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与出身于军队的众多作家有所不同，他是少有的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是生长在大运河畔的北京之子。他带着淳朴的信念走向部队，又在战争中实现自我，他的作品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在军旅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1949年10月25日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写的是渡江作战，是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的故事，小说将浪漫情怀与紧张的战争进程融合在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坛引起很多关注，作家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军事文学创作耀眼的明星。
《火光在前》用11章的篇幅来描写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讲述的是解放军某部一个师横渡长江，追击国民党军队，克服巨大的自然困难，突破身体极限，最终突破国民党军队长江西线防线并南下追剿残敌的英雄故事。小说创作于解放战争的现场，高亢的叙事语言、欢快的节奏，让小说显得跳跃而鲜活。小说的焦点是描写以这支部队为代表的解放大军响应“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进取的壮志豪情，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
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描写的是行军，而非打仗。小说虽然写的是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队紧紧追逐的也是国民党军队，可是，作品中我们很难见到国民党军队，乃至于个体的国民党军人都罕见。小说中的人物：师长陈兴才、师政委梁宾、秦得贵、李春合、一科长雷英、二科长柴浩、游击队长魏金龙、东北战士王春、南方战士杨天豹等等，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赶路，都是克服种种困境、突破阻碍前进的过程，因此，这是一部带着浓重战争味道的行走小说。
恰恰因为作品没有直接写战场、写战斗，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忠诚，刘白羽的文学关注点是在于新闻性、真实性，这是刘白羽小说的一个特点。刘白羽是战争的亲历者，作为随军记者，他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行进，原本的目的不过是想记录下战争的过程，写下那些感天动地的战争中的人和事。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10月1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钟声。”他的注意力是战争事件，也就是他要记录并且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明这场战争的性质，至于结果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刘白羽下意识地用了两个办法来完成小说的阐释功能，即书写的浪漫性和事件的完整性。战地浪漫的描写，不仅可以舒缓战争本质上的残忍性，更可以减少阅读与回顾时的那种痛感，用浪漫的情怀、高亢的语调转移人们对于战争残酷性的感受。浪漫指的当然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指部队的乐观向上的进军姿态，这关系到对这支部队形象的认知和对部队行为正义性的理解。
此外，小说表现出了对于集体荣耀和集体行为的重视，它描写的焦点在于整支部队的整体行动，而不是个体在战争中的突出行为。小说所描写的部队的任务就是要去追赶并且消灭那些在前方的国民党部队。所以，小说充满了行动性，充满了战场的现实感。部队的行走与暂歇都是在执行追击和歼灭任务。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小说写的是战场、战争、行军、打仗，可却很少描写到刀枪相对、敌我相向，小说的核心是行军，而不是打仗。小说的描写集中在我方的拼命行走和看不见的敌人的玩命逃跑。因此，我们看到的作品的绝大部分是我军如何克服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和我们自身的牺牲与顽强。
小说的语言昂扬高亢，叙事声音里充满着斗志，连受伤死亡都有着积极的充满着希望的声音。小说中描写的最高职务是师长，而后是团级干部、连级干部和战士们。这是一支完成渡江任务的主力作战部队，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渡过长江，而且经过死伤无数的南方山地终于达到战争目的。叙事声音的高亢与高调压制住了战争本身的残忍性，使用宏大而又乐观的语句让一切都显得那么轻松光明。
小说是虚构的，注重的是人物与情节，而新闻却是写实的，注重的是对事件完整性的记述与对过程的描写，这两种文体有着较大的区别。刘白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火光在前》是他以新闻记者的眼光去看待渡江作战，既不能完全像写新闻那样写一篇过程的报道，也不能完全以小说方式虚构这场战场的进程。刘白羽正是身处现场，又要以虚构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创作是相当具有难度的。
小说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如果给这篇小说从体裁上准确定位的话，照我看，称其为“新闻小说”恐怕最恰当不过了。小说是以人为主，以事为辅，也就是说，在小说里是因为人物要走路，所以才有了路；而不是因为有了事，所以才有了人物。无论是新闻还是小说，作品的主题性却是首先要考虑的。刘白羽在谈到《火光在前》的创作时说：“《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政治委员》前记）而这个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新闻化的主题，他关注的是事件与事件背后的哲学、道德价值。之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因为这场战争中的人物感动并攫取了作者的灵魂，而是这场战争所引发的革命的、乐观的、有着光明未来的事件促使作家深陷其中，他要表现的恰恰是“时代的精神”，这也是解放战争中最需要解释并且以现实的方式阐明的问题。
恰如刘白羽在完成这篇作品之后的感叹：“这个战斗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关于〈火光在前〉的一点回忆》）这个认识有着切身的体悟感，他在小说中完成了自己与那个时代需要急迫弄清的问题：为谁而战？为什么要战？因为正在进行着的解放战争其本质是内战，是一场刚刚结束了与外族侵犯不相同的内部之战。这与渴望和平、渴望回归田园生活的中国人的梦想是相悖相反的，作家在作品中自觉地承担起了阐释问题与解答战争疑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