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右江日报全媒体联合百色起义纪念馆推出《红色记忆》栏目，通过红七军老战士子女对父辈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忘我工作、尽瘁国事的感人事迹等方面的回忆，重温老一辈革命家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热爱人民、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本期追忆红七军将领冼恒汉，田阳人
我的父亲对百色起义的点滴回忆
□冼 玲
父亲的革命道路是从百色起义开始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是父亲革命生涯的起点，父亲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血肉相连。
“当时张云逸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宣传员到我们师范学校去演讲，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相约着去田州当兵了，有的家里不同意，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也就同意了。”每次父亲谈起当年投笔从戎、参加百色起义的事情，总是那么兴奋。
“有一次毛主席还对我和韦国清讲，你们同是参加过百色起义，怎么不熟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当兵嘛，互相并不认识。”
百色起义时父亲是个宣传员，起义后红七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父亲跟着宣传队也活跃在各村各寨，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
“我那个时候除了提个糨糊桶和队友们到处刷贴标语外，还向群众作演讲，演出自己编排的活报剧和话剧。我装扮成一个女的，队友还是男的，我们一问一答，有唱有念，把革命的道理灌输给当地群众，这种形式十分受欢迎。”
后来有人请父亲写关于百色起义的回忆文章，侧重写起义后红七军打的那几仗。
“起义后打了几个败仗！”父亲直言不讳。
“首长，你不能那样写，要写成胜仗！”来人劝说父亲，说可以把当时的情况改写一下。
“要我写我就写败仗，实事求是嘛，不能改！”父亲坚持。
“我们那个时候是当兵嘛，也不明白为什么仗打得这么不顺，一直等到红七军到永新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清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我们才清楚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致使部队损失惨重，是执行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父亲说，仗打得很残酷，他们这些刚刚参军的学生娃们经受了战场的考验和磨炼。
“我们宣传队参加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背战友、抬伤员，不少的同志背在背上时还能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和喘气，等到了临时卫生所放下一看，人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
父亲说，关于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毛主席1936年底还专门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他反复讲解了所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的严重错误估计和军事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也作过精辟分析：“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关于这一时期家乡的情况父在回忆录中写道：“随一纵队回到田州后，我向宣传队负责人请几天假回家看看，到家后看到我们全村已被烧成平地。就是在红军转战黔桂边界作战时，民团及地主武装乘虚反攻倒算，乱杀乱烧，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右江。
我回到家后，群众都哭哭啼啼地问我诉说……看到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乡亲们扶老携幼，无处安身，我对反动派更加痛恨了。我向乡亲们宣传说，哭没有用，只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推翻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了，天下才能太平。现在这样蹲在树底下不行，应立即行动起来，互相帮助，每家修建一个草棚，这样下雨才有栖身之地。另外还需要站岗，防止地主民团来倒算。
这时我的嫂嫂快要生育了，我帮助我的哥哥和弟弟一起修建了一个草棚，让我嫂嫂有个生育的地方。乡亲们也都行动起来，有的去割茅草，有的去找木头，有的搬运被烧了的碎砖、瓦片和灰渣，等大家都有了安身之处我才归队。”
父亲跟随红七军离开右江的时候，房子已被反动派烧毁，家里什么都没有。当时部队正准备出发，他的母亲和大嫂带着两双刚刚做好的鞋赶到部队。这两双鞋子还是父亲的嫂嫂做给自己丈夫，也就是父亲的哥哥的。父亲一直舍不得穿，带着这两双鞋行军、打仗，直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关于这两双鞋，父亲他老人家念叨了一辈子，总是跟我们提起他的大嫂，也就是我们的大伯母，叫我们要牢记她的恩情。解放后，父亲一直供养大嫂至死。
父亲说，他跟着红七军离开右江的时候，他的妈妈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问：“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他安慰妈妈：“用不了多久就会见面。”可谁知，直到全国解放后1951年重返家园，中间整整隔了二十二年才见面！其间父亲与家人音讯皆无，生死不知。
1951年，父亲离家后第一次回乡，到村后才知道奶奶、母亲、大哥都早已去世。母亲临死一直喊着他的名字，盼望这个一去不返的儿子能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父亲回家的时候，特地从青海给我们的奶奶带了一件皮筒子，好让她老人家冬天过得暖和些，结果迎接他的却是一座荒冢。他的弟弟让他去上坟，他说：“我是解放军，不能磕头的哟。”只是将坟扫了扫，鞠了三个躬。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常常思念他的家乡。他跟我们的妈妈说，他将来要回去，他的骨灰要撒在右江，顺流而下，因为那是他出发的地方。从右江开始，他跟着红七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持之以恒、至死不渝。
对于百色起义，让父亲最为怀念的还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首长。他总是说：“他们死的时候都很年轻，都还没有成家，连后人都没有留下……”然后就是沉默无语，点燃一根香烟慢慢地抽着。他从脑海中搜寻这些先烈的音容，尽可能多地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回忆文章中，留给世人和他们的家人一点纪念空间。
对于给予他重要影响，指导和帮助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老上级、老领导，父亲铭记终生，一辈子视为良师。1958年父亲到广西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活动，专程去看望几位前辈。我们当时也随同父母一起，但因为年纪太小，记不住那些伯伯的名字，只记得有张云逸、袁任远等。
1958年以后，父亲再没有回过家乡，先是因为工作忙，后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但他对家乡充满感情，对百色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时刻关心，念念不忘。老家来了亲人，父亲总是爱与他们聊天，问收成，问民情，问父老乡亲，还询问当年与他一起参加百色起义后又回乡的老人的身体情况，问得很细，听得也很细。谈到兴起，父亲还要用家乡话说几句。听着自己已经变调的“壮话”，父亲经常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八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离开我们，但他时刻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铭记他，铭记他讲过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
文章摘自《我的父亲与红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