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长周晓虹主编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成为备受社会学界关注的著作。本书上下两册合计百万字，通过访谈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40位华人社会学家，深入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展现社会学家亲历并深入思考的大时代，探索了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对中国社会变迁及改革开放的认识等主题。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本书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整体提高的忠实记录，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年轻一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社会学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说，这部访谈录也可以视作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故而其影响甚至超出学界之外，成为坊间热议的“畅销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群学书院自2021年5月起，陆续转载了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和学海编舟记等微信公号推送的《重建中国社会学》精彩章节片段。今天我们与读者分享的，是本书主编周晓虹教授自己的口述实录片段。周晓虹在文中简述了他主要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特别是对他2018年以来领衔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的资助，开展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等研究计划的工作做了介绍。
亦欢迎订购本书，全面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学人的心路历程与中国社会学科的历史命运。
周晓虹，1957年生于杭州。自1977年起先后考入南京医学院、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教师，1991年晋升社会学系副教授，1995年晋升社会学系教授。2001年担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2008年创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并担任院长（2008—2017）。曾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2014—2016）、教育部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2008—2018），2012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9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5年入选“江苏社科名家”。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2002）、《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2015）等著译作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口述实录
以生之有涯对知之无涯
口述 | 周晓虹
访谈 | 陆远
访谈助理 | 赵超越
01
为社会学理论着迷
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即前往哈佛从事访问研究。在哈佛，完成了裴宜理教授委托的有关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那篇长文后，看到哈佛大学拥有丰富的社会学资料，尤其我常去的著名的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和本科生的莱蒙特（Lemont）图书馆基本上可以找到已出版的所有英文社会学文献，加之这时候我已经和丹尼尔·贝尔和傅高义两位社会学大师熟悉起来，受他们的激励，就产生了撰写三卷本《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念头。这部书稿的第一卷“经典贡献”从1999年6月开始动手撰写，因为在哈佛生活单纯，心无旁骛，在2000年5月离开美国时，40余万字的著作就已经基本成型。
回来以后，经过几个月的修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1卷·经典贡献）很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后来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著作，也赢得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好评，不仅费孝通和傅高义两位大师背书，分别称赞这本著作的出版，“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水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费孝通），“将为中国学生和年轻的社会学家了解我们西方的学术传统提供极大的便利”（傅高义），而且网络上（比如“豆瓣”）同样叫好声一片，几乎所有的人都直接或通过熟人来询问，第二卷和第三卷何时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些年我因为忙于学院事务和撰写《文化反哺》一书而耽误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的撰写，真是愧对读者。尽管后来因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国外社会建设理论比较研究”（2005），我事实上一直没有放弃对理论的兴趣，与这一课题相关的十多篇理论论文不仅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等期刊上，而且多篇为《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并结集成《理论的邂逅：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2014）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完成《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后两卷的任务一直还压在心中。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的撰写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源于我多年来一直对理论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有些学者东拼西凑的所谓著作十分不屑，所以我的著作以原著为基准，并且在这样两个方面做了大胆有益的尝试：其一，一改国内常见的简单的“学派归纳”方法，借用韦伯的“理想类型”和库恩的“范式”概念，通过“宏观vs微观”和“自然主义vs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创造性地将林林总总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社会行为、社会释义和社会批判四大范式；其二，真正掌握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精髓，将所有社会学家对社会及其人类行为的思考放到其所生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因此避免了对理论和人物的生吞活剥，让我们意识到理论并不是晦涩的智力游戏，“经典社会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做的不同努力，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
2009年重访哈佛与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右）
02
揭示变迁时代的代际关系
如果说在我将近60年的人生中，有什么研究兴趣维持了30年以上，那大概就是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说来偶然，1984年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在英语教材上读到一篇2页纸的短文《玛格丽特·米德论青年》，因为觉得观点有意思，后来就去北图找来短文选编的原著《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并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出来。
这本薄薄的译著198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按道理这事情就算完了，哪里知道因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米德所论述的青年一代影响年长一代的现象（所谓“后喻文化”）也开始席卷中国，甚至更为鲜明。比如，我的父亲——一个有40年军龄的老军人，在强烈反对我穿西装三年后，也开始询问我如何穿西装、打领带。这让我在惊诧之余产生了研究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的想法，于是，1988年，一个带有本土色彩的术语“文化反哺”应运而生，并在此后30年中反复纠缠着我的精神世界。
1998年，我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后不久，因为家用电脑的日渐普及，大学里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使用计算机写作和研究，也因此使得文化反哺大行其道：30岁以上的人向学生或自己的孩子请教电脑使用的比比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以9户人家为访谈对象，写成了《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一文，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
此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去哈佛大学访问并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这项研究又拖了几年，一直到2003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的资助，才开始正式开启田野研究。为了能够在亲子间互动比较频繁的家庭中获得有关文化反哺现象的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我采取了20世纪40年代由社会学家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联袂创用的“焦点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作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手段，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访谈了77户人家。几年之后，我动手撰写这部后来写了50万字的著作，其间虽然因为2012年被误诊为肾癌停了一年多，但还是在2014年杀青，并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随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要说意义，这本著作从理论上说，实现了代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尤其是“文化反哺”概念的提出，既延续了西方社会学界对“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实证研究传统，也开创了用本土概念来解释中国体验的新方向。正是这一创新和特色，一方面使得“文化反哺”概念提出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使用，成为论述当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时的流行概念，甚至成了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的试题；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国内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高度评价。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说：“周晓虹借《文化反哺》一书，铸造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场景中一个特有的文化地标。”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说：对人们来说，《文化反哺》“不仅是一部基于广泛访谈而写成的生动的民族志，而且也是一种有关变迁中的代际关系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前主任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则力荐：“如欲理解当代中国，必读《文化反哺》一书。”现在，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已经完成翻译，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20年由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
03
探索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的奥秘
其实，除上述四个领域以外，这20年里受裴宜理、傅高义等人的影响，我还对中国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2000年秋在南京大学甚至国内首开“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课程，招收博士研究生，而且从2005年起与好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共同主编出版了每年两期的《中国研究》辑刊，同时围绕相关的主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集结出版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一书，并且自2002年起，连续十余年，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英国利兹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世界大学联盟合作，先后召开了五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后一次还是在弗莱堡大学汉学系召开的；同时，与上述机构合作，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连续七年（2010—2016）举办了七次“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200余位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参加了暑期班，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
从2018年底开始，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研究基础上，我申请到了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的资助，开展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研究计划，并在2019年先后带领数十人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贵州六市“三线建设”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十余家企业的近300位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同时，在2019—2020年完成了包括董加耕、邢燕子在内的30余位“知青”（其中包括10余位参加过“缅共”游击队的云南知青）的口述访谈，在2020年完成了170余位“劳模”和“女兵”的口述访谈，现在紧张而复杂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在中国一拖集团进行访谈
为了方便起见，也因为在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中不能缺少知识分子的声音，去年年初我决定借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点，记录下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40年的风雨历程，并于6月开始了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也因此有了这部上下两卷本、版面字数共100余万字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我希望，借这项口述史研究证实社会学在中国当代转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改革者们建构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