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位来京旅游的朋友问我:你喜欢北京,留在北京,最喜欢什么?其实,三十多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刚来京读书时,除了因她是祖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有雄伟的天安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神秘的故宫博物院等标志建筑……再觉得这里的人比较纯朴传统外,还有那一条条胡同连着一个个饱经沧桑的四合院,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组成了星罗棋布的北京胡同居住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四合院、胡同的居住文化,就像一个大的村落,自然带来了老北京人传统厚实、追求安逸的特性。
有人说,“四九城”代表北京文化,笔者不这样认为,这只是皇家建筑文化的布局,类似的布局或城门格局,在古城西安、洛阳、南京等都曾存在,是可复制的文化,只是北京的规模或者含义有些不同。其实,在笔者心里最美的、最具特色的还是北京胡同文化。一条长长的胡同就是北京独特的风土人情,就是京味文化的反映。它记载着太多的故事和社会变迁,孕育着太丰厚的人生历程。我之所以喜欢北京,就是这里的胡同文化,其不仅包含着北京的人文地理、百姓生活、风土人情、历史渊源,也包含着北京人的精神风貌。
胡同历史追源
说起“胡同”含义,不难理解,即汉文化中的小街巷,也就是南方一些地方所称呼的“里弄”“巷弄”等。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间比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百姓习语一般有死胡同、活胡同两种。死胡同有一个开口,末端深入居民区,并且在其内部中断;而活胡同则沟通两条或者更多的主干街道。
聊起胡同的来历,社会及学术界说法各异。比较早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胡同”的含义是蒙古语城镇的音译或是蒙古语“水井”意思。认为一些城镇乡村习惯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持这种观点,又让我感觉不到胡同该具有的本质含义。还有种观点认为,胡同是元朝时遗留名称,蒙古语将城镇称为“浩特”,蒙古人建元后,按自己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称为“浩特”,后来“浩特”演化为“火弄”或“弄通”,进而演化成今日“胡同”和“弄堂”。这种说法似乎也难免牵强附会。十五几年前,笔者在《胡同儿,请你留下来》一文中曾认为,“胡同或与胡琴、胡萝卜、胡椒”等属于孪兄孪妹同出一辙。或者受“胡人文化”影响而得名,属西域文化的范畴。近些年,有学者提出,认为胡同一词是元朝时政治口号“胡人大统”的简化版;也有学者认为,“胡”是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自称,“同”与“通”相同,是胡人的通道。这些观点与当初笔者的推测较为接近。
“胡同”是汉语词汇,但非标准汉语。《辞海》里的 “胡” 和“同”是分开解释,本身没街道小巷之意。中华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外来文化有较强的兼容性。尤其像“胡同”这种带有史地民俗的概念,往往没有文献详细记载,我们就很难找到确切的出处。只能去“悟”而“道”。
对“胡同”称谓,笔者并不陌生,在故乡山东半岛一些居住集中、姓氏复杂的村庄,也像北京城一样不叫“巷”或者“弄”,也叫“胡同”。什么“张家胡同”、“孙家胡同”、“崔家胡同”、“宋家胡同”、“何家胡同”等姓氏家族胡同比比皆是。记得小时候,笔者总会问大人一些奇异问题,为何要叫“胡同”呢?是不是胡同都是“胡家”的呢?那“胡家的胡同”又是谁家的呢?……而今“胡同”一词,已多被解释于源于蒙古语的“gudum”。即,元人称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据元朝戏剧家关汉卿在《单刀会》第三折有句台词:“你孩儿到那江东,旱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清朝学者袁启旭在《燕九竹枝词》:“鞭梢乱点出胡同,道遇诸王一阵风。” 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六回有文字:“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这些代表性文艺作品里都提到过“胡同”一词。
可见,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中。后人考究元朝学者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得出答案:“胡通二字本方言。”那么,何处方言呢?肯定元人的、也就是从元大都北京开始的。明代史学家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了。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四种人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蒙古人定都北京统治中国上百年,北方地区把汉文化的“巷子”改称元人语“胡同”也是被迫无奈。从1267年元代建大都北京沿袭至今,“胡同”伴随北京城的的建立已有700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和生活的变迁,是有丰富内容的北京地域文化。
无论如何探讨解释,“胡同”名称它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名字的研究,但它的本质却像是无数的村落,生活着不同种群、不同背景和不同身份的居民们;它像是星罗棋布的棋盘,筑起安全的通道,给人一种安全、安逸、和谐和吉祥。
北京胡同历史文化
一缕记忆,与胡同结缘写在脑海;一段往事,与胡同结伴记在脸庞;一种声音,与胡同共鸣荡在耳帘。摸不去对京城胡同儿的情怀,寻觅的脚步,渐渐走进历史……
那么,为何北京的胡同成为一种独特的胡同文化?
