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奥运会史上的性别争议。
因先天生理条件不同，男性与女性在运动中的表现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绝大多数竞技比赛项目都会区分男女。现代奥运会自然也不例外。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二届奥运会首次接纳女性参加，便将网球比赛分为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男女混合双打。
奥运史上最著名的性别争议，发生在斯坦尼斯洛娃•瓦洛斯维奇（Stanisława Wałasiewicz）身上。
斯坦尼斯洛娃1911年出生于波兰。三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带着她移居到美国。1932年，斯坦尼斯洛娃代表波兰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赢得100米短跑的冠军并追平世界纪录。1936年，她又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取得银牌，击败她的是美国选手海伦•斯蒂芬斯（Helen Herring Stephens）。
1936年奥运，斯坦尼斯洛娃（右）赛后与斯蒂芬斯（左）握手，引自维基
大概是因为选手外貌的缘故，当时便有媒体质疑获胜者的性别。金牌获得者海伦•斯蒂芬斯被迫在赛后去做了生殖器检查，检查结果认定她是一位“Real Girl”。
媒体报道海伦•斯蒂芬斯的性别检测结果
斯坦尼斯洛娃没有参加性别测试。她在1940年代继续从事体育运动，并于1947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1956年，她与一名美国男性结婚，随后参加了该年在墨尔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有研究称，这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斯坦尼斯洛娃曾是波兰代表队的一员，但她拒绝接受波兰1945年的巨变，转而希望代表美国参赛。当时的奥林匹克宪章禁止运动员更改国籍后代表第二个国家参赛，唯一的迂回办法是“丘比特条款”（Cupid’s clause，当时仅限女性），如果一名曾代表某国参赛的女性运动员，嫁给了另一个国家的男性，那么她可以被允许代表她丈夫的国家参赛。在今天回看该条款，它虽然是在对女性开绿灯，但本质上仍是一种歧视，是在将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
斯坦尼斯洛娃，1928年
墨尔本奥运会上，斯坦尼斯洛娃获得了200米跑热身赛的第三名，但未能进入决赛。她的婚姻也很快走向了终结，用斯坦尼斯洛娃自己的话说，是“同居状态只维持了6-8周”。四年后，五十岁的她希望再次成为美国奥运代表队的一员，但未能成功。
1975年，斯坦尼斯洛娃入选美国田径名人堂。1980年，她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停车场遭遇持枪抢劫被杀害，尸检显示她的性器官具有混合性特征。用遗传学的术语来说，她是一个嵌合体（Chimera），染色体异常，出生时有着两套模棱两可的生殖器官（后世的许多文章刻意夸大了她的男性性征）。在20世纪初的欧洲，这类孩子基本上会被父母当成女孩抚养长大。
当年的媒体报道，认为斯坦尼斯洛娃应该被视为女性
另一位活跃于1930年代并引爆性别争议的运动员，是德国跳高选手朵拉•拉蒂安（Dora Ratjen）。
与斯坦尼斯洛娃一样，朵拉也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获得女子跳高的第四名。1938年，他在欧洲田径锦标赛上打破了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同年9月，他乘坐火车从维也纳前往科隆，列车方面向车站警方报告说车上有个“打扮成女人的男人”，朵拉被带下车接受警方讯问。虽然出示的证件显示他是一位女性，但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性别方面的与众不同。随后，警方传来一名医生检查了他的性器官，该医生宣布他是男性，同时也指出他拥有不完整的女性性器官。
尚未选择以男性身份生活的朵拉
因为1936年的奥运会与纳粹有关，朵拉的故事后来被拍摄成了电影，他参加奥运会的举动，被渲染为帮助纳粹以不公平的方式夺取奖牌的“性别欺诈”。但这种演绎只是一种想象，并无史实依据。调查显示，朵拉出生时便已被助产士发现拥有两套性器官，父母遵照医生的建议一直将他当成女孩抚养。到了10岁后，朵拉渐渐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名男性。1938年性别争议的曝光，让他遭到起诉，也让他如释重负，得以重新选择男性身份去生活。1939年，朵拉将名字从Dora Ratjen改成了Heinrich Ratjen。
斯坦尼斯洛娃与朵拉的故事，其实是1920年代女性进入到竞技体育比赛之后，一种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如果性器官上存在双重性，基本上会被父母当成女孩抚养。这些孩子在日后的成长中，便有概率从众多女性运动员中脱颖而出。她们（或他们）参加女性运动项目，大多基于从小便被父母确定的女性身份，而非刻意在进行“性别欺诈”。这也是奥运会官网迄今仍保留她们（他们）的奥运成绩的主要原因。
