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科技增加社会福祉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7月20日，当大部分网民还沉浸在另一事件的吃瓜一线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河南省上空倾泻而下。而就在当晚，一个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文档》出现。在随后的24小时里，这份共享文档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迅速传播。
据腾讯官方发布的文章称，这份表格现在更名为“河南暴雨线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这份由民间自发的小小文档，至今已拥有超过250万次的访问量和2万多次在线编辑记录，形成庞大的社会群体信息动员，努力为每一声求救打开希望之门。现在，这份文档的创建人也被找到，她是一位从河南走出的大学生，创建文档时昵称叫Manto。
创建者发微博回应创建文档
透过这起科技产品在灾难事件中发挥积极社会价值的典型案例，我们看到了信息的高效传播和开放社区如何给予更多人和时间赛跑的可能，也收获了数字时代中更多元、更建设性的救灾方式极其启示。
互联网赋能的“协作”力量
这份文档得以广泛应用的基础是在线协同编辑工具被有效利用的资源整合功能，及其互联网社群氛围中越来越被重视的开放、自由、协作、互助的社区文化。
多人协作在线文档是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事物，最初主要用于协同办公。不同的人群在进行异地协作时，在线编辑文档即写即存的功能避免了数据反复同步的低效，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在同一个文档中进行信息整合，就像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那样简单。
其开放式协作的技术特性让灾难时期无法聚集起来的人力有了充分发挥的共享平台，也使其在本次汛情期间展现了更多社会价值。
一开始， Manto和30多个同学只是利用文档进行求救和救援信息的收集和核查工作。在他们把文档分享出去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去维护和整理。“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和媒体朋友加入进来，把我们的文档从刚开始只有求救信息和救援人员信息完善到有首页、可以跳链接，求救的人可以自行查找救援物资和避难场所的优化过的文档”，Manto在与@央视新闻连麦时说。
现在，在大家的协作下，这份表格的底端有了诸如 “避险地点”“漏电风险地区”等更多分类表单。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网友还给表格里的内容分区、填色、加粗、校对，把版式调整得更加清晰明确。
文档现状
协作表格用极简联系了最多的需求，用扁平搭建了最立体的渠道。看似冰冷的文档承载着最绝望的呼喊，也承载着最温暖的企盼。微信和朋友圈更是给了这份表格广阔的传播空间。
除了此次汛情救灾，还有更多人利用在线协作平台推进社会福祉。
2020年鲍毓明案一出，有网友在石墨文档上整理了一份《性侵受害者求助渠道文档》，汇总了儿童保护相关渠道、妇女儿童权益机构组织等内容，帮助妇女儿童了解心理援助和法律援助等相关信息。这些互联网产品利用技术优势，凝聚起公众的善心，就某个主题在最大程度上协调起周围的庞大力量，一次次自发地组织资源的调配和再生产。
不过，利用人性的善意组织起来的网络互助计划也有“红”与“黑”之分。
天灾人祸，尤其是重疾大病给普通家庭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一些中低收入者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医疗保障。在此背景下，借助平台经济的热度，各公司曾相继推出“互助平台”提供发生意外时的自救和互助服务。
一方面，线上社群人数众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理念带来了部分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网络互助行业发展失序，缺少统一的行业规范和部门监管。诸如此类的网络互助计划越来越陷入“用户数量降低”与“赔付金额增加”的恶性恶性循环。今年上半年，水滴互助和轻松互助两大网络互助平台宣布关停。这已是继百度灯火互助和美团互助之后，近一年关停的第三和第四个网络互助平台。
每种新兴事物都会经历由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当这些平台成为国民级应用时，就必须考虑它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吸收更多用户、优化互助计划上。
这些“乌托邦”式的网络协同互助力量才刚刚起步，欢呼之余，它们能否成为一种变革式的力量，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探索和规避其中的隐藏风险。
数字时代的互联网救灾启示
Manto在连麦的最后说：“现在各地又有了新的汛情，希望通过这个文档能确立一种简洁高效的模版，解决重复性核查的问题，让其他的地区也能使用这样的表格。”
其实，去年的新冠疫情开始，从线上协作助力切断传播途径，到各相关部门与社会组织在一致的标准下“抄作业”，快速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工作，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救灾方式越来越受到瞩目。
石墨文档汇总的部分疫情信息
这种关注受益于其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产品特点——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快。灾难发生期间，在紧急和慌乱中存在许多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的文档正好解决了求救和救援的供需匹配问题，让灾难来临时宝贵的信息资源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传递出去，利用互联网技术减少了信息弱势群体数量，为更多人争取了救援时间。
这种“去中心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的集体性、连通性、清晰度和协作性使其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此次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后，微博超级话题“河南暴雨互助”就是一个救灾信息交流聚合集群的典型例子。求救者在超话内发布求救信息，经大量网友将转发，形成二次传播。当地的志愿组织也在其中发布服务内容和联系方式，实现了求、救双向对接。
微博超级话题“河南暴雨互助”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政府从2014年就开始探索SNS在灾难响应中的运用，在利用互联网跨组织、跨地区发布、收集分析以及研判灾情信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数据显示，SNS在日本民众中的普及率较高，这为灾难响应信息的发布和收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2016年4月，熊本地震发生后，为了快速确认城市每个区域的受损情况等，熊本市市长通过他的Twitter账户向市民发送消息，收集灾难的有关信息，得到了当地市民的积极参与。
受灾地社交媒体用户在第一时间内将灾情传播出去，信息准确性高，能够为灾难救援提供依据。地震发生当天，该县有6个城市的官方SNS账户发布了包括道路警报、庇护所指引、停电停水通知、食物分发等救灾信息。数据信息在拥有大量用户的SNS平台的集聚，有效提高了市民与政府间、市民间的灾难信息共享率，为灾难响应提供高效且迅捷的服务。
这次救灾行动中，新型网络力量利用技术优势先行，极高性价比地完成了信息整合与资源调配的任务，这种“雪中送炭”已然获得了多方肯定，不少人激动地评论道，“科技向善”。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在“雪中送炭”中审视“不可或缺”。
当信息革命推动着的技术变革本身变成了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及其产品成为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依赖技术。试想，灾难的来临切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科技工具后，仰赖技术的现代人该如何在这片试验场里生存？
“荷赛”2013年度最佳图片奖《信号》
（作者：John Stanmeyer）
这一假设在该次汛情中得到了验证。昨天，一篇名为《灾后郑州：当一座都市忽然失去了互联网 | 故事硬核》的文章火了起来，大家忽然意识到：数字时代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之上，一旦与其脱离，社会的运作便会失序。科技当初赋予城市怎样坚固的外衣，灾害后我们被科技抛弃时就会变得怎样地脆弱。
可见，在科技越来越具备自主性的年代，运用科技增加社会福祉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我们既要习惯与之共生，也要学会独立面对。或许抛却网络技术之外，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连结和善意才是危急时刻我们能够抱团取暖的温度来源。
最后，正如梅塞尼的技术中性论所说，技术本是工具和手段，不承载特殊的伦理和道义问题。使技术成为“善”和“恶”的，是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技术可以让社会为之振奋，也会使前路越走越窄。对此，积极的思考和忧郁的批判，我们都要面对。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张盈华《网络互助的发展脉络与现状问题》
梁晨,刘紫英.日本SNS在灾难响应中的运用及启示[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05):92-94.
海哥商业观察《“救命文档”爆火背后的科技向善思考》
腾讯《一个救命文档的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