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智库｜北大苏剑：现在任何一个家庭养孩子，都是做公益

受访|苏剑 采访|奕希 编辑|杨溪

自从 “七普”人口数据公布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大幅转向，迅速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提升生育意愿？国际上是否有成功提升生育率的有效经验？

针对上述问题，腾讯新闻“原子智库”日前对话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他认为，现在很难提高养育的收益，因此提升生育率首先要想方设法降低养育成本；其次要赶紧全部取消对生育的各种限制性措施——比如户籍管理制度、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另外，完善收养政策——收养的问题解决了，效果比其他公共政策要好一些。

苏剑还指出，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生一孩、二孩，因此相较于三孩政策，更要解决的是一孩和二孩的问题。“现在要想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很难了；只要能稳住这个生育率、别再下降，那就算是成效。”

原子智库：2015年实施二孩政策至今，总体生育率略有波动，但并未出现非常明显的提升。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苏剑：影响生育愿望的，无非是几方面原因：第一，生育观念的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不太喜欢生太多孩子了。另外，人们对自己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多在意个人的一生幸福——以前每个人都承载着太多责任，包括老一辈希望他传宗接代等等。老年人的观念其实也变了，对孩子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要求了。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是抑制了生育率。以前养儿是防老的，养孩子有一定的经济收益；现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养老已经不太需要孩子了。现在任何一个家庭养孩子其实都是做公益——给自己提供各种经济性收益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孩子长大之后交的税收和社保方面的费用其实都是给别人养老了，但养孩子的成本都是自己负担，成本和收益完全不对等。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生育率会下降。

第三，养育成本的大幅上升。这段时间大家讨论得很激烈，就是教育费用太高，使得养育成本大幅上升。其次，生活费用也上升了，房价涨得非常厉害，年轻人养自己都难，何况去养一个或者更多孩子。医疗费用也很贵——不仅年轻人的医疗贵，小孩的医疗也一样很贵很难，生了病到儿童医院或其他地方找优质医疗很难，挂个号都很难。

同时，女性的教育程度提高，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之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当然是好事，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这也意味着女性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生育率下滑——不能因为性别平等，就故意掩盖它的负面效果，这个事实肯定是存在的。

原子智库：就你了解的情况而言，放开二孩在哪些地方收到了效果？如果城乡、区域之间效果有差异，原因是什么？

苏剑：放开二胎收到的效果，最主要是在城市；在农村，不一定有多明显——农村愿意超生的人其实早就超生了，而且合法的二胎也早就有了。农村早就在实施“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实际上，农村“超生”问题也很严重。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约束最厉害的不是农村，是城镇、尤其是城镇的体制内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二胎政策对这些人的影响显然要大一些。

原子智库：最近，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减轻“三育”负担，突破口是什么？

苏剑：“三育”负担最终还会落实到教育、医疗和住房三个方面。尤其是教育，是现在城镇居民养孩子，最大的负担在这部分。教育负担重的根本性原因，是高等教育招生。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给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风向标作用。高考招生是择优录取，标准就一个——高考。在高等教育风向标没改的情况下，接下来老百姓会找到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成本可能会比以前更高——以前课外培训，还有市场来提供，堂堂正正、公正透明，打掉以后会转入地下，可能要冒一些风险，风险补偿也要上去，就会导致成本进一步上升。

突破口确实在教育方面，但真正的突破口，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变。改变这个风向标，才是长期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

这个风向标怎么改？中国高等学校招生，就一个标准——高考成绩；国外、比如美国，高考招生标准有很多个，学习成绩只是其中一方面，还包括学生的特长、对公益服务的热爱程度等。

美国有3000所大学，其中只有100所是研究性大学——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等；其他都是教学性大学，只管教学、把课教好就行，科研方面对老师的要求很低。这些研究性大学、教学性大学，是各个学校自己界定的，不需要去审批。这样的结果是，很多学校都非常有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校不用、也没必要按照同一个标准招生，因此高考成绩对各个学校只是一个参考，只是招生标准的一个方面。这样，学生就解放了，可以全面发展，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学校；学校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去招，高考成绩就被淡化了，基础教育就不用只盯着一个目标，于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有人会说，如果学校办得质量不好，怎么办？办得不好，有市场——如果办得不好，学生就业不好、发展状况不好，他慢慢学校排名就会下降，自然就招不到学生，慢慢就被淘汰了。当然，一个高等学校存在几十上百年之后，一旦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会持续下去，慢慢就会办成一些好的高校。高校办好了，风向标就传导到基础教育上去了，每个人找到自己特长和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

我国现在教育的风向标还是高考，而且基本上是唯一的风向标——虽然有所谓自主招生，但其实跟高考很相似，考得基本上还是那些文化课。所以，只有高等教育改完了，这个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但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再往前推一步，又引发一个大问题：高等教育招生时，有没有腐败？美国一些私立大学，为什么最终还办得那么好，就是有一些约束——约束就是市场，办不好最后会被淘汰。美国好多民办大学在历史上都被淘汰了，经过市场筛选之后剩下来的，当然都是好学校。

