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兽面纹策柄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近日
博物馆摄影师、文博山西特约摄影师@动脉影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青铜器图片
因其形似“自拍杆”
引起网友热议
这件青铜器
就是商代兽面纹策柄
出土于灵石县旌介墓地1号墓
现收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它的外形
酷似现在年轻女孩必备的自拍杆
充满了现代元素。
网友们纷纷留言
可以考虑出周边文创：
“哇塞，可以出个文创自拍杆，
拿着一定帅呆了！”
“可以用这个为灵感出周边”
“发现文创新思路！”
“想要同款样子自拍杆”
……
还有网友直接喊话
山西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物馆，
“出来卖周边”～
对此，
山西博物院官博
直接回复“周边安排起来”。
相信过不了多久
大家也许就能在这两个博物馆
买到这款独具特色的自拍杆了
那么
这个酷似自拍杆的器物
到底是什么呢？
动脉影在博文中说到，
这是一只“仅剩柄部，装饰豪华”的马策
它的前段明显应有其它部件
可能遗失
也有可能是其它材质（竹or木）遗失无存
动脉影介绍
“鞭策”这个词的词源就来自于此，“鞭”与“策”都是古代的马具，用来控制马行进的工具。
马策的实物出土比较少，但也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完整的，如秦始皇陵铜车马里出土的缩小版明器，在一根竹节状长柄上有尖刺和倒钩，可以通过戳和钩的动作，使马向前向后退。
▲商 兽面纹策柄
“策”主要流行于哪个时期？
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出土有“策”呢？
它的具体用法是什么？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井中伟
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錣策、钉齿镳与镝衔
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
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说
接下来
我们摘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以飨读者
▲秦陵一号铜马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左传·文公十三年》：“绕朝赠之以策。”
杜预注：“策，马檛。”
《考工记·辀人》：“轨前十尺而策半之。”
郑玄注：“策，御者之策也。”
《仪礼·既夕礼》：“御者执策立于马后。”
《说文·竹部》：“策，马箠也。”又云：“箠，所以击马也。”
《玉篇》：“鞭，笞也，马策也。”
由古代文献可知，策是一种御马器，别名马檛、马箠，俗称马鞭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安阳小屯晚商时期的三座车马坑（编号M20、M40和M45）和一座墓葬（编号M164）中出土了六件策，有机质的策柄和鞭绳已经腐朽，仅存包在策柄上的金箔片和套嵌于两端的玉饰件。
根据它们的出土位置，部分策柄可以复原，如M20、M40和M164的策柄通长均为57.5、截径约1.6厘米，其中M20和M164的策柄除手执部分外表面分段包贴竹节状金箔，而M40和M45的策柄有玉饰件但无金箔（图一，1-4）。值得注意的是，M164策柄顶端的玉件造型特殊，作圆锥刺形，中间有一箍，箍下向外伸出一本粗末锐的四棱形弯钩，弯钩以下部分饰三角纹和云雷纹，底部作椭圆形榫状，榫上有一横穿圆孔，插入策柄且贯销固定（图一，7）。根据共存器物判断，该器年代约当殷墟文化二期。
▲图一 安阳小屯M20、M40与M164出土的策与衔
1.M20之策复原图2.M40之策复原图3.M164之策复原图4.M164平面图5.M164马勒复原图6.M164玉质马衔7.M164策顶端的玉錣
目前考古所见此种造型者还有七件青铜器，略有区别的是它们的下部不出榫，而是骹銎，分别介绍如下。
郑州人民公园C7M21：6，报告称“镦”（图二，1）。根据共存陶器及铜戈形制判断，其年代介于商文化二里岗晚期与殷墟一期之间。
安阳范家庄05M4：33，简报称“杖首饰”，銎内残存木柲痕迹，銎外留有布痕，长12.7、銎径2厘米，年代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阶段（图二，2）。
罗山天湖M12：16，发掘者先后称“盖弓帽”与“冰穿”，近銎口有两个相对的圆孔，通长13.8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晚阶段（图二，3）。
山西武乡上城村1986年出土一件，简报称“锥状器”，銎部呈六边形，通长9.5、銎径1.5 厘米，根据共存的铜戈及觚、爵形制等判断，其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或偏晚（图二，4）。