胡同代表了北京的文化,如果缺少了胡同、缺少了胡同里的四合院,也就消失了京城特有的城市标志,人文文化和京城人家的生活方式。胡同不是北京的特有的建筑文化和居住文化,但因为京城胡同儿身上承载着北京与异地不同的味道儿,它和故宫、颐和园、长城一样成了北京的代名词,给这座大都市点缀着古老的美。久而久之,胡同儿的概念或许也从单纯的建筑发展为一种京城百姓生活休闲的“胡同文化”了,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是许许多多北京人生息与共的地方。
大约在五十万年前,北京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易简房屋。到了战国时期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连城中街道布局都有作了明文规定。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秦、汉开始,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和宋朝,北京这块地界儿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镇。公元十二世纪,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称为中都,中都城里出现了坊、街、道、巷,但至此还没有“胡同”出现。公元1276年,元朝建立了“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官僚、贵族们就按规定,在大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与另一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胡同、小街和大街。据元末《析津志》载:“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可见,北京的胡同在元朝初有明显的规定,宽9.24米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随着元代大都的建设发展,人口的涌入,北京胡同剧增。公元1403年明朝的燕王朱棣当了皇上之后,将这儿改称北京。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大城里包着皇城,皇城里包着紫禁城。公元1420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后,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内外城之分。明代除大街外,将原384火巷也叫胡同。这时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有街巷711条,胡同459条,共为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内城居住汉人迁到外城,这样也促进了原来较为冷清的外城发展。新迁至外城人又匆匆盖了许多新房、新院,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规范或不规范的新胡同。此时对原来元朝作的胡同必须宽9.24米的规定已逐渐模糊,虽街巷胡同格局“大抵袭元、明之旧”,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分不那么清楚了,总体数目已增到2077条之多。但光绪年间统计,内城有1200多条,外城600多条。
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1928年南京政府把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随着紫禁城开放,行人才可以横穿东西长安街。这样北京就有了一条和纵贯南北的中轴线直角相交横穿东西的长纬线,带动北京胡同发展,到四十年代北京胡同已达3200多条。但1946年统计,北京共有胡同3065条。误差也许存在街、路和胡同区分的标准不同。
从史籍中可以看到,光是关于北京“胡同”一词写法,从元到清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种。北京胡同最多时有6000多条,形成于元、明、清三个朝代,其中大多数形成于元朝。从外表上看模样都差不多,但其内在特色各不相同。据记载,有代表性的北京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大多宽度不过9.13米,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北京十分方正的城市。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充分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座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承特色。胡同两旁建筑多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四四方方的对称形式围在一起的建筑物,多为独门独院,朝南置有院门。院门一般筑有台阶、门楼、门洞、门当、对开,官宅一般有门墩儿。北京的门墩儿等级森严。
历史最早的胡同片区是朝阳门内大街和东四之间的一片胡同,规划整齐,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南北走向的一般为街,相对较宽。东西走向的一般为胡同,相对较窄,以走人为主,两边一般都是四合院。正如《北京胡同志》所言,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胡同与院落构成老北京基本的社会生活的房屋布局。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劳作、生息,酿出一幕幕别有情趣的胡同文化。
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它是京城人家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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