再往前推一步，就是给民办大学充分的发展空间，让他们可以自主招生。公办大学按照国家规定，保证教育公平，同时让民办大学发挥它的优势、实现教育方面的效率。美国也有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必须实践教育公平，对本州的学生，招生必须有倾斜——成绩可以低一点，学费可以低一点，等等。

原子智库：开放三孩政策以来，与之相关的支持政策也在陆续颁布。在你看来，“三孩政策”要取得效果，最关键的配套措施应是什么？

苏剑：首先，要想方设法降低养育成本。因为提高养育的收益，现在看很难了。降成本是要给养孩子的家庭补贴——教育要彻底免费，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都要免费；医疗要免费。同时，养孩子要补贴生活费。这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组合，可以直接用过来。

其次，要赶紧把对生育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全部取消——比如户籍管理制度、对非婚生育的歧视。现在家庭对于个人能够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好多人都选择不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表现得更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非要坚持有婚姻才能生孩子，那么生育率至少会降一半。所以，中国得想办法去掉对非婚生育的歧视，把生育权彻底还给个人、而不是家庭。

原子智库：现在也有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提倡鼓励三孩而不彻底地把生育权还给大家？

苏剑：现在生育权已经完全放开了，好多人没注意。前几天颁布的《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不处罚就相当于全部放开了——事实上已经全部放开了，但名义上还没有。

原子智库：7月27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八次委员长会议传出消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拟提请8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这是全面放开生育的信号么？

苏剑：现在事实上已经放开了——之前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的文件，还不是法律。如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即将修订，肯定会修得非常彻底。很快会全面放开生育，也许就在下个月。

原子智库：长期以来，人们的印象是：城市里的生育意愿、生育率比农村低，你掌握的数据是否支撑这个“印象”？原因是什么？

苏剑：城里的生育率确实比农村要低。原因是：第一、城里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比农村要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就更高。比如，一个女的生个孩子就两三年过去了，可能损失一些收入，职场上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城里的生活费用确实也比农村高。在农村，房子、粮食、蔬菜都是自己的，也不去外面唱歌、消费，费用比较低；城里各种东西都要自己去买，物价也比农村高、尤其是房价，那成本就相当高。

第三、城镇化以后，人们的观念就变了：城里的观念更倾向于少生、甚至是不生，这是跟世界趋势接轨的。在农村，这个观念就弱一些。同样，社保的城镇覆盖率更高，农村的社会养老体系没有城里面这么完善，有时候必须养儿防老。

原子智库：有观点认为，政府放开三孩政策，主要是寄希望于在农村地区的收效，而并非城市，你怎么看？现在鼓励二孩、三孩的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城市生育意愿、生育率低的问题？

苏剑：农村现在愿意生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也已经非常少了。2008年前后我带一帮学生去东北一个县调研，在一个朝鲜族村，问一些村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起来有没有困难？他们说，现在哪还有人愿意多生孩子啊？哪还有计划生育的问题，你现在找人罚都找不到了……当时我国农村是“一胎半”政策，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宽一点，可以多生一个孩子，那个时候这些朝鲜族村民都不愿意多生的。

我跟一个朝鲜族农村里的男的聊天：他说他儿子20岁了，他刚40多岁；我说你们就一个儿子，还愿不愿意再生孩子？他说还生啥呢？我有一个儿子了，为他奋斗了20年，把他养大了，我再生一个，再奋斗20年，那我这一辈子全给别人活了，我这一辈子自己的日子在哪里呢？自己的生活在哪里呢？所以，现在农村的观念也变了。

东南沿海的农村，跟城镇还有什么两样？有不同的，可能就是西部的农村，但西部农村现在人口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已经城镇化了、到外面去打工。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三孩出生比例大概就是百分之十二三左右。中国每年出生一千万，三孩大概就一百来万，其他的都是一孩、二孩。中国没有放开三孩政策的时候，超生的三孩占的比例已经是10%了；现在放开，最多就提高一两个百分点。

原子智库：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复杂，公共政策导向对个人决策的影响有多大？预计何时能够看到成效？

苏剑：现在要解决的是一孩和二孩的问题——好多人都不愿意生一孩、二孩。公共政策现在是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不能强制——限制生育可以强制，只许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多生就处罚；现在，人家不生育，能怎么办？只要是凭个人意愿，政策力度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效果是出不来的。

因为生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付出的，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时间、精力和心血；要培养一个孩子，那真的是需要爱的，会为他操尽各种心，他的安全、教育、营养、睡眠等等。在这个情况下，政策力度必须足够大，才会对个人决策产生影响。

预计何时能够看到成效？那就看这个成效是什么。现在要想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很难了；只要能稳住这个生育率、别再下降，那就算是成效。