安阳殷墟西区M781：1，报告称“镦，出土时圆銎内残留一段竹节，通长12.4厘米，年代属于殷墟文化四期（图二，5）。
滕州前掌大BM9：25，报告称“衡末饰”，近銎口有直径为0.35厘米的对穿圆孔，通长13.7、骹长6.1、口径2厘米，根据共存铜戈形制判断，其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图二，6）。
▲图二 晚商时期的青铜策錣
1.郑州人民公园C7M21：62.安阳范家庄05M4：333.罗山天湖M12：164.武乡上城村商墓5.殷墟西区M781：16.滕州前掌大BM9：25
另外，安阳市博物馆藏一件，简报称“鐏”，下半部有圆銎，中间旁出一朝下的弯钩，上半部尖锥实体残缺，尺寸不详，年代当属商代晚期。
上述标本均呈上锐下粗的圆锥形，中间有一凸箍，其下伸岀一个锐利的弯钩，近銎口处或有对穿圆孔。整体形制虽类似古代马车上的盖弓帽，但弯钩朝向相反，显然将其定名“盖弓帽”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六座墓葬均保存较好，殷墟西区M781虽出此器，但无戈、矛。尽管安阳范家庄05M4、人民公园C7M21与上城村墓出有铜戈，天湖M12与前掌大BM9中戈、矛共存，然而观察这些墓葬的平面图，它们与共存的戈或矛在出土位置上并不正对，且1.1-2厘米的銎径也明显小于戈、矛之柲径，因此将它们称为“鐏”或“镦”也是不合适的。
至于定名“冰穿”或“衡末饰”仅是推测而已，并无实据，而“杖首饰”和“锥状器”的名称显然又过于笼统。鉴于它们与小屯M164策柄顶端的玉件不仅造型一致，各部位尺寸基本相当，而且所属时代亦大体同时，因此其功能自应相同，即为策柄上的配件。
到了东周乃至秦代，这种策柄上的锥刺形配件依然存在。2007年，在韩城梁带村二座春秋早期芮国墓葬中出土了四件铜“策首”。标本M18：22，曲体略呈笔帽状，近銎口处有圆形销钉孔，平顶上有锥尖形刺，通长2.8、銎口径1.4、刺长0.8厘米。另三件出自M28，器体呈上细下粗的圆管形，中间均有一对销钉孔，上端有三角形锥状刺，出土时管銎内残存木柄朽痕。标本M28：44，通长4.5、刺长1.5、銎长2.8、径1.8厘米，木柄残长50、粗径1.6厘米；标本M28：90，通长3.8、刺长1.6、銎径1.2厘米，木柄残长50、粗径1.3厘米（图三，1-3）。
1980年，在凤翔西村战国早期车马坑S1的车厢前面曾出土一件木质策柄，已朽，残长33、直径1厘米。其表面先涂以棕褐色漆作为底色，然后用红漆髹相间的带纹，带纹宽0.2厘米，上下带纹间距0.8厘米。策柄末端装有圆锥形铜配件，锋部较圆钝。长1.8、径0.25厘米。并套以骨帽，露出骨帽外有0.3厘米。柄首安有管状骨握手，握手以上1.5厘米处束有一环形骨箍，外径1.6、内径1厘米（图三，4）。
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内各出有一件完整的铜策，作竹节形，下端粗，往上逐渐变细，末端有一长0.9、径0.25厘米的尖锥，通体彩绘流云纹，通长分别为75、74.6厘米（图三，5、6）。与商代晚期策柄上的锥刺形配件相比，它们形体短小，且无弯钩。此外一号铜车还出一件无锥刺形配件的铜策，亦为竹节形，并通体彩绘流云纹，通长81厘米（图三，7）。
▲图三 东周秦代的錣策
1-3.韩城梁带村M18：2 2M28：44、M28：904.凤翔西村车马坑S1出土5-7.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出土
那么，这种策柄上的锥刺形配件应当如何定名呢?《列子·说符》：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许慎注：“錣，马策端有利锋，所以刺不前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钩饰在前，错錣在后，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錣贯之，马因旁出。”
《淮南子·修务训》：“今有良马，不待策錣而行；驽马，虽两錣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錣而御，则愚矣。”
高诱注：“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錣。”
由以上文献可知，策柄上的锥刺形配件古名“錣”，是用来刺扎驽马使其快速前行的，亦可用此驯服烈马。
錣策又名“笍”。《说文·竹部》：“笍，羊车驺箠也。箸箴其耑，长半分。”
段玉裁注：“善饰之车，驾之以犊，驰骤不挥鞭策，唯用箴刺而促之。……錣与笍音义皆同。”
▲表一 商周时期青铜策柄统计表
目前所知，商周时期的车马坑或墓葬中也出土了为数不多的无錣策柄，材质有竹木、青铜、象牙等。由于竹木腐朽难辨，而象牙材质又珍贵稀少，所见者以青铜为主（表一）。以往多数发掘者由于不明其用途，通常以“管状器”冠名。杨宝成先生认为它们是马鞭柄的观点是正确的。
根据造型特征，可将青铜策柄划分三型。
A型为中空的细长管状，一端有半圆形环钮，个别环钮或无，年代为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图四，1-10）。
