中国一直倍受珍视。

本世纪以来，在我国境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多有发现，如新疆库车、巴楚、楼兰遗址及北京西晋华芳墓、河北定县华塔地宫、湖北鄂城西晋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南京北郊东晋墓、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南京象山东晋墓, 以及近年发现的南京富贵山六朝墓，乃至日本、朝鲜都有发现。80年代以来始引起我国学者重视。

M107出土的束颈圜底磨花玻璃碗，标本号M107：17(图2)器型与已被定为萨珊器的鄂城西晋玻璃器(图3)相似，口微侈，鼓腹，圜底，颈下全部饰以磨花纹饰。所不同的是前者磨花轮廓呈椭圆型，而后者磨花为圆形，而且M107玻璃碗的器壁较厚，底部为7个相切的大圆，正底中央的圆形磨光纹饰对器物放置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设计上既美观大方又稳定实用，它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同类器物中最精美的一件。

▲磨花玻璃碗

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M107中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鄂城五里墩西晋玻璃碗

湖北博物馆藏

同样的器物在日本学者谷一尚《正倉院白瑠璃碗の源流——その技術法的伝統の继承と創造》一文中也收有2件，出土于北美索不达米亚的Tell Mahuz(Tell意为土丘，是古代两河流域城镇废墟堆积形成的遗迹，这样的遗址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即从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至波斯湾，现在仍有六千多处突兀于地面。)，皆束颈，鼓腹，圜底，腹部饰椭圆型磨花。其中1件口径10.67厘米，高8.6厘米，淡绿色，颈部以下至器底，饰有5层椭圆型磨花纹饰，上两层为19枚，第三层15枚，第四层11枚，第五层6枚，底部中央也是1个圆形磨花纹饰。这与大同南郊玻璃碗底部圆饰环绕6个圆饰的作法如出一辙，并且磨花圆饰的数量都相等。谷一氏推测此二器可能为公元3～4世纪之作，但不排除晚至6世纪的可能。

笔者曾于1992年7月访问日本冈山东方美术馆，并有幸见到2件与大同玻璃碗十分相似的束颈圜底磨光玻璃碗。冈山东方美术馆以收藏西亚、北非文物闻名，且以收藏西亚文物为主，并藏有大量古代玻璃器。收藏号434. 2143为1件磨光束颈玻璃碗(切子括碗)，1985年自伊朗购入，淡绿色玻璃材质，口径8.6厘米，高7.1厘米，吹制成型。其年代定为公元3世纪。类似的器物在日本橿原一座公元4世纪末的墓葬(126号)中曾发现过。而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7世纪的墓葬中曾出土多件。安家瑶女士曾对鄂城西晋玻璃器与日本橿原126号墓玻璃器化学成份进行了对比，二者“几乎一致。”对比以上资料，则大同南郊玻璃器属于波斯萨珊王朝制品无疑，而且是萨珊前期作品。

▲日本橿原126号墓玻璃器

图源：丝绸之路考古

据《魏书》与《北史》的《西域传大月氏》记载：太武时(执政时间为424～452年)“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 人不复珍之。”

这条史料至少说明如下内容：

第一、工匠为大月氏人，而非中原工匠；

第二、原料来自内地，而非进口；

第三、因为工匠是大月氏人，自然其工艺与配方也是西域的；

第四、“铸之”，说明器物成型工艺为模制；

第五、此事发生在北魏平城太武帝时期、此后曾有较大量的生产。

目前对这条史料尚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的“五色琉璃”是指琉璃建筑材料，也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五色琉璃”系指平板玻璃。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平板玻璃”制品出土于南越王墓中，为镶嵌在长方形铜框中的蓝色透明平板玻璃牌饰，成分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为主，铅、钡含量分别高达33%和12%，属于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系统，为小型玻璃饰件，铸造成型，被认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平板玻璃”，但并非透明度很高的窗用玻璃，更非现代意义上的平板玻璃。

窗用玻璃是西方人的发明，在玻璃吹制技术发明之后，古罗马人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已经在窗上安装了这种壁薄、透明度较高，几十厘米见方的窗用玻璃，基督教在欧洲兴起之后，窗玻璃也仅限于教堂使用，直到公元5世纪时，窗用玻璃的使用范围仍只发现于西欧，在法国图尔，稍晚英格兰的桑德兰，与北朝同时期的中亚、西亚一带即无使用窗玻璃的文献记载，更无发现实物的证据支持，窗玻璃在它的发源地普及是在12世纪之后。但玻璃的这一使用方法并未传至中世纪的中国，至迟到明代，中国建筑并无窗用玻璃的记载与实例。时至今日，国内尚未发现用作建筑材料的北朝窗用平板玻璃，此说难以成立。

这条史料不仅知道了北魏人对玻璃器的狂热与珍视，而且当时中国也确有玻璃制品为“西方来者”。河北定县华塔塔基出土的北魏深兰色玻璃密封长颈瓶属中国特有器型，吹制成型。安家瑶女士认为是“国产品”。香港关善明先生藏有一件与此完全相同的玻璃器，经检测，“不含钡，含钾，少量铅、钙”，属西亚玻璃配方，联系以上文献记载，很可能在北魏太和五年(481)以前中国人已掌握了由大月氏人带来的西亚玻璃配方，并学到了西亚的吹制技术。这一过程是在当时的京都平城完成的。

