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电影沙龙 见二条·
01
日本人的害羞与固执
我刚刚完成了一项艰苦的任务，再次修订了我的团体治疗教科书。像我这样初写教科书的人往往不知道，如果教科书受人欢迎，那么作者就等于签了终身契约。教科书必须每隔几年就修订一次，特别是如果这一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和变化。
在把团体治疗教科书的修订稿交给出版社之后，我和玛丽莲为了庆祝自由，决定全年休假，出国旅游，在巴厘岛和巴黎停下来静心写作。日本在东京的研讨会是全年休假的第一站。
在东京，我受到了殷勤的招待—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超喜欢我们的便当盒午餐—七层精致的食物，排列有致。此外，还有许多场为欢迎我而举办的奢华宴会。我的东道主更慷慨地邀请我，使用他在夏威夷的360度全景观公寓，随时欢迎。
在东京的一个星期里，我尽力成为一名有帮助的老师，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在那个星期，我意识到，日本文化里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反对着西方的心理治疗，尤其是团体心理治疗：主要在于日本人羞于暴露自己或分享家庭的秘密。
在研讨会之后，无论走到日本的哪里，我们都受到东道主或陌生人的盛情款待。在东京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前往歌舞伎剧院，但迷路了，我们把门票出示给一位正在清洗大楼台阶的妇人，并向她问路。她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陪我们走了四个街区，把我们送到剧院门口。另一次在京都，我们下了巴士，正在市里漫步，这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位老妇人正吃力地喘着气，带着我们丢在车上的雨伞追赶过来。没过一会儿，在一个佛教寺庙里，我们遇到一位陌生的大学教授，相谈甚欢，他立即邀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但是，他们的文化并不欢迎我的治疗方法，我的著作也很少被翻译成日语。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考虑写一本风格不同的书。我这一生都喜欢讲故事，而且我经常把一些治疗故事，有时只有几行，有时连续几页，偷偷地写进我的专业著作中。多年来，团体治疗教科书的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愿意忍受许多页枯燥的理论，因为他们知道会有一个故事等在转角处。所以，在我56岁的时候，我决定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转变。我将继续通过写作教导年轻的心理治疗师，但我会把故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将把故事放在第一位，让它成为我教学的主要工具。我觉得，是时候释放我内心那个说故事的人了。
02
中国和《爱情刽子手》
东京之行结束后，我们飞往北京，在那里，我们与四位朋友碰头然后，我们开始了两个星期的中国之旅。我们去了长城、故宫，泛舟游桂林，沉醉于灵秀的山水之间。而在这一路上，我继续构思着如何写一本治疗故事集。
有一天，在上海，我感觉有点不舒服，没有和其他人一同出去游玩，上午就在宾馆里休息。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口述的会谈记录，我从25个文件夹中随机抽取了一个通读了一遍。
那天下午，我独自漫步在上海的后街小巷，遇见了一座高大宏伟但已废弃的天主教堂。穿过一扇虚掩的门，我在过道里徘徊，直到看见了一间忏悔室。确定了没有外人之后，我溜进去坐在了神父的座位上！
在那古老权威的宝座上坐了大约一个小时，沉思着，然后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白日梦里面，《三封未开启的信》的整个故事情节呼之欲出。我急切地想要把它记录下来，怕它消失不见了，但我没有纸也没有笔没法记录我的想法。我寻遍教堂，在一个空书架上找到了一截铅笔头，但是连碎纸片也没看见，所以我想到自己唯一可用的纸—护照上的空白页，在上面草草写下故事的要点。这就是我最终命名为《爱情刽子手》书中的第一个故事。
几天之后，我们与朋友作别，离开中国，飞往巴厘岛，在我们租来的异国情调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月。在那里，我开始认真写作。
03
《爱情刽子手》的成功上市
写完《三封未开启的信》之后，好几个上午，我都在花园的长椅上翻阅案例笔记，为下一个故事做准备。在下午，玛丽莲和我则在海边漫步好几个小时，通常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故事就会生根发芽，势头迅猛，迫使我把其他的笔记放在一边，专心致志于眼前这个故事。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故事会把我带到哪里，或者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我看着它生根发芽、转眼变得枝繁叶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似乎成了旁观者。我经常听作家说，是故事在写自己，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这一点。
不久之后，我又有了另一种写作经验，它是我人生中的巅峰体验之一。当故事深入到某个地方，我发现自己善变的心开始和另一个故事调情，在我的直接感知之外，它跃然纸上。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一个神秘的信号，自己传达给自己的—我在写的故事即将结束，一个新的故事即将诞生。
巴厘岛1988年
在巴厘岛上，我文思如泉涌。没有邮件、电话或其他干扰，我写得既快又好，顺利程度前所未有。在这两个月里，我完成了十则故事中的四个。在每个故事里，我都花费了大量时间掩饰患者的身份，我想要确保没人能认出他们。
在不写作的时候，玛丽莲和我便探秘这座岛屿。我们崇敬巴厘岛人的优雅，欣赏他们的艺术、舞蹈、木偶戏、雕刻和绘画，赞叹他们的宗教游行。海滩散步和浅滩潜水，都犹如天上人间。
我们在巴黎度过了剩下的4个月假期，我挑选了万神庙附近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在那里我完成了最后四个故事。在露天咖啡馆写作特别合我胃口，下笔如有神助。后来，我回到家里，在旧金山的北部海滩也找到一家露天咖啡馆，写作氛围非常好，我就在那里继续练笔。因为我计划这本书是写给年轻治疗师的教学故事集，所以我在每个故事的结尾都会写几段文字，阐明其中的理论要点。于是，我花费几个星期写了一篇60页的教学结语，放在这本书的最后。然后，我带着极大的满足把手稿寄给了出版社。