B型作窄长条形，上端较宽，两侧各有一耳形饰，中间略弯曲，背面有一或二个横穿，下端作兽首形，双角突出且中空，年代为商末周初（图四，11-13）。
C型仅一件，介于A、B型之间，主体为中空的圆管，上端呈双耳外张的兽首头顶半圆形管钮，下端作兽首形，年代为商末周初（图四，14）。
此外，滕州前掌大车马坑M131的车厢内前面偏右侧还出土一件与C型相似的象牙质策柄（编号M131：13），长21.8、直径1.9厘米，年代约为商末周初（图四，15）。
▲图四 商周时期的策柄
1.殷墟西区AGM391：132.安阳大司空83M663：473.安阳郭家庄M1：54.安阳梅园庄95M41：325.安阳郭家庄M160：2156.岐山贺家村73M1：27.滕州前掌大M132：28.灵石旌介85M2：269.安阳太平庄M2 : 710.定州北庄子M5 : 3711-13、15.滕州前掌大M45：34、M40：15、M11：26、M131：1314.灵石旌介85M1：39
由表一可以看出，策柄经常与青铜弓形器相邻共出，前面提到的小屯M20、M40与M164亦存在此现象。
以前有学者相信弓形器乃是弓柲之说，认为A型管状铜策“似亦为弓箭辅助器，《韩非子·外储右》‘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此物端直中空，正可以纳杆使直，或是用作矫正箭杆的”。既然是矫正箭杆，则必须保证空管匀称平直。而目前所见多数的A型青铜策柄上下管径并不一致，两端较中间粗，用作矫正箭杆恐怕并不合适。
关于弓形器的用途，曾一度引起众多学者热议，意见纷呈。林沄先生认为它是系在御者腰带上、用来绊挂缰绳而解放双手的“挂缰钩”，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当然，也有学者推测它不应系挂于御者腰间，而是绑缚在车厢前面的栏杆上的。然而不管怎样，弓形器是用作绊挂缰绳的御马器，则已达成共识。策与弓形器作为晚商至西周早中期较固定的御马装备，使用时御者执策挞马前行，不使用时亦可挂于腰间。
孙机先生在研究秦始皇陵二号铜车出土的錣策时，曾列举古代文献指出“经典所记，鞭多用于人，罕用于马，故先秦、两汉之御车者一般并不挥鞭。所谓‘左执鞭弭’（《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等说法，乃是假殴人之具以箠马。唐以后，驱马才普遍用鞭，而装錣之策遂渐次隐没不见”。
也就是说，他认为先秦两汉的车御所执驱马之策应是不着鞭绳的。
前面提到，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上出土的二件錣策长达75厘米，若加上御者臂长，似乎不系鞭绳也可触及马臀，发挥策上錣锋的刺击作用。但是，对于上述发现的柄长均不足30厘米的无錣之策而言，即使御者向前探身再加上臂长，恐怕也难以触及马身。实际上，它们均应带有皮条或麻绳之类的鞭穗，只不过易于腐朽无法保存下来。以皮条或麻绳贯穿策柄的管銎或穿孔之中，一端外侧打结，另一端伸出管（或穿）外若干长度作为鞭穗，如此则无需系扎，方便实用。此外，管状策柄上的环耳亦可系鞭绳或腕绳（用以套在御者手腕上）。
放眼境外，与中国商代大体同时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十八、十九和二十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策柄，它们多与马车共存。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Carter）在埃及“帝王谷”发掘了第十八王朝第十二位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en，约公元前1334—前1325年在位）的陵墓。该墓保存基本完好，出土了木质和象牙质的策柄4件，器身两端表面分段相间包以金箔片、树皮鞣料或镶嵌宝石，装饰得非常华丽。
1号木质策柄长61.7、柄径1.3厘米，末端有管状銎口，象牙质球状柄首的顶面上有一银质盖帽，以银质销钉固定，销钉上的环用来系腕绳（图五，4）。2号象牙质策柄末端于鞭绳穿孔处折断，残长50.3厘米，策柄中部髹黑漆的平面部分刻有铭文，金质球状柄首上镶嵌玉石，顶面装有系腕绳的金环（图五，1）。3号木质策柄把手部分残缺，残长27.5、截径0.9-1.2厘米，末端有管状銎口，紧邻其下有一直径为0.3厘米的横穿用以系鞭绳（图五，2）。4号木质策柄长51厘米，末端装有青铜尖刺，紧邻其下有用来系鞭绳的横穿，策柄中部刻有铭文，并以白色颜料填充字口，大理石球状柄首（图五，3）。
值得注意的是，4号策柄末端的青铜尖刺，实际上就是上述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錣”，是用来刺马快速前行的。由此推测，1、3号策柄末端的管状銎口原来可能也装有如同4号策柄上的铜錣。
