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采访上海出品电影《1921》的摄影指导曹郁时,他正在软件上给新片《我和我的父辈》确定色彩和亮度条件,这是摄影师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在他看来,摄影师最重要的是给电影带来一种气质,正如每个人身上的一件外衣。他给《1921》披上的是一件清晰、活泼,有现代色彩的外衣,对于一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起点的电影来说,这是个颇为大胆的创意。
当《1921》制片人任宁来找他做摄影指导时,曹郁感觉有一些意外,他担心摄影的发挥空间不大。触动他创作热情的,是电影中的那些人都很年轻,“整个电影的色彩、质感都很年轻化。年轻,让我可以把激情投射到他们身上,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摄影机参与表演
“青春感”是《1921》的一大特色,除了叙事和演员的选择外,摄影也在这种氛围营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中有很多诗意的部分,并不是完全写实。你可以看出那些场景大概的样子,但是色彩、质感和光线是摄影发挥创造性的地方。”曹郁说。
《1921》使用了普通摄影机的最高清度来拍摄,清晰到可以看出演员的细微表情和皮肤纹路。这种拍摄手法便于观众走入人物内心,正如影片监制、导演黄建新所追求的那样,以主观的视角,构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看过剧本之后,我们从摄影角度也希望能有心理感。”在拍一大会议的场景时,曹郁自己抱着摄影机上阵。一盏汽灯投射出强烈的光线,把所有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巨大的影子像是人的潜意识,带有某种心理暗示和象征性。
曹郁最喜欢黄轩饰演的李达去印刷厂把“百姓”改成“人民”的长镜头,“那特别符合我心目中的‘1921’的感觉。”他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曹郁一直说,摄影机也要成为一个演员。
一大召开时,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和袁文康饰演的李汉俊争论是否“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激烈的一场戏,那段戏是以一个镜头来拍摄的。曹郁坦言,开会是很难拍的。他和黄建新商量,让摄影机在离演员很近的位置拍摄,主动参与到表演中。“它也是一个演员。”
拍摄时,曹郁抱着二三十斤的手持摄影机,在会场之中游走。“还好,比较轻,难点不在体能,而是节奏。在拍摄时,摄影机的一摇、一推,都要和演员的内心节奏吻合。”
摄影机和演员共同的表演存在于许多地方。“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观众琢磨拍摄手法,如果那样,摄影机作为演员就太抢戏了。”曹郁说。
每个人眼睛都是亮的
很多人来《1921》探班时惊奇地发现,演员面前是没有灯的,这也是黄建新佩服曹郁的一点,他会通过复杂的布光系统来营造整个空间的灯光。
“我喜欢不干扰演员,一般会把灯放在演员注意不到的地方,但要保障场景漂亮、演员好看,需要很高的难度。”曹郁觉得,“这也是一种写意的方式。我不喜欢工艺美术的方式,像绣花一样,拍某个人,换个拍摄对象,就重新布光。我想要场景中每个人都合适的灯光,它也许不像绣花一样每个细节都完美,但整体感觉更浑然一体。”
在现场拍摄时,灯光师手里其实藏了一个平板电脑大小的LED灯,用来照亮演员的眼睛。“我们非常注意演员的眼睛,现场永远有这么一个灯。观众可以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在他看来,灯光和摄影机一样,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抽象化的情绪需要更多灯光来表现。比如拍摄毛泽东见陈独秀的一场戏时,外面是阴天,场景里只有天井和屋子中间有一条缝,曹郁用了非常强的光线照到人物后面,当毛泽东拿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时,整个人物都是亮的,那种内心燃起的希望感是通过光线营造出的。
在老电影中,有敌暗我明等传统拍摄方式,《1921》的现代感也体现在按照场景的整体情绪、气氛来塑造光线。“以前主旋律影片更多是站在现在看过去,但《1921》的着眼点在1921年这些人的实时状态。他们奔着一个目标去。也要用相同的处理方式,而不会用预知的暗示手法。这也给了摄影发挥创意的更多可能性。”
拍摄一大开完的场景时,南湖正在下雨,镜头可以写实,但电影中特意设计了太阳出来。 “光线是一种能量,象征着那帮年轻人做成了一件伟大使命。摄影师在用光和气氛在表演。”曹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