▲玻璃壶

2002年大同市迎宾大道北魏墓群M16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所长介绍，2002年冬，他们在大同的北魏墓葬中曾发现一件浅蓝色玻璃壶，器型为宽沿，细长颈，鼓腹，与大同北魏墓葬常见的陶壶一样，说明器物一定为当地所造无疑，而相同色泽的玻璃残片又于2003年6月，在被疑为北魏平城宫殿遗址的大同操场北魏一号遗址发现，说明文献记载在魏都平城制造玻璃的事实是确切的，这对于理解唐、宋时期中国玻璃工艺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依陶器及墓型推测，M107应属北魏平城期后段遗存，则玻璃碗的下限年代不应晚于公元5世纪末，这就为国内外同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对比资料。

束口圜底钵是两河流域至波斯一带的传统器型。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时期，著名的大流士大帝在首都苏撒东南300英里处的波斯波利斯修建了一处巨大的建筑群，沿着觐见大殿的石砌阶梯的立面，精美的浮雕描绘了大流士帝国境内不同民族的进贡者长长的队伍，其中的一位被考证为亚述人，手捧着两件束口圜底钵，表明这一器型源远流长。

在位于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地区，1948年至1961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了帕提亚都城尼萨的一处建筑遗址，在出土的60多个象牙质角状饮杯中，一个角状饮杯的饰带上描绘了在宗教仪式上人们牵引牲畜前去祭祀的场景，其中一人右手举起一个双耳束口圜底钵，左手拎着一个瘦长形的单耳细颈敞口胡瓶，这种胡瓶与碗(或杯)的组合也是中亚、西亚常见的美术题材，表明它们是成组合的一套酒具，胡瓶用于储酒，碗(或杯)用于饮酒或陈设祭酒。

相似的器物组合的形象资料在中国也有发现，如近年来发现的西安北周同州萨保安迦墓、太原隋鱼国人检校萨保虞弘夫妇墓等，在虞弘夫妇墓室石椁北壁正中的雕绘图案中，中央是墓主人夫妇于帐中对坐饮酒场面，夫妇二人各执一杯，正在观看胡腾舞表演，舞者的一侧放置一个硕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单柄壶；在该墓椁座的一个壶门内，雕绘有二人对坐图案，其中一人右手高举一只碗，似在邀请对方畅饮，二人之间也是一个硕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单柄壶。前述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3件镏金高足铜杯柄部以上杯身也都作束口圜底式样。可见这种器型是酒具无疑。

▲虞弘墓石椁北壁正中的浮雕

▲浮雕中的敞口束颈鼓腹单柄壶

除金、银等金属材质的酒具外，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用玻璃器作为酒器的记载。西晋诗人潘尼《琉璃椀赋》：“举兹椀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椀”通“碗”，“清醴”“外见”，显然这是一件透明度很好的玻璃碗，在“曲宴”上用以盛放美酒“清醴”，说明西晋时期已有用玻璃碗作酒具的，从它具有较好的透明度分析，很可能是一件进口玻璃器，因为目前所见唐代以前的国产玻璃器透明度都较差，而透明度较好的都是进口玻璃器。

《周书庾信传》：“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桐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支。”北魏后期大贪官，“贪之极”的河间王元琛任秦州刺史时，曾“谴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玻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这里不仅明确记载西域进口的玻璃碗为酒具，而且元琛个人所拥有的波斯等西域金银器之类珍宝其数量多得惊人。

由此分析说明，以上论及的大同南郊M107出土的錾花银碗与玻璃碗都是酒器。

伊朗地处东西方交流要冲，是欧、亚两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间站，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就与中国交往不断，南北朝时，正当波斯萨珊王朝(226年—651)，这是古代伊朗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伊朗的封建制度于此时最终确立，城市工商业发达，出现了行会、商行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伊朗锦缎和银器以制作精美，构思神奇而闻名于世，倍受世界各国珍视，为国家带来大量岁入。萨珊王朝的玻璃业也十分兴盛，《魏书西域传波斯》载：“波斯国……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出金、银……颇梨、琉璃。”

萨珊波斯与南、北朝都有交往，《魏书》记载北魏时期波斯使者先后10次来华，其中5次是在定都平城期间，5次是在迁都洛阳以后。平城期的5次来使，时间集中于高宗文成帝与显祖献文帝及高祖孝文帝三朝。因东汉、魏晋以来的战乱致使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北魏建国初期“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直到太武帝拓拔焘时才与西域十六国有所交往，此后这种交往日益扩大，这应与太武帝拓拔焘占领凉州，打通河西走廊有直接关系。献文帝时“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北魏后期都城洛阳更设有专门接待国外宾客的四夷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随着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一些西亚、中亚的器物经新疆与河西走廊被各国政府使节和商人运抵首都平城或洛阳。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狩猎纹银盘和高足银杯，大同南郊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大夏八曲银盘，萨珊朝鎏金錾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和M109出土的4件西域器物等正是这种交流的历史见证，山西、河北、青海相继发现的波斯银币更说明了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波斯银币正面和背面

发现于山西大同平远头村

山西省博物院 大同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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