两三个星期后，基本图书公司负责这本书的编辑菲比·霍斯联系了我。菲比是一位来自地狱的编辑（但也来自天堂），我俩之间注定要有一场史诗般的战斗。当菲比读到我漫长的后记时，她快要疯了，坚持要我完全放弃它。我和菲比之间展开了一场大战，持续好几个月。我递交了一个又一个版本的后记，每一个版本都遭到无情地删减，直到几个月后，她把我的60页纸缩减到10页，并坚持把它移到书的前面。今天，当我重读这本书时，从简洁的序言开始，我对自己激烈抵抗的回忆感到懊恼：菲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编辑，她完全是正确的。
当这本书即将发行时，我往纽约，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发布会安排在周一晚上举行，但周日的《纽约时报》一篇负面评论让每一个人都很扫兴。这本书的形式少有先例：只有弗洛伊德的一些病例史，以及罗伯特·林达的《50分钟的一小时》—一本关于催眠治疗患者的书，与之接近。《纽约时报》的评论员，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对这种形式很不以为然，并在她的负面评论结尾处说，她更愿意在专业期刊上阅读她的病历。
然而，就在周日晚上，午夜刚过，我被电话铃吵醒了，喜出望外的是出版商打来电话，说《纽约时报》将于周三刊登伊娃·霍夫曼的赞美评论，伊娃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
出版后的几周内，完全出乎意料，《爱情刽子手》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并持续了几个星期。很快，我就被采访和演讲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记得我和菲利浦·洛帕特在午餐谈话间还抱怨过自己的疲乏和压力，他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是我在本宁顿学院写作工作坊的导师之一。他向我建议道：“冷静下来，享受关注—畅销书是很少见的，而且谁知道，下一次机会是什么时候呢！”啊，他是多么明智啊。
04
“胖女人”的故事
23年后，出版社决定换个封面重新发行《爱情刽子手》，并要求我写一篇新的后记。我重读了这本书—许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既感到骄傲，但又懊恼自己的衰老，同时还嫉妒那个年轻的我。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家伙写得比我好多了。
我很高兴重温那些亲爱的老病号，他们当中许多人已不在人世。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胖女人”。我记得“胖女人”的故事是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写的，只开头一段就花了几个小时，它介绍了反移情的概念，即治疗师对患者不期而至的情绪反应。
贝蒂（Betty）踏进我办公室的那天，当我看到她挪动那不足160厘米而重达110多公斤的身躯，走向我那张简约的高科技办公椅时，我深知等待我的是一场与反移情之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个故事是为治疗师而写的教学故事，所以我才是故事里的主角，患者则是次要角色。故事讲的是治疗师可能会对患者产生一些不合理的、有时是厌恶的情感，它在治疗中可能构成一种可怕的障碍。
治疗师可能对患者产生极为极强的爱慕之情，也可能有来源于无意识的强烈的负面反应，这也许与治疗师过去遇到的负面人物有关。
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克服自己任性的情感，而用一种人本的、积极的态度对待患者。这个故事想说的就是这些，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夸大了自己反移情的程度。因此，我对贝蒂负面的反移情和我想要帮助她的愿望之间的冲突，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有一件事，尤其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贝蒂通过当地一家报纸上的个人广告，找到一个约会对象，并在她的头上戴了一朵玫瑰以便辨认。那个男人一直没有出现。这不是贝蒂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她猜测，他从远处看了一眼，然后消失了。我的心向她走近，当她描述自己在拥挤的酒吧里努力保持镇静，寂寞地饮酒时，我不得不强忍住泪水。
我对故事结尾的描写十分满意，她向我索要一个告别拥抱，我写道：“我们拥抱时，我惊讶地发现，我的两只手可以合抱住她。”
我选择了写下这个故事，就是要残忍地揭露我对肥胖的令人不齿的想法。不，它远不止于此：为了文学的张力，我故意夸大了自己的反感，把这个故事变成我（作为一个治疗者）与背后作祟的恶意之间的对决。
这个故事引起的反响很强烈。“胖女人”的故事引发了女性如洪水般的负面反应，她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并且很愤怒。但更多是年轻治疗师的正面回应，这个故事使得他们在试图解决自己对患者的负面情绪时，感到如释重负。他们说，我的诚实让他们在感觉消极的时候，更容易与自己待在一起，并使他们能够开诚布公地向上级或同事表达这种情感。
虽然贝蒂从来没有说过，但我想这个故事确实会引起她的痛苦。那个时候，我被蒙蔽了双眼。我太过雄心勃勃，太过鲁莽，太过于逞一时之快，只顾着把它写出来。对此，我至今深感遗憾。如果现在写这个故事，我会尝试将肥胖转化为某种完全不同的状况，更加彻底地虚构治疗事件。
在新版《爱情刽子手》后记的结尾处，我写下了一个年轻时的我会感到惊讶的发现：也就是说，我虽然80岁了，但我的心境还不错，超出了预期。
是的，我不能否认，晚年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失去；但即便如此，在70、80和90岁时，我还是发现了更多的宁静和幸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阅读你自己的作品会更令人兴奋！记忆衰退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当我翻开《三封未开启的信》《不该死的人却死了》以及作为书名的故事《爱情刽子手》时，我燃烧起了对自己的好奇心，因为我忘了这些故事是怎么结束的！
来源：本文节选自《成为我自己》
作者：欧文·D. 亚隆，当今世界上深负盛名、极具影响力、著作流传颇为广泛的心理治疗大师之一，被评选为美国至今健在的三个最重要的心理治疗学家之一，是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权威、精神医学大师、存在主义治疗三大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许多著作不仅给心理治疗师带来启发，也深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发行。其作品多次荣获欧美小说和非小说类奖项，其中《当尼采哭泣》被拍成同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