比其年代早些，在第十八王朝第八位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uthmosis IV)王陵的3号墓室中出土了一件以染色树皮鞣料装饰的策柄残段，策柄上带有红色的皮鞭。第九位法老阿蒙诺菲斯三世(Amenothes Ⅲ)的岳父宇亚(louiya)和岳母图宇(Touiyou)之墓中也发现了一件带有皮鞭、长39.6厘米的木质策柄，表面仿乌木髹黑漆，把手端则模仿象牙饰四条白线，中部刻有铭文。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二件木质策柄，其中一件发现于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ūt）神殿大道南部的一个工棚旁边，长45厘米，上粗下细，溜圆的末端下有一个纵向的用以系鞭绳的长方形穿，穿孔下刻有铭文，字口填以蓝色颜料，年代属于阿蒙诺菲斯三世时期（图五，5）。另一件出自底比斯一座名为宇梯阿蒙（Yoty-Amūn）持盾武士的墓葬中，长51.5厘米，黑色柄身上雕刻有精美花纹，近末端有一横穿用以系鞭绳，年代属于第二十王朝晚期或二十一王朝早期（图五，6）。
此外，在古埃及墓葬的壁画上也有描绘的鞭策。属于第十八王朝第七位法老阿蒙诺菲斯二世（Amenothes Ⅱ）时期的肯阿蒙（Ken-Amūn）之墓，其外厅西墙上的壁画展示的是臣民向国王奉献各类新年礼物的宏大场景，其中第三层左侧竖向排列有六件鞭策，它们均表现出顶端有 “錣”，其下系鞭绳，柄部两端分段装饰以及球状柄首，其中后三件的柄首下端还有用以系腕绳的环，右侧的铭文注明了其材质有黄金、象牙和乌木等（图五，7）；第七、八两层右侧各有一件錣策，它们与战车、剑、弓、箭箙等共置一处（图五，8、9）。这些壁画上的錣策特征与图坦卡蒙墓出土的实物完全吻合。
▲图五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墓葬出土与壁画描绘的鞭策
1-4.图坦卡蒙墓出土策柄 5、6.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7-9.Ken—amūn墓壁画上的鞭策
考古资料显示，中国晚商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錣策在形制和功能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处，如以木质为主，通长在50厘米以上，器身有包金箔、嵌玉石等装饰，利用錣锋刺马快速前行等。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晚商錣策上均有一个向外斜伸的倒钩，使其除了前刺之外，还有侧击的功能。倘若这种带倒钩的錣策仅仅用于马车上，似乎倒钩的设计有些多余。石璋如先生曾推测小屯M164之錣策“可能是骑马所用的策，与御车所用的策不同，其上不必有鞭穗，若有鞭穗应在翅（按：即倒钩）上箍下的部分”。果真如此，骑手挥策侧击马臀，正可以发挥倒钩的功能。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晚商是否已存在骑马术？
刘一曼先生指出，殷墟甲骨文中不仅有“多马”“多马亚”“马亚”“马小臣”等官职，也有用马队追捕羌人的卜辞，考古发现有些葬马坑内马嘴旁有镳或头上带羁饰，有些墓内随葬镳、衔、策等御马具，进而推测“商代晚期，因受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已出现了骑兵”。
有意思的是，近年在陕西甘泉阎家沟一座被破坏的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二件形制完全相同的圆雕铜马，马背上有类似马鞍的椭圆形背垫，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可供骑乘的鞍马形象（图六）。
▲图六 陕西甘泉阎家沟出土晚商青铜马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西方（无论欧亚草原还是西亚）马的驯化与马车的发明远比中国早，中原最早的家马与马车是通过中国西北从西方传播过来的。
大约公元前二千纪末期，伴随着游牧的形成，欧亚草原开始出现骑兵。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骑兵是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的事，中原商周王朝是否形成了正规的骑兵兵种，目前尚无确切的证据。不过由甲骨文和相关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晚商时期不仅设立专门管马的机构，拥有成套的御马设备，也掌握了比较成熟的驯马技术。即使它们主要应用于马车，并未产生用于战争的骑兵，但少部分马匹用来骑乘则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上述晚商钩錣之策不仅可为车御所执，利用前端直刺马臀，也能为骑手所挥，利用倒钩侧击马臀。
来源：文博山西 消息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南丽江
论文｜井中伟 原载于《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图｜动脉影 井中伟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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