奥运会官网对斯坦尼斯洛娃的介绍
类似的案例，还有马克·韦斯顿（Mary Louise Edith Weston）和兹德涅克·库贝克（Zdenek Koubek）。
韦斯顿是英国1920年代最优秀的女子标枪、铅球、铁饼运动员。因生殖器官不典型，韦斯顿自小被当成女孩抚养长大，直到1936年选择矫正手术后，才正式成为“他”并与一名女性结婚。《每日镜报》评价他的运动生涯，说他虽然“与其他选手进行了不公平竞争”，但这种竞争并非欺诈，而是一个“诚实的错误”。
库贝克的情况也差不多。他是捷克的田径运动员，1934年在世界女子运动会800米项目中夺得冠军。1936年，库贝克前往美国进行了手术，自此选择以男性的身份生活。库贝克后来说：“我承认，我是命运安排坐错了车的乘客。我选择申请改换车票。”
兹德涅克·库贝克（左）与马克·韦斯顿（右）
为了尽可能排除这类“诚实的错误”，国际奥委会从1940年代开始，要求女性参赛者出具医疗证明，以证实她们确实拥有女性身份，有资格参加比赛（最早是国际田联）。后来又发展到对女性运动员普遍进行性别检测，主要是检查外生殖器和第二性征。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苏联的普莱斯姐妹（Tamara Press与Irina Press）引爆了性别争议。不久后，国际奥委会又引进了“Barr Body 测试”，对女性运动员实施染色体检测，有Y染色体者会被认定为男性，不能参加女子比赛项目。
但这种检测方法也存在问题。西班牙女运动员马丁内斯-帕蒂尼奥（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便因此遭遇了巨大的羞辱。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女性，只因为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而被查出体内存在Y染色体。她因此丧失了比赛资格，隐私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但失去了奖学金，也失去了未婚夫。即便后来得到遗传科学界的支持恢复了运动员身份，她的运动生涯也再未重登巅峰。
马丁内斯-帕蒂尼奥
所以，1988年，国际田联宣布放弃染色体检测。国际奥委会在尝试引入新的基因测试方法仍效果有限问题甚多后，也在1999年全面取消了性别检测，不再针对女运动员的基因进行审查。
其实，纵观整个现代奥运史，真正在女性比赛项目中造成现象级不公正的，并非斯坦尼斯洛娃与朵拉这些犯下“诚实的错误”之人，也并非马丁内斯-帕蒂尼奥这类患有特殊遗传病症之人（遗憾的是，性别审查最后查出来的多是此类情况），而是让女性运动员滥用雄性激素，以改变其原有的身体机能。
《药学情报通讯》1992年刊登的一篇论文便披露称，“到1964年奥运会上，AAS（雄激素类固醇）的滥用已在各种比赛项目中，约占国际奥委会宣布的禁用药物中的15%”，“有充足证据说明苏联举重队在1954年世界锦标赛上，大部分队员使用了AAS，而且取得好成绩。……到1964年奥运会上，AAS已滥用在各种比赛上，但最有影响的是重量型和力量型项目中。如1972年奥运会上，中跑、短跑或田赛项目的运动员中68%服用了AAS。另一项调查表明，1968年美国奥林匹克训练营地的全部举重队员都服用了AAS。21届奥运会上人们对东德女游泳队员的肌肉特别发达和嗓音男性化提出疑议时，该队教练直言不讳的说：‘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唱歌的’……”
这类以药物变更机能的手法，不但破坏了比赛的公平，也会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来源：腾讯新闻）
Helen Stephens is real girl.Harrisburg Telegraph. August 6, 1936. p. 14.Toby C. Rider & Sarah Teetzel：The Strange Tale of Stella Walsh’s Olympic Eligibility.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erks, USA &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Suzanne Raga：The Olympic Sprinter Who Nearly Lost Her Medals Because of Her Autopsy.Vanessa Heggie:Testing sex and gender in sports; reinventing, reimag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ies.同上。解放军第201医院孙向伟,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周明非：《运动员中雄性激素的滥用》，《药学情报通讯》1992年第1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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