当然，公共政策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加大对收养孩子的支持。现在中国每年打掉的孩子就有四五百万，只要让这些已经怀孕的别打掉，每年就可多出生四五百万。之所以打掉，是因为她没法养——比如未婚先孕。这时，就要解决收养的问题，或者有些人愿意在自己没有婚姻的情况下把孩子养大。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承认非婚生育，另一方面要完善收养政策——收养的问题解决了，效果比其他公共政策要好一些。

原子智库：住房、医疗、教育被称为影响生育的“新三座大山”，在对房地产行业、教培行业整顿之后，下一步是否会对医疗系统进行整顿？

苏剑：对医疗系统进行整顿，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全民都跟医疗有关系，生育只是医疗系统里相当小的一个服务领域。在医疗系统，针对生育方面可以做一些“手术”——比如，儿科可以免费医疗，生育免费、体检产检免费，然后扩大地方医疗服务的提供；但不要大动，不能阻断整个医疗系统。

原子智库：目前有关房地产的整顿措施，在你看来，能否有效提升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从而间接提升生育意愿？

苏剑：对房地产这块，一样要悠着点。因为房地产与整个宏观经济关联太大。房价如果大幅度下降，意味着什么？所以，房地产要全面考虑、考虑整个宏观经济，不光是生育问题，不能遇到一个问题就不顾一切一刀切地砍下去，要看它的副作用。

房地产方面，中国接下来要做的是，大量提供保障房，让一些年轻人不用考虑房子的问题；而不是通过限价、限购或者别的任何方法，把整个房地产行业打掉。通过大量提供保障房，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有人愿意生孩子，他完全可以在保障房里生。当然，有了孩子以后，可以给他大幅度地扩大面积，提供各种优惠条件。

原子智库：其他国家和地区，提高生育率的探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苏剑：很少，基本上没有。只要他经济社会发展了，最后生育率都会下滑。当然，他们下滑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提高生育率的探索、各种政策，效果都很差。

看我国台湾地区这么多年鼓励生育的政策，就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样了。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很快，生育率自然就降下来了；90年代以后，开始鼓励生育。到现在，效果不能说没有——如果不鼓励生育、不采取这些政策，生育率可能降到新加坡的水平了（新加坡生育率最低的时候是0.7、0.8），台湾现在基本上稳定在1.2左右，应该说做得还不错，稳住了。但要说生育率提高到1.5以上，目前为止没有做到的。

原子智库：当下许多社会问题都与户籍制度相关，如果放开户籍，会对生育率有刺激作用么？如果放开户籍，是否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造成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承载超限等问题？

苏剑：放开户籍很重要，应该立即放开，而且是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全国范围放开。但是，放开户籍对生育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城镇化其实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会使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会鼓励生育——放开户籍，老人可能跟子女住在一起，能帮忙照顾孙辈，那年轻人就可以放开生育了。所以，放开户籍对生育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到底哪个作用更大，目前很难判断。

取消户籍制度，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使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承载超限吗？目前很难说。我个人认为不会。

因为，如果放开户籍，大量的人口会流向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并且，现在中国大量的人口都已经在大城市了——农村50岁以下的基本上都出来了，那些该出来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都在城里生存下来了，只不过公共服务——社保、住房，还没覆盖到他们身上。但，他们既然在城里能生存下来，应该差不多都解决了，只不过住房条件可能差一些，然后就是教育——目前这个教育体系，完全能够满足城镇化以后孩子的需求。因为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给每年2000万出生人口服务的，中国去年才出生了1200万人，教育有问题吗？担心放开户籍导致公共服务承载力超限，主要是维护既得利益。

原子智库：曾有专家表示，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去工业化。现在对教培、互联网等行业的调整，是否说明国家政策转向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空间？

苏剑：制造业和工业很重要，尤其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如果制造业比重太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生的这些现象——社会撕裂问题，在中国也会出现。

像美国就是个教训：制造业全部迁到国外，出现产业空心化，造成非常大的社会撕裂。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概只占总人口的40%，制造业以前给美国大量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提供了相对较体面的工作、中产阶级的生活；制造业一出去，这些人马上就失业了，而他又进不了高端服务业——科研、法律、教育和金融等，只能进低端的服务业，如餐饮、旅游、零售、运输等，收入下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黏结剂，它要填补的是服务业本身存在的一个巨大的缺陷——中等文化层次的那些人怎么办？制造业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去向。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工资太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了。接下来，中国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大幅度地改造。

对制造业的重视，中国现在确实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说产业结构优化，默认的就是指服务业占比提高，这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很显然政策有转向，但政策转向跟对教培和互联网等行业的整顿，不一定有关系。对教培和互联网行业的整顿，是别的原因，不是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当然有可能有这个副作用。教培行业的整顿，主要是为了降低教育成本，提高生育率；互联网行业主要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是数据安全，跟发展制造业的关系，可能不一定那么大。

（来源：腾讯新闻）

实习运营编辑：丁钰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